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八一年前後「評紅熱」論爭的再探討
關心紅學界現狀的人都知道，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紅學這個領域的思想解放，一直是步履維艱，至今還遺留著不少尚未分清是非的「理論積案」的。八一年前後關於「文革」中「評紅熱」的論爭，就是這樣的「理論積案」之一。當時，雖然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六中全會的《歷史決議》已經發表，但「凡是」思想仍有頗大市場，因而這次討論實際上並未充分展開。如果對這個問題的是非搞不清楚，就會影響紅學研究的深入發展。為此，本文準備對「 評紅熱」論爭的是非，重新來作一些探討。
一
一八一年前後的那次論爭，是圍繞著劉夢溪同志在《紅學三十年》一文中對「文革」的「評紅熱」採取了有所肯定和曲意回護的態度和論點而展開的１。論爭的實質是「凡是」觀點的堅持者和反對者的論爭在紅學界的反映。這不僅是一個學術是非問題，也是一個理論是非問題。因為這和是否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看法密切聯繫在一起。劉夢溪同志在「文革」的「評紅熱」期間發表過一系列文章２，是「評紅熱」的主動積極的參加者。對此人們並未提出批評。但是，他的《紅學三十年》一文，不僅對「文革」中的「評紅熱」堅持著他「文革」時期「評紅」文章的基本論點，而且對當代紅學史上許多重大問題發表了不少似是而非的見解。他的論文集《紅樓夢新論》中所反覆堅持和發揮的「政治歷史小說」、「總綱」說、「掩蓋」(「雍正奪嫡」)說等，正是「評紅熱」中流行的論點。因此，他的許多基本論點引起紅學界的批評和爭論，是必然的和不可避免的。問題在於，他對「文革」中的「評紅熱」的基本論點是錯誤的，他的基本態度和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 」的精神是背道而馳的。這裡可以先來看看下列事實。
第一，關於對「文革」中「評紅熱」的提法和態度。《紅學三十年》和《書後》的提法是：文革(或文化大革命)中的評紅運動。而一般學者對於「文革」及「評紅熱」，即使使用同樣的詞語和概念，也要加上引號，當作反語來使用。當時，丁、傅、王、方等同志的文章都是這樣做的。然而，在劉文中卻作為正面意義來運用，而且充斥全文。劉同志是已有二十年紅學研究歷史的專家，因此，讀者完全有理由根據他這樣的文字處理作出判斷：這正反映了他對「文革」與「評紅熱」的有所肯定和曲意回護的態度和那種依依不捨的留戀情緒。當然，《三十年》也不得不承認梁效之流的「有些文章」矛頭指向周總理，但作者對這些陰謀紅學的「文章」僅僅說成是「陰陽怪氣；王顧左右而言他，看不出有任何研究《紅樓夢》的誠意 」。不是有意開脫罪責，至少也是曲意維護。
第二，《三十年》對「文革」的「評紅熱」，除了盛讚其「空前」的「群眾性與廣泛性」 之外，還說：「首先，就廣大群眾來說，他們參加這次評紅運動，是試圖用毛澤東同志闡述的關於《紅樓夢》的觀點，來研究和分析這部古典文學名著，特別著重對這部書的思想內容作分析，肯定《紅樓夢》不是一般描寫愛情的小說，而是具有深刻的政治內容和政治寓意的作品，這是應予肯定的，它對推動《紅樓夢》的研究有一定意義。」(著重號引者所加，下同)這不但曲意拉出被「運動」的「廣大群眾」來為「評紅熱」貼金，混淆這一政治陰謀的性質；而且字裡行間流露的正是對「評紅熱」的肯定和回護感情。
第三，《三十年》說：「其次，就一部分古典文學工作者來說，在『四人幫』砸爛傳統、摧殘學術文化的反動政策之下，長期以來不能從事研究工作，他們趁毛澤東同志肯定《紅樓夢》的機會，通過這部書做點文章，不能說沒有一定寄托的性質。」這裡，作者雖沒有具體說明「寄托」什麼，但從這段文字的語意看來，恐怕只能是「寄托」著不滿「四人幫」的「 砸爛傳統……的反動政策」吧!果如此，那豈不是等於說，「四人幫」雖然「砸爛傳統…… 」，但又搞起了「評紅熱」，從而使「長期以來不能從事研究工作」的「一部分古典文學工作者」可以藉著「評紅熱」中「毛澤東同志肯定《紅樓夢》的機會」來寫文章「寄托」著對 「四人幫」的不滿?這不是等於說「評紅熱」還有可以肯定的一面嗎? 總之，劉夢溪同志的兩篇文章對「文革」中的「評紅熱」有所肯定和曲意回護，白紙黑字，確確鑿鑿，無論怎樣辯解，都是否認不了的。至於張文、周文、趙文和《紅學爭鳴報道》中那些曲意回護劉夢溪同志的論述中所流露出來的相似的論點，也同樣是不正確的。
二
可能有人要問：「文革」中的「評紅熱」一點值得肯定的東西都沒有嗎?那是不是違反一分為二的觀點?如果一點都不值得肯定，那麼在當時怎麼能出現一些紅學研究的成果? 回答這些問題要對當時討論中的某些論點作番分析。《三十年》說：「歷史的發展是曲折而又矛盾的。『四人幫』時期掀起的『紅學熱』，究竟是壞事還是好事?就他們歪曲《紅樓夢》、甚至妄圖把紅學研究納入篡黨奪權的軌道來說，這是壞事；而就學術文化淪於荒蕪的情況下，《紅樓夢》研究仍然引起人們的重視，並得到了真實的收穫這點說，又是好事。」 這段話，既可看出作者對「評紅熱」的某些肯定，也可發現他似是而非的紅學觀點。
第一，文中說「評紅熱」既「是壞事」，「又是好事」，這大概就是「一分為二」的「兩點論」吧?但是，事物是極為複雜的，並不是任何事情都可以隨意套上這個模式。錯誤就是錯誤，不能因為人們從錯誤中總結出教訓，將來有可能使工作做出成績，就淡化了錯誤的實質和嚴重程度。毛澤東同志所闡述的壞事能夠變成好事，就是這個道理。這裡面，不但應該注意空間，尤其應該注意時間，不能把壞事將來可能變成好事，說成壞事現在就包含著好事；這不是辯證法，而是詭辯術。因此，「文化大革命」包括作為它的組成部分的「評紅熱」 ，就是禍，就是錯誤，就是壞事，決不能打折扣，用一分為二去回護。胡耀邦同志曾說：「 文化大革命」沒有什麼正確的，沒有什麼積極作用，都是消極的東西，「如果說有積極因素，那就是我們從錯誤中間學到了一些東西，從這一點來說，現在變成了好事。」這個「現在」 ，指的是「文革」結束若干年之後，而不是若干年之前的「文革」有什麼好事。這段話，對於「文化大革命」以及「文革」中的「評紅熱」都完全適用。
第二，劉文中提出的「『四人幫』時期掀起的『紅學熱』，究竟是好事還是壞事?」這是一個完整的句子；後半句的疑問的根據，就是前半句所敘述的事實，而那事實是被作者歪曲過了的。這包含兩點：
一，說「『四人幫』時期掀起的『紅學熱』……」，本來「掀起」陰謀紅學的是「四人幫」，但加上「時期」兩字，就變成「……時期掀起……」，那麼，「掀起」的罪過就不在「四人幫」，而在於那個特殊的歷史時期了。而這個「時期」有的學者對 「四人幫」的倒行逆施是抵制的，他們搞出了紅學研究成果(如王朝聞同志的大著《論鳳姐》)，但這決不是「四人幫」掀起「評紅熱」的成績；
二，劉文用了一個「紅學熱」的特殊字眼，而我們都習慣說是「評紅熱」，「評紅」就是「評論《紅樓夢》」，它是不能包括紅學考證等成果的；而作者用「紅學熱」一詞就既可包括評論，也可包括考證、校勘、訓詁等等。因此，有了上面的「時期」，再加上這裡的「紅學」，就可以把這「時期」的所有「紅學 」家在抵制(包括在「地下」狀態中進行研究和「我行我素」的消極抵制等)「四人幫」過程中所寫出的考證、校勘、訓詁等一切紅學成果，都記在「四人幫」發動的陰謀紅學—— 「評紅熱」的功勞簿上了。弄清楚了這兩個問題，我們就可以看到，由於劉同志始終想系統堅持「文革」中的「評紅熱」時期流行的論點，所以在他的《三十年》和《書後》以及其他的專著和文章中，不得不閃爍其辭地對「評紅熱」作了難以自圓其說的種種回護和肯定。
三
為了清除「文革」中「左」傾錯誤在紅學界的不良影響，必須徹底否定「文革」中的「評紅熱」；而為了徹底否定「評紅熱」，又必須弄清「四人幫」垮台後「凡是」觀點在紅學界的反映和影響。這就有必要繼續弄清當時討論中一個至今未解決的現代迷信問題。《書後》說：「……粉碎『四人幫』以後的今天，現代迷信已經基本破除了」。趙文也說：「《紅樓夢》研究中的現代迷信，可以說已基本上破除了」。但這並不是事實。《三十年》、《書後》、趙文和回護劉夢溪同志論點的張文、周文以及《紅樓夢學刊》「爭鳴報道」的存在，就說明這個問題並未解決。如《書後》說：「這幾年對毛澤東同志的關於《紅樓夢》的一些觀點，加以全盤否定的文章和講話是很多的，甚至有的連作為《紅樓夢》研究的一說也不承認，只有全部抹煞，說得一無是處，才感到快意。我認為這是一種不正確的形而上學的態度和方法，對新時期的《紅樓夢》研究是有害的。」在《三十年》中作者已經說這是「 一種傾向」了；再加上「有害」，問題便更嚴重了。不過，如果說劉夢溪同志對此還只是泛論的話，那麼，趙乃初同志就加以「坐實」了。他說：「現在又有人對毛澤東同志的紅學觀點採取全盤否定的態度，甚至象傅繼馥同志那樣，逐條、逐字、逐句地加以批判，說得一無是處，這不也是在走極端嗎?」「傅繼馥同志在文章中流露出，很不願聽從一個極端跳到另一個極端這句話，其實這句話的針對性是很強的，包括傅繼馥同志本人，就有這方面的具體表現，例證，就是他對毛澤東同志的紅學觀點所採取的批判態度和批判邏輯。」這裡，只請大家注意那些筆者所加的著重點，就夠怕人了!然而這些說法恰恰證明「現代迷信」沒有「 基本破除」，「凡是」觀點在紅學界還有一定的反映。更有甚者，張春樹同志的文章中竟這樣說：「『第四回為綱』、『政治歷史小說』、『談情掩蓋政治鬥爭』等等，今天允許批評，也仍然允許贊同，但是卻不允許為了否定『第四回為綱』，就否定第四回在全書的重要意義，更不允許把第四回說得一無是處，不允許否定《紅樓夢》中深刻的政治寓義。」這裡一連用三個「不允許」，不但把他自己虛晃一筆的「允許批評」否定無遺，而且連《紅樓夢》是否真有「政治寓意」、作品中某一回書的「意義」的輕重，「是處」的有無，也一律「不允許」討論。真是專橫武斷到極點了。六中全會的《歷史決議》早已指出：「我們在國內進行了反修防修運動，使階級鬥爭擴大化的迷誤日益深入到黨內……。這樣，黨就很難抵制毛澤東等同志提出的一些『左』傾觀點，而這些『左』傾觀點的發展就導致了『文化大革命』的發生和持續。」既然毛澤東等同志有過「導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左」傾觀點，那麼，為什麼毛澤東同志在「文革」期間的評《紅》談話(就算是經過核實無誤的評《紅》談話)就不會反映了他的「左」傾觀點呢? 如果談話確是反映了他的「左」傾觀點，人們為什麼不能加以否定呢? 究竟劉夢溪同志是真正熱愛毛澤東同志的傳說中的評《紅》談話，還是因為這些談話就是劉夢溪同志幾十萬字紅學著作所要「解」的「經」?恐怕癥結正在後面。如果這些「經」的真實性或理論價值受到懷疑，那他的幾十萬字的紅學「經解」就要失去理論支柱而垮下來，所以才拚命維護談「紅」講話的真理。但無論如何，反映在紅學界的現代迷信、「凡是」觀點，是必須堅決加以摒棄的；否則，就會因為思想包袱沉重而難以發展、突破和起飛。
四
這裡，還有一個問題要說清楚：現在再來評論「文革」中的「評紅熱」問題，是不是糾纏歷史舊帳?是否和對歷史問題宜粗不宜細的方針相一致? 按筆者的理解，研究處理歷史問題，不要糾纏於細枝末節；但對大的問題，一定要經過深入細緻的分析研究，堅決弄清，這是符合宜粗不宜細的方針的。就「評紅熱」來說，相對於整個的「文化大革命」，還不算是一個很大的問題；但就「評紅熱」本身來說，無論是性質、範圍、後果和影響，都是十分嚴重的。這裡試引一個邊遠省份——廣西壯族自治區蒙山縣師範學校教師李輔基同志寫的一段材料來看看：以我親身經歷的事實來說吧。當時現代迷信盛行，左傾思想氾濫，形而上學猖獗，「四人幫」控制了全部宣傳機器。所以，「四人幫」發動和操縱的評紅運動鑼鼓一響，我們的語文教學就奉命跟上了，選擇報刊上發表的評紅文章作教材，講了又講，動員學生投入評紅運動，要求人人「緊跟」，個個揮筆「上陣」，並訂出計劃保證要寫多少篇文章，班組定期出版評紅專欄。僅以我們學校兩個班的統計，一九七四年上半年就出版了十二期評紅專欄，寫了一千多篇評紅文章，可謂「熱鬧」極矣!可是，內容是些什麼東西呢?儘是照抄報紙的。無非是「政治小說」啦，幾十條人命啦，「總綱」說啦…… 我當時曾對一些寫評紅文章的人作過瞭解，發現不僅生產隊評紅組的成員沒有一個讀過《紅樓夢》，甚至連師範生、中小學生也沒有一個知道曹雪芹為何許人的。當時有不少評紅文章跟相聲《關公戰秦瓊》一樣荒唐。這樣的評紅，有什麼「意義」可言，又怎能談到「推動 」《紅樓夢》研究呢３? 試想，單兩個師範班的學生就要「個個」上陣並付出這麼多的「定量勞動」，全國各行各業當時被迫參加「評紅運動」的人何止成千上萬!不說政治上、思想上造成的混亂，就從廢時、失業、勞民、傷財這些方面來說，其後果也夠得上說是災難性的了。對這樣的一個「評紅熱」，難道不應該否定嗎? 正如馬克思所指出，死的要拖住活的。《紅樓夢》研究如果要發展，要突破，要起飛，紅學界就要有勇氣來個自我認識、自我反思和自我評估。現在需要對二百多年來紅學遺產中的觀點和論點，特別是對當前一些還束縛著、壓抑著紅學思想解放的思想和論點，如「凡是」 觀點的表現，「評紅熱」的荒謬性，「總綱」說、「掩蓋」說、「政治歷史小說」說的牽強附會，還有「批俞運動」中明顯的批錯了、至少是批過火了的「自傳」說、「色空」說、 「釵黛合一」說、「怨而不怒」說等學術觀點的再評價等等，逐一進行認真細緻的分析研究，清理這些「理論積案」，從馬克思主義的開放觀、發展觀和紅學的整體性、全面性等較高的角度和視野上分清是非，作出恰如其分的分析論斷。而這種研究不能僅僅在前賢時賢的成說的範圍內或邊緣上轉圈子，而需要著重研究紅學的各種宏觀角度，如已有的文學史的角度， 『文學是人學』的角度，「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的角度，近來比較強調的「美學觀點和歷史觀點」的角度，新近流行起來的比較文學、接受美學的角度等，探討這些角度的所長和所短，能量和潛力，現狀和前景；特別需要去探索一些新的宏觀的角度，如近來已有人注意到作品中的形象體系和情節結構體系，甚至連人物命名都有其體系，那麼，是否可以進而採用系統論的角度來研究《紅樓夢》；以至，是否可以考慮來建立紅學學?……
最後，還不得不作幾句說明：本文並不認為丁、傅、王、方等同志的文章全部正確，毫無可議之處；也不認為劉、張、周、趙等同志的文章全都不正確，毫無可取之處；因為只是議論當代紅學中的「一種傾向」(借用劉夢溪同志的話)，就得注意到「宜粗不宜細」的方針，而不去糾纏於「細枝未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