《紅樓夢》的價值取向及其文化學意義
《紅樓夢》既是中國文化的產物，也是中國文化的載體，是中國民族文化一定發展階段的標誌。人們常常借助於《紅樓夢》來認識中國封建社會的園林建築、飲食習慣、民間習俗、政治風雲、家族制度、家庭關係、宗法觀念、價值觀念、心理狀態、生活方式、道德風尚， ……《紅樓夢》因此而被人們譽為「中國封建社會的百科全書」。這本「百科全書」，其實就包含著中國封建社會末期文化的一切顯形狀態和隱形狀態。《紅樓夢》的藝術魅力或許正來自於它具備著中國文化的豐富內涵，影響了從近代歷史到現代歷史上許許多多讀者的行為、心理、情感，形成中國文化發展中的一種獨特的精神文化現象。
一
曹雪芹生活的時代是一個文化斷裂的時代，是明清文化斷層的晚期，中國即將走出漫漫的中世紀的長夜時黎明前最黑暗的階段，是從中世紀的文化專制與文化封鎖走向近代化的文化變遷的歷史交替之際。在曹雪芹所生活的時代前後300年間，中國的封建王朝伴隨著閉關鎖國的國策，實行著瘋狂、殘酷的文化專制與文化鎮壓，造成了明末至清代中葉的文化斷層。就在這樣一個文化斷層時期，封建王朝不僅扼殺了中國文化發展的活力與生機，甚至也摧殘了民族文化的生存機制，禁錮了一切發展與更新傳統文化的思想。在曹雪芹「淚盡而逝」之後不到30年出生的清代著名思想家龔自珍，便對中國走出中世紀前夕的死寂氣氛作出了「 衰世」的判詞，他描繪那個時代是「左無才相，右無才史，閫無才將，庠序無才士，隴無才民，附圖 (連結)無才工，衢無才商；抑巷無才偷，市無才駔，藪澤無才盜；則非但鮮君子也，抑小人甚鮮。」１這段話很容易使人聯想到《紅樓夢》開頭「冷子興演說榮國府」中對賈府的概括：「誰知這樣的鐘鳴鼎食的人家兒，如今養的兒孫，竟一代不如一代了」，「安富尊榮者盡多，運籌謀畫者無一，其日用排場費用，又不能將就省儉。如今外面的架子雖未甚倒，內囊卻也盡上來了」。龔自珍說這段話的時候，上距曹雪芹「四十年華付杳冥」還不到一個世紀，因此甚至完全可以說，曹雪芹的死也像龔自珍所說的，是那個世道用「戮其能憂心，能憤心，能思慮心，能作為心，能有廉恥心，能無渣滓心」２的殺人不見血的軟刀子殺害的結果。當時，龔自珍已預感到「亂亦竟不遠矣!」果然，在他說這番話的20多年之後，帝國主義就裹挾著所謂西方文明，以軍艦、大炮、洋槍作先導，野蠻地來敲中國緊閉著的大門了。延續了三、四百年封鎖與閉關狀態終於結束，不得不被動地接受西方文化的衝擊。
在這樣一個文化斷層上，經過有限的進口通商渠道，西方物質文化已開始源源流入中國。就在《紅樓夢》中，王熙鳳同趙嬤嬤回憶起當年接駕的盛況時，就借題發揮地炫耀說：「那時我爺爺專管各國進貢朝賀的事，凡有外國人來，都是我們家養活。粵、閩、滇、浙所有的洋船貨物都是我們家的」。而在大觀園裡，也隨處可見來自西洋的自鳴鐘、穿衣鏡等奢侈豪華的裝飾品，賈寶玉屋裡的穿衣鏡上還裝有「西洋機括」，他身上穿的孔雀裘，也是用舶來品俄羅斯國的「雀金呢」製作的。這起碼說明，生活在封建中世紀的達官貴人，也並不排斥西方物質文明，並且接受了西方物質文化的濡染。然而遺憾的是，我們無法證明，隨著西方物質文化的紛至沓來，是否同時帶來了西方的精神文化——他們的社會意識以及他們的價值觀念、思維方式、生活方式、行為方式，更無法確證這些精神文化對大觀園中的「富貴閒人」賈寶玉是不是產生了積極的直接的影響。甚至也無法斷言，在明代中後期，城市經濟的繁榮、工場手工業的發展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萌芽——以曹雪芹的祖父與父輩所任的江寧織造這一官職而言，肯定與當時南方的許多大型手工操作的工場作坊有著密切的聯繫，而正如恩格斯所說，「工場手工業在一定發展階段上曾經和封建的生產秩序發生衝突」３——這些新的社會因素經由什麼渠道、在多大程度上影響了曹雪芹，並使他筆下的賈寶玉等人物具有鮮明的個性解放思想。但是，就《紅樓夢》的形象體系本身而論，便已透露出那個文化斷層上的初露端倪的文化衝突的消息，即在文化的強制與反強制的衝突中個人的心理躁動和情緒苦悶。
在曹雪芹的時代，從表面上看，清王朝還保持著泱泱大國的氣派，尤其是康熙、乾隆兩朝，在位都達到一個甲子，「乾嘉盛世」的表面繁華，更給人以江山「固若金湯」的印象。然而由於文化禁錮和思想鉗制的結果，清代的中國文化已失去了生氣勃勃的漢唐氣魄，甚至也缺少宋元文化的境界和明代文化的率真性格。清代中葉興起並愈演愈烈的文字獄，更造成了人們膽戰心驚、如履薄冰的文化心態。《紅樓夢》一開頭，曹雪芹就一再表白：「此書不敢干涉朝廷。凡有不得不用朝政者，只略用一筆帶出，蓋實不敢以寫兒女之筆墨唐突朝廷之上也」，「……雖一時有涉於世態，然亦不得不敘者，但非其本旨耳」，「雖有些指奸責佞貶惡誅邪之語，亦非傷時罵世之旨；及至君仁臣良父慈子孝，凡倫常所關之處，皆是稱功頌德，眷眷無窮」。
其實，在曹雪芹所經歷的康、雍、乾三世，清政府的統治已經暴露出了它的衰朽的本質，封建君主的專權和封建吏治的腐敗相輔相成，使整個社會出現了道德觀念的淪喪和道德秩序的崩潰，一部分思想家和有識之士，在深層文化意識中產生了騷動的危機感，他們面對封建文化專制的惡果，無不表現出深深的迷惘和沉重的痛苦。當曹雪芹借冷子興之口來形容賈府「如今外面的架子雖沒很倒，內囊卻也盡上來了」的頹勢時，我們已不能不感到鬱結在他心中的那種沉重的歷史危機感。而出語尖刻的探春面對那一群抄檢大觀園的娘子軍所說的：「可知這樣的大族人家，若從外頭殺來，一時是殺不死的。這可是古人說的，『 百足之蟲，死而不僵』，必須先從家裡自殺自滅起來，才能一敗塗地呢!」這又何嘗不是曹雪芹對那個道德淪喪的社會的判詞!? 封建道德觀念的淪喪和道德秩序的崩潰，導致了曹雪芹對那個「天崩地解」的封建社會的懷疑和對封建文化傳統的反省與批判，他借《紅樓夢》來表達自己新的價值觀念，重建起有別於封建文化傳統的價值體系。在中國古典小說中，除《水滸傳》外，能以自己的價值觀念和價值體系影響幾代人，代表著一種全新的文化模式，當以《紅樓夢》為最。曹雪芹所身歷的康雍乾三朝，是清代文字獄的盛極時期，整個思想界呈現一片暗啞的狀態。然而就在《紅樓夢》中，曹雪芹借賈寶玉的形象對封建傳統文化作出了深刻的批判。他認為，「除了四書，杜撰的也太多呢」，「除了明明德外就沒書了，都是前人自己混編纂出來的」，這裡所表露的批判鋒芒是有所保留的，但在清代文網的嚴酷籠罩下，寫下這些尖銳鋒利的話語，該有著多麼勇敢的精神。正是由於對封建正統文化採取了這種反叛的態度，才使他不屑和鄙棄封建統治階級為文人學士所設計和指定的人生道路，把追求科舉功名的人視為一群「鬚眉濁物」、「國賊祿蠹」，把別人勸他留心仕途經濟的話說成「混帳話」，這都表明，《紅樓夢》提供了一種嶄新的價值取向。
就其大者而言，它包含著對封建皇權的大膽懷疑、對封建統治思想支柱理學的批判、對科舉制度、宗族宗法制度、婚姻制度、封建倫理綱常的尖銳抨擊，這些都已經成為中世紀漫漫長夜中文化覺醒的先兆。儘管曹雪芹在批判中不免時時流露出懺悔和愧怍——如他在第一回所表達的「愧則有餘，悔又無益，大無可如何之日也。當此日，欲將已往所賴天恩祖德，錦衣紈褲之時，飫甘饜肥之日，背父兄教育之恩，負師友規訓之德，以致今日一技無成、半身潦倒之罪，編述一集，以告天下」，但卻可以看出，這是在文化斷裂期尋求不到出路、無法獲得解脫的時代苦悶的標誌，也是在思想迷惘和精神痛苦中陷入時代危機的兩難境地和矛盾心態的必然表現。 「悲涼之霧，遍被華林，然呼吸而領會之者，獨寶玉而已」４。我們又何嘗不可以說，生活在清代嚴密文網之下的曹雪芹，也「呼吸而領會」到了中國封建主義的思想與文化走向末日的陳腐氣息和新的思想和文化必然誕生的前兆預感。魯迅說：「自有《紅樓夢》出來以後，傳統的思想和寫法都打破了。——它那文章的旖旎和纏綿，倒是還在其次的事。」 ５就《紅樓夢》所提供的價值取向而論，稱曹雪芹是文化覺醒的前驅者，應當是當之無愧的。
二
當賈寶玉還是個襁褓中的嬰兒，亦即他還只是個「自然人」的時候，他便已經置身在封建正統文化的氛圍之中，開始了社會化的過程。《紅樓夢》第二回寫道：「到週歲時，政老爺試他將來的志向，便將世上所有的東西，擺了無數叫他抓，誰知他一概不取，伸手只把些脂粉釵環抓來玩弄，那政老爺便不喜歡，說將來不過酒色之徒，因此不甚愛惜」。「抓周」，是中國的一種民間習俗，用嬰兒喜愛玩弄什麼來預測他未來的命運和志向，自然是荒唐的，然而從社會學、文化學的觀點來看，這一習俗卻體現了社會、家庭尤其是父母對於一個人的角色期望。對賈寶玉這個出生於「詩禮簪纓之族」的貴族公子來說，家庭和社會自然要求他通過讀書應舉，走「仕途經濟」的道路。況且在這個有著顯赫勳業的家族裡，本不是很困難的事，這就如同賈赦所說的，「想來咱們這樣人家，原不必寒窗螢火，只要讀些書，比人略明白些，可以做得官時，就跑不了一個官兒的」。他的父親在他進家塾讀書時特別交代：「 什麼詩經、古文，一概不用虛應故事，只是先把四書一齊講明背熟，是最要緊的」，無非也是要他將來以科舉作為進身之階。封建貴族的家庭出身，封建社會為貴族子弟所限定的生活方式和人生道路，這些都成為賈寶玉所處的文化環境，向他施加形形色色的文化制約。雖然「文化本身是限制個人行為變異的一個主要因素」６，但個人出於生命本能的欲求、出於個性發展的內在慾望以及所受的新的社會思潮的影響，總會與自身的文化環境產生衝突，所以，從另一方面看，「並不因為存在著社會或文化強制，個性就一定不能與之共存。文化強制通常是在接近許可行為界限時才表現得最為強烈。這樣，通常總有一個較寬廣的行為範圍，個人可以在這個範圍內發展他獨特的個性。而且，個人也並不總是屈服於多數人的願望的」７。封建正統文化為這一社會中的青年限定了行為方式、行為規範，形成了特定的文化強制。只要接近或超出這一文化環境所許可的行為界限，文化強制就顯得十分強烈了。這就如同賈母可以容忍賈璉淫亂，卻容不得年輕男女的戀情一樣，表明了那個社會為維護家族宗法制度的威嚴所設下的「男女之大防」，便是給人劃定的一個行為界限。然而，這道精神藩籬並不能扼殺大觀園內外的那些男女青年的春心萌動，顯示了個人與文化之間的衝突。賈寶玉形象的文化學意義就在於，他以其對所置身的文化環境的叛逆，觸動了中國正統文化的一系列最普遍也是最核心的觀念：價值觀念、倫理觀念、性愛觀念、生命觀念、審美觀念……，體現出了一種新的人生價值取向，集中地反映出中國封建正統文化漸趨衰敗之際，發生在沒落的貴族階層中的價值觀念的異動和價值體系的重整。而處於文化深層的精神文化的這一變異，一方面透露出了當時人們探求人生道路和社會理想時的苦悶，另一方面卻未嘗不是中國傳統文化所具有的內在活力的生動標誌。人生價值觀念的變化是構成《紅樓夢》的個人與文化衝突的主要內容。
當社會與家庭早已為賈寶玉設計了生活理想並劃定了人生道路時，賈寶玉卻並不熱衷於這樣的金榜題名、光宗耀祖的人生追求。「潦倒不通庶務，愚頑怕讀文章」，他不僅不把仕途經濟當作自己的最高理想，甚至連書也不想讀。他搬進大觀園以後，每日過著「描鸞判鳳，斗草簪花」的幽閒富貴的日子，就已經「心滿意足，再無別項可生貪求之心」，以致還勸探春不必為家庭內部的糾紛煩惱：「我常勸你別聽那些俗語，想那些俗事，只管安富尊榮才是……我能夠和姊妹們過一日是一日，死了就完了」。甚至在這樣青春的年華，他卻常常產生一種生命的厭倦感：「 死後要化灰化煙，再不托生為人了」，「自此，再不要托生為人，這就是我死得其時了」。通常人們只看到賈寶玉在這些言詞間流露出來的悲觀厭世、消極頹廢的一面，卻沒有看到他在文化強製麵前對生命自由的欲求以及這種欲求無法實現的精神苦悶，是對無個性的人生價值的厭倦。他在這種價值的失重中只能把自己的人生價值放在現世的「安富尊榮」和來世的不再托生為人上。這種爭取個性權利和個體生命欲求的人生價值取向，正是對封建正統文化的共性原則和群體至上觀念的一種變態的反叛。賈府上下給他起了個「混世魔王」的綽號，就表明賈寶玉對社會所給定的人生價值的嘲弄和社會對他的人生價值取向的否定。從行為方式上看，賈寶玉也經常與他所處的文化環境發生激烈的衝突。他在大觀園的女兒世界裡廝混，整天同那些小姐、丫頭、女伶、女尼接觸，「無故尋愁覓恨，有時似傻如狂」 ，與當時的世家子弟迥異其趣。他唾棄功名利祿，因此也就不願與那些自命風雅的官紳文人交往，當史湘雲勸他「該常會會這些為官作宦的，談講談講那些仕途經濟的學問」時，他大覺逆耳，立刻摜下臉來：「姑娘請別的屋裡坐坐罷，我這裡仔細腌臢了你這樣知經濟的人! 」薛寶釵也這樣勸過他，他「咳了一聲，拿起腳來就走了」。須知中國封建社會的士大夫們素來講究「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並已經融入了他們的生活方式和行為方式，賈寶玉的行為便不能為當時的常人所能理解了。
與此相對照的是，在姑娘丫頭們面前，他卻是俯首貼耳，甚至為她們熬胭脂、梳頭，為他們瞞贓擔待，乃至有喜愛吃丫頭嘴上的胭脂的怪習，而到了妙玉的櫳翠庵，就更是低三下四。但是，賈寶玉這樣的行止，卻又並不是象賈珍、賈璉那樣的拈花惹草，尋花問柳，而只是為了表達純潔真誠的情感，這就令賈府的統治者們大惑不解。比如賈母就對人說過：「我也解不過來，也從未見過這樣的孩子。別的淘氣都是應該的，只他這種和丫頭們好卻是難懂。我為此也耽心，必是人大心大，知道男女的事了，所以愛親近她們。既細細查試，究竟不是為此，豈不奇怪。想必原是丫頭錯投了胎不成。」 在只有門前一對石獅子是乾淨的賈府，淫亂是正常的現象，這就難怪賈寶玉的純真情感要被視為怪異了。同時，他在賈府的外面也只是喜歡結交琪官、蔣玉菡、柳湘蓮這樣的優伶，甚至在遭到賈政的一頓毒打之後，也還表示「我便為這些人死了，也是情願的」。他對自身的社會角色的履行，與家庭、社會對他這個貴族公子的文化規範和角色期望始終大相逕庭，他的行為方式正是社會文化變遷前夜價值觀念變異的一種徵兆。值得注意的是，在賈寶玉的價值觀念體系中，有一個帶有很強的個體特徵的價值尺度，這就是他經常掛在嘴上的名言：「天地間靈淑之氣只鍾於女子，男兒們不過是渣滓濁物而已」 ，「女兒是水做的骨肉，男人是泥做的骨肉。我見了女兒便清爽，見了男子便覺得濁臭逼人 」。作為一種價值尺度，這顯然是經不起生活的檢驗的，然而，在奉行男尊女卑陳腐觀念的封建社會裡，提出這樣的價值尺度，該有著怎樣駭世驚俗的效果。而且，他還根據這一尺度，否定了與此相關的封建社會的一切文化觀念，諸如等級觀念、道德觀念、倫理觀念、婚姻觀念……並以性愛問題上的自由選擇作為一種新的行為模式，衝擊著以宗法觀念為核心的封建文化制度，使《紅樓夢》在文化層面上進入了中國人的近代社會生活，成為我國近代精神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對近代文化觀念的生成與重建發生潛在的影響。這也是很自然的事，因為按照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在任何社會中，婦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８。曹雪芹以婦女地位、男女性愛為中心的文化觀念，事實上也開了近代婦女解放運動的先河，進而推動整個社會價值體系的重整和新的文化觀念的建立。
一部文學作品，能在普通的群眾中得到廣泛的流傳，自有其深刻的文化原因。當《紅樓夢》還只是以抄本的形式流傳於坊間時，京都就有「開談不說紅樓夢，讀盡詩書也枉然」的美譽，把讀《紅樓夢》看得比讀一切經書更重要。而且，在嘉慶初年，還出現了「遍於海內，家家喜閱，處處爭購」的現象。這只能說明，《紅樓夢》作為一種精神文化現象，獲得了讀者廣泛的價值認同，讀者從其中找到了文化觀念上的契合點。眾所周知，在清代的嚴酷的文化禁錮中，《紅樓夢》曾經遭到查禁的命運。如果僅僅看到其中有一些暴露貴族子弟淫亂行為的細節，以致被封建統治者視為洪水猛獸，則是一種皮相之論。從文化學意義上看，這一現象深刻地說明，這部偉大的作品在當時的文化氛圍中，提供了一種價值觀念上的參照系，深深地觸動了中國文化的深層觀念。書中所表現出來的對安富尊榮的生活方式的厭倦，對仕途經濟的人生道路的唾棄，對溫厚賢淑、穩重和平的女子規範的否定，對立足於感情相投的心上人的迷戀，因淡化了森嚴等級而對丫頭們的同情，這些都從思維方式、行為方式、情感方式、生活方式等方面動搖了封建文化的觀念體系。而在封建末世的文化禁錮中，中國的普通人民群眾正是在《紅樓夢》中找到了異於正統文化觀念的人生理想和價值尺度，找到了衝出封建末世精神禁錮的文化觀念上的突破口。即使象宗室出身的永忠，在讀了《紅樓夢》以後，也賦詩擊節感歎：「都來眼底復心頭，辛苦才人用意搜。混沌一時七竅鑿，爭教天不賦窮愁。」他還特別強調讀《紅樓夢》時的感受：「不是情人不淚流」。這些都表明曹雪芹寫出的是在封建末世的文化衰頹時那種普遍的精神苦悶感，那種因文化與個人的激烈衝突所導致的反省意識和文化覺醒。曹雪芹在《紅樓夢》中發出「無才可去補蒼天，枉入紅塵若許年」的慨歎，以往論者多從政治的角度去評論他希圖對已經行將坍塌的清帝國大廈補苴罅漏，以挽救其滅亡的厄運。
然而，如果從文化層次上看，曹雪芹卻是在已經感覺到傳統文化衰頹之勢的同時，苦於找不到一種可供選擇的新型文化，只能同明清時代的一切思想家那樣，在傳統文化內部尋找自我更新的思想素材來進行文化重構。他在封建末世的文化禁錮中已經隱隱感覺到文化變遷的先兆，預感到一個文化更新時代的即將到來。只不過他還沒有能像他身後一個世紀的思想家們那樣去「睜開眼睛看世界」，而只能從傳統文化內部探求中國文化更新的機制。當然，曹雪芹還不可能從時代的經濟發展、從新的階級力量的形成中去理解賈寶玉形象的文化意義。但是，他十分深刻地理解並十分巧妙地解釋了賈寶玉形象的文化背景。在他看來，像賈寶玉這樣的作為文化變體的個人，不過是「正邪兩賦」之人，他既是「清明靈秀之氣所秉」，又為天地邪氣之所賦，「上則不能為仁人為君子，下亦不能為大凶大惡」，「若生於公侯富貴之家，則為情癡情種；若生於詩書清貧之族，則為逸士高人」。換句話說，他既不是封建制度的護法神，也不是封建制度的掘墓人，新興社會制度的助產婆，而只是一些追求個性自由的變體文化的代表。
曹雪芹為了說明出現賈寶玉這樣的人物的合理性，列舉了古代歷史上所出現的幾十個被視為「異端」的人物，這就表明他充分意識到賈寶玉是在中國封建社會中一直與正統文化相頡頏的另一種變體文化所孕育的結果。在他的身上，我們可以看到這種超出於宗法制度和倫理精神的封建正統文化之上的一種人性的自由與解脫，是發生在封建末世的不可抗拒的文化變遷的前奏。發生在賈寶玉身上的這種文化變異，實際上是曹雪芹在自身經歷中經受了再社會化的結果。所謂再社會化，「是使個人改變以前的價值標準和行為規範，建立起新的、符合社會要求和形勢需要的價值標準和行為規範，確立新的目標的過程。」９而這種再社會化過程，通常又是在強大的壓力下進行的，它「意味著個人要與自己的過去決裂，將截然不同的規範和價值標準內化」十。曹雪芹作為貴族世家子弟，也曾有過「錦衣紈褲之時，飫甘饜肥之日」，然而清王朝高壓政治下的家庭動盪，把他拋入北方平民的亞文化圈之中，使他的文化意識具備了南方新的生產力的影響、北方平民自由不羈的個性和中國傳統的變體文化的熏陶三位一體的特點。「燕市哭歌悲遇合，秦淮風月憶繁華」，正是這樣巨大的變故，打破了他內心的平衡，才使他有可能重新審視封建正統文化，並在此之上萌生起新的文化價值觀念，從而產生對封建正統文化框架的整體批判意識。而這種批判固然是封建正統文化的一曲輓歌，卻又何嘗不是對重建中國文化的一種深沉呼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