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樓夢》評論中流行過的幾個觀點
一九七三年，《學習與批判》第二期率先發表了徐緝熙的《評〈紅樓夢〉》，其後，全國各地報刊發表了大量評論《紅樓夢》的文章，出版許多有關的著作。在當時發表的文章中，流行的有如下幾個觀點：一、《紅樓夢》是一部「階級鬥爭的形象歷史」；二、第四回「護官符」是「全書總綱」；三、《紅樓夢》「寫的是政治鬥爭，愛情不過是掩蓋」。作為學術問題，這裡僅就上述觀點說一些看法。
評所謂「階級鬥爭的形象歷史」、「政治歷史小說」說
在一九七三、七四兩年評《紅樓夢》的全部著作中，要算洪廣思的《階級鬥爭的形象歷史》的篇幅最長，也包括了當時流行的主要論點和主要論證。這個書名，和李希凡的說法差不多，李希凡說：「……《紅樓夢》……至今還沒有一本書……正確地評價其作為『形象的階級鬥爭史』的政治歷史價值」。１「階級鬥爭的形象歷史」這個命題，從語法上來說，主語就是「歷史」；加上「形象」一詞，也不過是「形象」的「歷史」。按照這個命題的表述，《紅樓夢》就不是小說，而是歷史；不是藝術文學創作，而是帶「形象」性的歷史著作了。
研究任何事物，馬克思主義有一個大家熟知的對具體問題作具體分析的原則，也就是毛主席一向倡導的實事求是的原則。實行這個原則，首先就需要承認「具體問題」——作為研究對像本身所具有的客觀屬性及其區別於同類的他物的具體特點。這是進行具體分析的前提和先決條件。如果歪曲了研究對象的客觀屬性和具體特點，任何「分析」都只能得出錯誤的結論。司馬遷《史記》中的那些列傳、世家等，是可以叫作「形象歷史」的。而《紅樓夢》，不管其歷史意義如何重大，畢竟就是一部文學創作小說，這是確鑿無疑的「實事」。違反對具體問題作具體分析即實事求是的原則，公然否認《紅樓夢》是一部小說這一人所共知的「實事」，也就不可能得到正確的結論。
把《紅樓夢》說成一部「形象歷史」，是否能夠提高它的歷史價值呢?事實完全不然：否認《紅樓夢》是一部小說，也就否認了它在中國文學史以至世界文學史上的崇高地位，抹煞了它的巨大的美學的和思想的意義，也就抹煞了它的深刻的歷史的和社會的意義。正是這樣，在他們看來，《紅樓夢》的全部價值，僅僅不過是讓讀者「得到有益的歷史知識」２而已。這當然是一個錯誤的結論。
在這個命題中，在許多文章中，他們都大談特談《紅樓夢》寫的是「階級鬥爭」。不錯，在有階級社會，全部的歷史都是階級鬥爭史。《紅樓夢》寫的是中國封建社會末期——清中葉這一時期的環境、人物和情節，作者曹雪芹也是這一時期的人，當然都超不出「階級鬥爭」的範圍。可是我們要問：《三國演義》寫的是什麼呢?當然也是「階級鬥爭」；《水滸全傳》呢?當然還是「階級鬥爭」……於是，《紅樓夢》也就不成其為《紅樓夢》了。
也許，有人會說：他們不是一致承認《紅樓夢》是一部「政治歷史小說」嗎?可見還是承認它是「小說」呀!
不錯，除了徐緝熙不加掩飾地說《紅樓夢》是一部「政治史」之外，李希凡，還有梁效、江天、洪廣思等，都說是「政治歷史小說」。但是，按照邏輯常識，一部作品必須既是「政治小說」，也是「歷史小說」，那才會是「政治歷史小說」。《紅樓夢》作者通過一連串的色彩繽紛的畫面，真實的塑造了那個時代的典型環境中一系列的具有各不相同的鮮明個性的典型人物形象，表現了不同階級地位的許多人——封建階級內部不同地位和處境的人與人之間，封建統治者與奴才、奴銚?之間，奴才與奴隸之間，不同等級和處境的奴才與奴才、奴隸與奴隸之間，那些無比複雜錯綜的生活的關係、衝突，矛盾和鬥爭。作者所提供給我們的生活的鬥爭的場景，無論從深度廣度密度上來說，在以前中國的長篇小說中，都是無與倫比的。這些，自然都和「政治」有關。但有關就僅是「有關」而已，可並不就等於「政治」。而且，事實十分明顯：《紅樓夢》基本上不是直接、正面的寫政治生活和政治鬥爭的。因此，只能說它是具有深刻政治意義的小說(魯迅說是人情小說)，決不能叫做「政治小說」。
另一方面，《紅樓夢》的時代環境是清中葉康熙至乾隆初，作者通過塑造「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再現了當時的歷史真實；這是無須爭論的。但是，《紅樓夢》不是《三國演義》、《東周列國志》，它並沒有任何主要人物和主要事件是歷史上有過的，也不是正面寫政治生活、政治鬥爭的，當然不能叫做「歷史」或「政治史」，也不能叫做「歷史小說」，更不能叫做「政治歷史小說」了。
評所謂「第四回『護官符』是全書總綱」說
和「階級鬥爭的形象歷史」、「政治歷史小說」的觀點相聯繫，許多文章都主張「第四回『護官符』是全書總綱」說。李希凡寫道，讀《紅樓夢》一定要「抓住它的總綱」，而「第四回……的所謂『護官符』」，就是「它的總綱」。３徐緝熙說得更為簡單明瞭：「護官符……這四句話是全書的總綱」。洪廣思還認為「第四回不但是《紅樓夢》全部內容的總綱」，而且是「打開全書秘奧的鑰匙」。４
馬克思主義美學認為：任何成功的文學作品，都是按照形象思維的規律創作出來的；作為一部傑出的長篇創作小說，它的形象思維的規律，就體現在恩格斯所說的「真實的再現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之中。因此，研究一部小說，當然有必要弄清「典型環境」的時代背景，這才能夠更好的研究這個「環境」是否真實及其真實的程度，並進一步來研究典型人物所活動著的「典型環境」是否典型及其典型的程度。然而，最主要的是聯繫時代背景來研究在典型環境中活動著的「典型人物」，這才是研究任何一部長篇小說的關鍵問題。當然，人物和環境是對立的統一；典型人物的行為、思想、感情、性格的合乎規律的邏輯發展，是要受到典型環境的合乎規律的邏輯發展的制約的。但是，正如高爾基所說，文學是「人學」，典型人物才是一部小說中最主要的因素，而典型環境不過是典型人物活動著的舞台。因此，研究一部長篇小說，最主要的就是要分析「典型人物」在典型環境中怎樣思想，怎樣生活，怎樣鬥爭，怎樣苦惱或歡樂，怎樣失敗或勝利……這才是一部小說的美學效果和思想教育作用的關鍵所在。所以，評價一部小說的思想政治意義和歷史認識意義，如果不是首先通過對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這一核心問題的美學分析和思想分析，就不可能作到符合作品客觀實際的深刻闡明。然而，「護官符」總綱說，恰恰就是把《紅樓夢》在描寫典型環境的藝術結構上有一定的提示意義的第四回「護官符」，當作「全部內容的總綱」。這就顛倒了人物和環境的主次關係，顛倒了角色和舞台的主次關係，也就是顛倒了「珠」和「櫝」的主次關係——把「櫝」的結構上的某一要點當作了「櫝」和「珠」的「全部內容的總綱」。這樣的離開了對整個作品的分析和評價的核心和重點，就只能作出片面的因而也是錯誤的結論。
不僅如此，典型問題歷來就是馬克思主義美學的根本問題，也是對任何一部創作小說進行形象思維的美學評價、思抃\?評價的核心問題，同時還是對作品進行歷史唯物主義的歷史學、社會學評價的前提問題。這就是說，評價一部小說，首先就要對作者所塑造的藝術典型形象進行美學分析和思想分析，著重分析這些形象的藝術效果(感情上、美學理想和美學感覺上的感染力量)和思想效果(思想上、生活理想和生活真理上的影響力量)。在這一基礎上，才能進而從歷史學、社會學的角度上來評價這部作品的「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的思想政治意義和歷史認識意義。決不能僅僅用歷史學、社會學的分析來代替美學分析，也不能把文學作品僅僅當作歷史學、社會學的「記載資料」來進行直接的分析評價。「護官符」總綱說，恰恰是這樣做的。
當然，「護官符」那一節在《紅樓夢》的結構上，在作為點明全書一般的典型環境的線索上，是有其重要的提示作用的。但那節文字決不是什麼「打開全書秘奧的鑰匙」。「典型環境」這個概念，分析起來是非常複雜的。「護官符」所點明的「四大家族」，既是賈政、鳳姐等反面人物的典型環境，也是黛玉、寶玉等正面人物的典型環境，因此，只能算是書中各種人物的共同的典型環境。如果進而研究《紅樓夢》中某些典型人物以至某一個典型人物的典型環境，情況就要複雜得多。比如，對於寶玉、黛玉來說，「四大家族」是典型環境；而賈府以及和賈府有直接牽連的活動著的那些人，也是構成寶黛的典型環境的較具體、較重要的因素；至於賈府中、大觀園中和寶黛有更多、更密切的關係的活動著的那些人，更是構成寶黛的典型環境的更具體、更重要的因素。如果以寶玉來說，不但賈母、賈政、鳳姐，甚至連黛玉、寶釵都是構成寶玉的典型環境的最具體、最重要的因素。可以說，某個典型人物的典型環境，包括了這個人物周圍的有關係的一切的人、事、物。而按照「護官符」是全書總綱說，首先就否定了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在全書中的美學評價和歷史唯物主義評價上的核心的意義；其次是把典型人物活動著的複雜的、具體的和發展著的「典型環境」簡單化、抽像化和固定化，因而在很大程度上也就否定了「典型環境」的意義。
評所謂「寫的是政治鬥爭，愛情不過是掩蓋」說
在許多文章中，否認寶黛愛情悲劇的空前深刻的反封建的思想意義、社會意義和歷史意義，否認以寶黛為代表的一方和整個封建黑暗勢力的悲劇衝突是《紅樓夢》中最撼人心靈的藝術力量和思想力量的主要根據，是他們的又一個重要論點。徐緝熙說：「把《紅樓夢》僅僅看成是一部描寫戀愛悲劇的書，這是地主資產階級的反馬克思主義的觀點。」李希凡是曾經在一九五四年的文章中討論過寶黛愛情悲劇的；那雖然還很不充分，但大體還是好的。然而到了一九七三年，他改變了腔調說：「曹雪芹是用『談情』的形式來遮蓋《紅樓夢》……的階級鬥爭……的政治內容。」５洪廣思也說，「談情」是「掩蓋……政治鬥爭」。６總之，「遮蓋」也好，「掩蓋」也好，《紅樓夢》畢竟寫了寶黛愛情悲劇這事實，是連他們都不敢徹底否認的。那麼，問題在於：寶黛愛情悲劇在全書中佔了什麼位置?對全書的反封建的主題思想和藝術力量起了怎樣的作用?
在《紅樓夢》中，十分明顯的是，寶黛愛情悲劇的根據與條件，以及原因、經過和結果，是全書中最主要的中心事件：它佔了全書的主要篇幅，構成了全書一連串發展著的主要情節的主要線索。這個情節主線：縱方面，它貫徹到整個故事發展過程的始終；橫方面，它直接間接地聯繫著全書的大多數情節。《紅樓夢》的拔?主要的悲劇衝突，簡單說來，就是以林黛玉、賈寶玉為一方，賈母、賈政、王熙鳳、薛寶釵等人所代表的封建勢力(包括傳統勢力和現實勢力)為一方的不可調和的衝突。這個衝突構成了全書的主題思想，也是全書的藝術生命力的主要根據。要論述這個悲劇衝突準備另寫專文。這裡，我們只圍繞著林黛玉這個典型的悲劇形象，對《紅樓夢》的悲劇衝突作一些粗略的說明。
作為悲劇衝突的一方的林黛玉，她的遭遇，她的性格，她的思想感情，她的生活理想，她所經受的封建勢力的最沉重的打擊(大大超過了賈寶玉所受的打擊)的整個悲劇命運，在全書中是最扣人心弦的所在。對這個人物，曹雪芹是傾注了巨大的同情，也寄托了他的生活理想和美學理想的。曹雪芹對賈寶玉還有所批評(筆者認為賈寶玉身上流注著曹雪芹的血液，因此作者對賈寶玉的批評，就帶有某些自我批評的意味)，但對林黛玉則幾乎只有讚美和尊敬，甚至在寫到她的弱點、缺點時還充滿著同情和諒解。因此，曹雪芹所說的「行止見識皆出我之上」的「幾個女子」，主要是指林黛玉，還有晴雯等幾個正面人物。
林黛玉出生於一個破落的封建官僚家庭。她幼年喪母，少年喪父，因而使她少受封建思想教育的影響，也有可能去接受中國文化的優秀傳統的陶冶。她有純潔的心地，高尚的情操，堅強的意志，孤芳自賞，潔身自好，有著我行我素，獨來獨往的性格。她有善良、美好的生活理想，為人真誠坦白，胸無城府，但「孤高自許，目無下塵」，好勝逞強，鋒芒畢露，又有著寧折不屈的剛強的個性。她頭腦清明，聰慧過人，感情豐富，才華橫溢，有著中國式的詩的氣質，近似於中國某些女詩人——例如李清照那樣的詩的氣質。總之，她是《紅樓夢》中，也是以前中國文學作品裡面一切正面的女性形象中第一個有著豐富精神生活的典型的女性藝術形象。就是這樣一個「出污泥而不染」的人物，卻不得不生活在賈府那麼一個充滿著封建黑暗勢力的自私、殘忍、狠毒、冷酷、狡詐、驕諂的環境中，生活在那只有「兩個石獅子乾淨」的腐朽、惡濁、發臭的空氣中，因而自始至終都只能處在不可調和的水火不相容的位置上。她既不可能同流合污，那麼，等待著她的就必然是悲劇的命運。由於她是賈府的「太君」賈母的外孫女這一特殊的親戚關係，她進了大觀園後，看起來也和眾姐妹們差不多，甚至還曾經受過特殊的溺愛和照顧。但這對她的悲劇命運起不了任何挽救的作用。她的心高氣傲、不同凡俗的很強的自尊心，跟她無父無母、孤苦伶仃的寄人籬下的處境，使她在心靈深處幾乎從來就沒有離開過憂鬱悲傷的襲擊：這就是她一生中之所以常常流淚的主要根據。
林黛玉進入賈府之後，逐步發現了自己生活理想的寄托所在——她通過反覆多次的感情上的試探和理智上的考察，終於確鑿無誤地發現賈寶玉對她的愛情，而她也一直在「口非心是」地愛著賈寶玉。她發現，寶玉不但是她思想一致的生活理想上的知己，而且也是她的美學理想上的知己：在詩的國度裡，他們有著那麼多的氣質上、情操上和美感上的共同語言。《紅樓夢》的人物所作的全部詩詞中，《葬花詞》和《芙蓉女兒誄》是最為出類拔萃的籠罩全群的佳作：而對《葬花詞》深深共鳴的，正是賈寶玉；對《芙蓉女兒誄》深深激賞的，也恰恰是林黛玉。就是這樣，她的朦朧的生活理想和美學理想，隨著他們的愛情的成長而逐步明晰起來了。這種愛情的覺醒，是一種萌芽狀態的人權的覺醒，也是一種作為黑暗、腐朽、惡濁勢力的對立面的要求有真、有善、有美、有靈智、有情感的精神生活的文明的覺醒。這種覺醒，除了繼承了中國的民主性傳統之外，當然還帶有資本主義萌芽時期(或叫前資本主義時期)的某些新的特徵。但是，這首先是一種中國式的屬於封建社會末期的啟蒙主義的思想的範疇，而有別於歐洲「新興的市民」的思想。同時，這又是一種《紅樓夢》式的生活理想生活真理，而有別於黃宗羲、王夫之等人的哲學社會科學著作中所論述的思想。因此，把《紅樓夢》算作「市民文學作品」，並不是抬高，而是貶低。因為，「市民文學作品」所缺乏的，正是那種有真善美，有靈智情感的精神生活的文明的覺醒。而《紅樓夢》恰好是在這些方面一直煥發著詩的光輝，直到現在還毫未減色。
賈寶玉和林黛玉的愛情和他們的思想覺醒，在封建統治者看來，當然是非法的，大逆不道的。不過，這些雖然很快就被寶玉的「准妾」花襲人所察知，但在相當一段時間裡，還未被賈府的當權者所發現，也未受到重大的打擊。因而前三十多回書中，悲劇衝突比較的還不明顯。但是，二十八回寫賈元春賞賜端午節禮是寶玉和寶釵一樣，黛玉的節禮卻少了：這是一個重要的伏筆。這個「才選鳳藻宮」——爬上封建統治階級最高層的寶玉的大姐，顯然已經認定寶釵才是寶玉的最適當的婚姻配偶，賈元春的這個意圖，賈府的當權者遲早總會加以「貫徹」；就是說，黛玉的悲劇命運的必然性，在這時已經是露了端倪的。到了三十三回寶玉受到賈政的毒打，悲劇衝突就明顯起來，並且按照生活的邏輯在發展。這一點，頭腦清醒而又聰明絕頂的林黛玉，當然是知道的。所以，賈政毒打寶玉，不但痛在黛玉的心上，而且是對她未來的生活理想的帶有暴力色彩的嚴重威脅，這才哭得「兩個眼睛腫得桃兒一般，滿面淚光」。因此，終黛玉一生，她從未對她和寶玉的愛情有過必勝的信心；這就是她即使處在愛情的「順境」時還是常常流淚，而且是那樣多疑和敏感的重要原因。
賈寶玉是這個家族中特別嬌貴的被寵愛包圍著的驕子，從小受到超乎尋常的驕縱和溺愛，這使他那種跟賈府的腐朽惡濁的環境格格不入的品性和已經萌生著的叛逆思想被庇護著，只不過被看作「行為偏僻性乖張」而已。他確有在許多少女身上用心的「癡性」，而且也確有黛玉所批評的「你心裡有『妹妹』，但只是見了『姐姐』，就把『妹妹』忘了」的「旁鶩」的現象，但他畢竟是最愛林黛玉的，而且這愛是堅定的，永不改變的。到了被賈政毒打，襲人暗地裡向王夫人敲響了對他們防閒的警鐘之後，他們的無希望的愛情前途的陰影，就更加明顯、更加濃厚了。但這些並沒有使黛玉知難而退，更沒有使她起了絲毫的猶豫或遲疑，相反倒是使她更堅決、更頑強、更執著。為了爭取寶玉這個在她來說是天地間唯一的知己，她不但必然會成為未來的「二奶奶」薛寶釵的主要敵手，而且她也被推到賈政夫婦這些當權者的直接的對立面上去。和賈元春的「意圖」相一致，賈政夫婦深深懂得把寶玉「教育」成為他們的接班人的重要意義，也確已認定薛寶釵是這個「接班人」的最理想的「賢內助」；而曾經溺愛過黛玉的賈母，當然同樣是深明這個「大義」的，何況還有一個充滿「機關」的很「辣」的直接執行者王熙鳳?儘管這些人所代表著的封建勢力正在腐朽，正在衰亡，甚至正在發展到面臨崩潰的前夕。但對於林黛玉這樣一個弱女子的命運來說，還是強大無比的絕對力量。而且，正因為它是「日薄西山」的垂死的黑暗勢力，因而也顯得特別殘忍，特別冷酷。所以，當這些人上?旦覺知林黛玉有搶奪去「接班人」的危險時，就會一致的不惜採用各種手段來摧毀她和寶玉的愛情，甚至不惜摧毀她的生命。所以，堅持善良美好的生活理想的林黛玉所面臨著的是一種毫無勝利希望的毀滅性的打擊力量。而她的知己賈寶玉呢，雖然他經歷了金釧兒投井，尤二姐吞金，以及晴雯被迫而死的種種變故，深深感到「悲涼之霧，遍被華林」，(魯迅語)深深感到這個家族所代表的封建制度的黑暗腐朽及其必然走向衰亡的趨勢。但他也毫無實際力量和實際辦法，不能有所作為。因此，支持著他們堅持下去的，就只是他們共同的生活理想和美學理想所形成的精神力量而已。正是這樣，對自己的悲劇命運，林黛玉是知道了的：「冷月葬詩魂」就是她對自己悲劇命運的深刻的自我寫照。
但是，林黛玉這個性格的最可貴之處在於：她決不向自己的悲劇命運屈服——她明知對寶玉的愛毫無成功的希望，但面對著雖然腐朽但還是非常強大的封建勢力，她毫不退縮，毫不動搖，毫不屈服。她為了堅持自己的生活理想，「寧為玉碎，毋為瓦全」，義無反顧地獻出她的生命，用她的死來向封建社會進行最悲憤、最沉痛的控訴。高鶚的後四十回續書，儘管對林黛玉這個形象的繼續塑造有了一些敗筆，有了一些不符合人物性格本身發展邏輯的不真實的細節；但他著重寫了封建黑暗勢力怎樣對黛玉展開了包圍，寫了她「蛇影杯弓」的絕粒，寫了她撫琴變徵而斷弦，直到寫了她焚詩稿之後的「魂歸離恨天」，相當成功地完成了這個悲劇人物的悲劇命運的描寫和悲劇性格的塑造。所以，在悲劇衝突這一點上，高鶚是《紅樓夢》的最好的續作者，是應該充分肯定的。
根據以上的粗略分析，我們認為：以賈府為代表的象徵著封建制度的四大家族的衰亡史，不能是全書的主線和主題；它除了作為寶黛愛情悲劇的典型環境之外，主要的是作為寶黛悲劇的對立面而存在，而被揭露、鞭撻的。這些封建勢力的全部的反動、殘暴和黑暗、腐朽的特性，只有通過毀滅了林黛玉，毀滅了她和賈寶玉的純潔的愛情，毀滅了他們的精神生活和精神力量，毀滅了他們的美好善良的生活理想和美學理想，才會得到最深刻、最充分、最淋漓盡致的揭露和鞭撻，激起人們對封建黑暗勢力的無比憎惡和痛恨。
然而，許多文章卻把《紅樓夢》中「四大家族」封建勢力從整個悲劇衝突中游離開來，把「典型環境」從和「典型人物」的有機聯繫中游離開來，說這些就是主要的「政治鬥爭」內容或主題，而把寶黛愛情悲劇歪曲為不過是這些「政治鬥爭」內容的「掩蓋」。這就否定了由於爭取善良美好的生活理想而反對封建勢力的奮鬥中作出了重大犧牲的寶黛悲劇的思想意義、社會意義和歷史意義，也就歪曲了作者主要通過這個重大的悲劇衝突所深刻揭露的封建黑暗勢力的反動性、殘酷性和腐朽性，從而也就否定了《紅樓夢》這部巨著的完整的思想光輝、歷史光輝和藝術光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