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樓夢》與悲憫意識
審視人生
古今中外的無數文學作品，對於人生作出了各自不同的詮釋，所謂「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概而論之，若以「生存場」中的心態為分析標準，我們似乎可以認為，在許多作品中所充斥著的，是一種「自我」的張揚。這種自我，既是作者個體人格的體現，同時也代表了社會裡一類人的群體意識。這類作品可以說是主觀色彩濃郁、富有擴張性的，不論其故事如何，風格何屬，共同之處是都表現出作者對於自己的種種人生理想的縱情憧憬，他們在藝術的世界裡自如揮灑，超越了種種世俗的束縛，運用豐富的想像力，營造出一個美妙絕倫的人生境界，令人心嚮往之；然而也有為數不多的作品，含蘊著作者幽深睿智的哲學思考，冷靜地觀照著人生的各個層面與豐富內涵，這一類作品所表現出來的，毋寧說是一種沉思的、審視的和內斂的屬性。而對於讀者來說，閱讀這兩類風格迥異的作品，所產生的心理效應自然是大不相同的。前者使人昂奮愉悅，喚起無盡的希望，感覺到在這世界中人有天然的優越性，幾乎是無所不能的。所謂「萬物皆備於我」，所謂「天人合一」，正是對這種心態的概括；而後一類作品卻會使人感受到人生中的種種無奈和蒼涼，困惑和迷惘；從而使人趨於沉靜和思考，生發出對人生的質疑，所謂「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
對於愛好自由、富於想像力的人類來說，「張揚自我」型的作品的產生與被閱讀無疑是大量的和普泛的，而「審視人生」型的作品則有如鳳毛麟角，寥寥無幾。這一現象在我國的文學史上表現得更為明顯。而《紅樓夢》就正是屬於這為數不多的作品之列。《紅樓夢》這樣的作品，堪稱是特立獨行、與眾不同。對於人生中的種種問題，一般的世俗之作每每會採取「繞過去」的迂迴姿態，然後在想像的世界裡把這些問題來一個「圓滿解決」。或求助於皇帝，或仰仗於神仙，或寄希望於巧合。這種人生態度顯然是含糊游移、隨波逐流式的。首先它不願面對人生的真實層面，其次它一廂情願地設定人生中所有問題都可以找到解決的辦法。正因為缺乏清醒的理性內涵，那眾多的「大團圓」故事結局儘管熱鬧不堪，卻總使人覺得有所不足，給人以甜膩俗媚之感。相比之下，《紅樓夢》卻不肯走這一條眾人走得熟滑的慣路，而表現出一種直面人生的可貴的清醒態度，以一種巨大的勇氣，承受著人生中無可言喻的沉哀巨痛。作者也許已經預感到自己作品的不被理解，故而慨歎道：「滿紙荒唐言，一把辛酸淚。都雲作者癡，誰解其中味。」
對於《紅樓夢》這樣一部涵容豐富的巨著，人們對它作出了紛紜解說，從社會的、歷史的、政治的、民俗的，以及詩的、愛情的、心理的、象徵的等種種不同的角度。自《紅樓夢》問世以來，對它的評說就一直沒有中止過。眾多的評論可以說是各有見地，這一現象本身就表明了《紅樓夢》作為文學作品所具有的無與倫比的豐富性和複雜性。
在《紅樓夢》那曲折動人、姿態鮮活的一個個故事中，有一種東西在潛隱地然而又是強有力地叩擊著我們的心靈。也許我們並沒有十分明確地意識到它，或者不能清楚地敘述它，但是我們無疑已經浸潤於它的感染與影響中。當我們掩卷而歎，甚至感極而泣時，可否想到，我們的歎息、淚水，有相當一部分是對這種潛隱力量的回應呢。對於它究竟何以名之？我們似乎應該稱之為「悲憫意識」。是的，如果我們不是對這部卓異傑出的作品進行社會的、政治的、家庭的、愛情的諸多角度的零碎肢解式的研究分析，而是把它看作渾融一體的完整的藝術個體，用我們的心靈去感受作者欲向我們傾訴的「纏綿不盡之意」，那我們當會解讀出作品中所充盈流動著的悲憫意識。這種悲憫意識是作者對於人的生存狀態進行深刻思考的結果，也構成了《紅樓夢》這部巨著迥然不同於眾多的流俗之作的一個顯著特徵。
生命韻律
《紅樓夢》宛如一支委婉幽悠的長歌，吟唱著生命的節拍。從這支漫長的詠歎調裡，我們似乎可以辨別出四季流轉的生命時序。少男少女的朦朧情思、他們對於人生的詩意體認，有如風和日暖、燕語鶯啼的明媚春光。這人生之春雖有無可言喻之美，但它也如同三月春光，禁不住雨送風催，轉瞬即逝；而豪門巨族那一度有如「鮮花著錦，烈火烹油」般赫赫揚揚的家運，以及尊貴的主人們炙手可熱、不可一世的炎威，則頗似熱浪灼人、雷電轟鳴的夏日景象；但是，繁盛的頂點，也就是衰落的開始。緊隨著萬木爭榮的盛夏之後，就會是金風暗起、白露為霜的秋日來臨，生命在暗自消磨，無計挽留，滿目是眾芳凋零、草木枯萎的蕭瑟淒涼景象；及至嚴冬來臨，眾生自然都在劫難逃。看那大家族的窮途末路，真是禍生不測，變故迭出，骨肉漂泊離散，使人觸目生悲。此時再回首，往昔繁華竟如同一夢，眼前只「空餘一片白茫茫大地真乾淨」。相應著自然界的時序流轉，人生也有自己的不同季節，嬗變轉換，生聲不已。《紅樓夢》以敏銳的文心，感受、捕捉著這種生命的韻律，極具真實感地為我們展示了生命中的起落盛衰、沉浮消長的不同景觀，這是尋常作品所難以企及的。
《紅樓夢》以世族大家的生活為主要描寫對象，所謂「昌明隆盛之邦，詩禮簪纓之族」。但與一些描寫富貴榮華的流俗之作所不同的是，《紅樓夢》並不是以對「幸福人生」的正向肯定為主旨的。換言之，一般的流俗之作，立意與結構都比較單純，無論人物遭遇怎樣的坎坷，結局都指向閤家歡式的「大團圓」。這類作品，從作者方面來說，對於幸福人生的營造，可以說是殫精竭慮，務求圓滿。這當然可以視為作者有感於現實人生的缺憾，而欲在想像的世界中追求理想人生的一種心理補償。《紅樓夢》的態度卻與之完全不同。我們很容易發現，作者根本無意於追求一種「完滿效應」。誠然，很少作品像《紅樓夢》那樣，如此充溢著生命與青春的美，然而，也很少有作品像《紅樓夢》那樣，充滿著生之無奈與悲涼。且看，在這「花柳繁華地，風流富貴鄉」的旖旎風光之中，作者固然寫出了生命的美麗與輕盈，然而又彷彿於不經意之間，描繪了眾多生命的枯萎凋零。我想，在此使用「眾多」這個詞是恰如其分的。因為沒有一部作品像《紅樓夢》那樣，以搖曳多姿的藝術筆觸，向人們展示著一連串的悲涼辭世——死亡與出逃的故事。並且作者又並不刻意渲染死滅的哀痛、出走的淒惶，而只是一味淡淡地寫來，使這些生命的代謝有如風生雲起、水流花落一般自然無痕。然而，對於讀者而言，這卻確實是生命中的「不可承受之輕」。試想在人生的淒風苦雨中，生命之花橫遭摧折、遽然飄零，那一種「落紅成陣」的景象該是怎樣地令人觸目驚心、悲悼無已。
在《紅樓夢》那浩大的篇幅中，集中筆墨描寫死亡與出走的就有二十餘回。也就是說，平均相隔不到五回，就有一回瀰漫著悲哀暗淡的旋律。在《紅樓夢》這「死亡」與「逃遁」的雙重協奏的遞進中，明顯地是以「死亡的宣示」為主線。如果按順序排列，我們可以為它開出一張很長的死亡名單。首先是最引人傷感的年輕生命的隕謝，諸如秦可卿、秦鍾、金釧兒、尤三姐、尤二姐、晴雯、司棋、潘又安、元春、黛玉、迎春、鴛鴦等。還有一些屬於非正常死亡的，如賈瑞因沉迷色慾，備受鳳姐捉弄而喪生；賈敬熱中於煉丹，服「丹藥」中毒而死去；夏金桂出於嫉恨之心，欲毒殺香菱反誤毒死自己；王熙鳳則機心過盛，反受其殃，終於心勞力拙，青年夭亡。
除了較為集中的描寫死亡事件之外，間接表現的死亡事件也不少，像馮淵被打死，張金哥自縊，其未婚夫投河，鮑二媳婦上吊，秦鍾之父、賈瑞之祖，都因子孫不肖而憂憤成疾死去。除死亡之外，人們自動放棄俗世生命的方式還有「出家」這一介乎幽明之徑。當性靈被圍困得走投無路時，遁入空門，也就成為一種無奈的逃避之途。出家者儘管身在人世，心已如槁木死灰，萬念皆空。《紅樓夢》中從甄士隱的出家起始，中間寫了妙玉、柳湘蓮、惜春、紫鵑、芳官等人的出家，最後則是賈寶玉的出家。相比死的消折，這生的棄絕同樣使人品味到不盡的悲涼。《紅樓夢》中作者傾注全部感情塑造的兩個至純至美的人物賈寶玉和林黛玉，其結局是一個出家一個夭亡，由這二人的命運我們頗可以窺見作者的創作態度抑或人生態度。
相對於普通作品以「單聲部」抒寫人生感受，《紅樓夢》則猶如一闕宏大的多聲部協奏曲，喜與憂、悲與歡、苦與甘錯綜交織、激盪迴旋著，給人以極其豐富而獨特的審美感受。作者就像古代傳說中技藝神奇的畫家，以同一支妙筆，描繪了含苞欲放的花蕾，也為我們展示了橫遭摧折的殘枝敗葉；渲染出春雲乍展的絢麗宜人，也經營著秋風冷雨的暗淡淒涼。當我們一路讀來，只覺諸景紛呈，目不暇接。像「蘆雪亭爭聯即景詩」、「憨湘雲醉眠芍葯茵」、「壽怡紅群芳開夜宴」等篇章，可謂情趣盎然，引人入勝。寫不盡青春的美好、生命的歡欣。而伴隨著明朗歡快旋律，又每每有令人悄然生悲的變調，例如「牡丹亭艷曲警芳心」、「埋香塚飛燕泣殘紅」、「不了情暫撮土為香」等等。待到天地肅殺，眾芳凋零，死敗離散已經成為主旋律時，就使人只覺觸處生悲，為之淒愴不已了。古往今來，眾多作品都在試圖闡釋人生，但是能夠像《紅樓夢》這樣，以藝術的大手筆把握生命的律動，使創作直透入人生的底蘊的，究竟能有幾何？
品味人生
《紅樓夢》中所描寫的生命的凋零，從總體上，是給人以一種悲涼之感，宣示著濃郁的悲劇意識的。純真善良、年輕美好的生命的夭折固然令人萬分痛惜，就是那些微有瑕疵或頗遭非議的人物的死，在「生命的存在」這一層面上進行觀照，也無不具有悲劇色彩。這種閱讀效果的形成，是由於作者並不是以道德評價為作品的主旨。從這一點來說，《紅樓夢》是有別於向來的小說傳統的。概觀眾多的古代小說作品，可以說，道德是一個難以逾越的價值標準。從這些作品中我們會看到比比皆是的善惡報應，強調天理昭彰的富有訓誡色彩的大量故事。許多作品都可以納入「福善禍淫、因果報應」的模式中。造成這一現象的一個主要原因是，中國古代的哲學主要是一種倫理道德哲學，以合乎「天道」為人們的最高行為準則。我國古代的哲學思考本是極富主觀色彩的，諸如所謂「天人感應」、「天人合一」等等。這樣的哲學思想一方面肯定人在自然中具有一種中心、主導地位，所謂「萬物皆備於我」、「天道無私，唯德是輔」。也就是說，宇宙萬物都是服務於人、為人而存在的。只要人們善自修身、行為端正，自然會蒙受上天嘉佑，命運無舛。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說古代哲人在思考人與自然的關係時，是以人為主體的；但是，這種重人事、重道德的哲學思想的另一面，又必然會導致對人的生命力量的壓抑，使人屈從於一種不可逾越的是非善惡涇渭分明的道德準則，非此即彼，別無他途。而這一道德標準本來是人為的，但由於極度推崇道德的力量，遂使人猶如作繭自縛，陷身於這一道德框架中難以脫身。隨著後來的重視善惡禍福之間的因果關係的佛教的傳入，也就更進一步助長了這種道德哲學的滋長髮育。況且即使不談佛教的影響，僅僅是從日常生活的體驗來看，人們也往往會忽視那些變動無序的狀態，而更容易注意到事物之間「因果相依」的一面，並帶有簡單化色彩地認定凡事皆有其因，也皆有其果。在闡釋人生問題時，也採用這種簡單化的「因果論」。所以，在眾多的文學作品中，會若隱若現地存在這樣一種因果的鏈條，也就無足為怪了。問題在於，生活中並不只是存在單一的因果關係，如果只是用因果範疇去把握事物，就會使人陷入邏輯上的封閉循環。例如，「善有善報，惡有惡報」這一觀念，其含義是好的命運是做好事的結果，反之，如果命運不佳，那就是前世作了孽。這樣一個「因果環」就把生活中豐富多樣的現實可能性排斥在外，只留下一種人工的「整齊有序」。這無疑是極其不利於藝術創作的。由於這種封閉性思維，致使許多小說作品在思想層面上流於平庸貧乏、陳陳相因，缺少藝術生命力。自然，哲學觀念上的限制只是部分原因，小說觀念上的注重教化、視文學為宣揚「道統」、匡正人心的工具的文學觀，也是導致眾多作品無法擺脫道德準則束縛的重要原因。
《紅樓夢》一反傳統小說的格局。它能夠超越道德評價的狹隘範圍，而致力於有關人性、人的生存狀態這樣一個浩瀚主題的描寫，這就使它迥然不同於流俗之作，具有了一種內在的活躍的藝術生命力，向讀者呈現出無與倫比的豐富性和複雜性。
悲憫情懷
在《紅樓夢》那豐富紛繁的生存場中，作者為我們描繪了林林總總的生存狀態，限於篇幅，在此我們僅擇取其中數端進行論述。
在《紅樓夢》中，最為耐人尋味的兩個人物是林黛玉與薛寶釵，這兩人似乎構成一種對比參照的關係，如人們所評價的「雙峰對峙，二水分流」。確實，同是才華橫溢、聰穎絕倫的美麗少女，她們給予人們的感受卻截然不同。多少年來，她們二人誰高誰下，一直是許多「紅迷」爭論不休的一個問題。「擁薛派」認為寶釵賢明豁達，淡泊隨和，而黛玉卻任性尖刻、孤僻高傲；「擁林派」則認為黛玉純真自然，寶釵虛偽世故；有些意見更是趨向極端，讓一般讀者感到難以接受。例如不贊成黛玉的，認為她不該私自用情相思，有失閨秀風範（與賈母看法一致）；反對寶釵的，把她說得像個女陰謀家，一進入賈府，就老謀深算地開始爭取「寶二奶奶」的地位。我們應該承認，這些評論仍然沒有超出道德評價的範圍，即「善」與「不善」的評判。而作者的本意並不在此。林薛二人所體現出來的是兩種完全不同的生存方式。林黛玉代表了人性中更為天然的一面，她率性而為，「天然去雕飾」，不肯順受社會規範的桎梏；薛寶釵則體現了盡力接受、順應社會規範的人生姿態，她事事處處小心謹慎，注意不使自己出軌逾矩。她們都在按照自己的方式詮釋人生，因而也就有了不同的生命行程。黛玉堅持自己的天然本性，其結果是不能見容於這個社會，嘗盡人生的苦澀淒涼之後，她的生命如同春花般隕謝，「質本潔來還潔去」。這個人物喚起讀者無盡的同情，因為她的一生就是對束縛人性的社會規範網羅的一個否定。作為社會人，不少人都會感受到林黛玉式的苦悶，儘管這種苦惱往往是朦朧的、潛在的，而黛玉的悲劇性命運，使他們彷彿悟到了自身的某種處境，從而產生深切的共鳴。寶釵十分注意適應社會規範，她以這種順從和忍耐換來人生中的主動地位，想這樣來為自己爭取人生幸福。她的境遇遠比黛玉順遂，自我感覺也相當的好，她對自己的人生充滿信心，不像黛玉那樣消沉。這些都表面寶釵在調整自我、適應社會方面是頗具成效的。然而個人向社會所作的屈從，其有效半徑也並不是無限大的，它仍然不足以保證個人意願的充分實現。寶釵的結局就是一個明證。儘管她恪守封建社會的行為規範，得到了社會的認可，成為賈府的孫媳、寶玉的妻子，但這既是她人生中的成功，同時也是她人生中的失敗。當她把自己的人生同寶玉結合在一起之時，就遇到一個前所未有並難以克服的障礙，這就是寶玉對於她所認同的這些社會規範早已深惡痛絕。寶釵前此所作的種種努力如果說都是有效的，那麼，在與寶玉結合後，她無論再怎樣努力，也都是全無效果的了。而且愈是努力，就愈是南轅北轍，使她與寶玉之間的距離愈遙遠。最後，寶玉終於離她而去，使她的人生成為一片虛空。林黛玉的悲劇命運是明顯的，容易為人們所認識到，而薛寶釵的悲劇命運則是潛隱的，不易被人們覺察。實際上，正如作者在「十二釵」圖冊中明言「可歎」那樣，薛寶釵雖然採取了與林黛玉不同的生活態度，但是，從游刃有餘到終歸無奈，她並沒有能擺脫不幸命運，同樣是一個悲劇性人物。作者這樣設置薛林二人的生命歷程，顯然是饒有深意的。通過這樣兩個相關聯又相對照的人物的性格、命運，表達了如下的人生體認，即人們無論是堅持自我還是屈從於社會，都難免會面臨煩惱叢生，無力解脫的人生困境。儘管人們一直希望能夠做自己命運的主人，生活卻無情地粉碎著人們的夢想，使人們的種種努力終歸於幻滅。從作者這種頗為悲觀的心態裡，透露出對於人生的悲劇色彩的深切體味。相對於這種悲天憫人的意識，那些熱中於「左釵右黛」或評判孰是孰非的紛紜爭執，都顯得有些隔靴搔癢，不免會給人一種膚淺迂闊而不著邊際的感覺。
細心的讀者會發現，作者以其巧妙絕倫的文思，在眾多的紅樓女性中設置了各種具有不同涵義的人物組合，人物之間每每構成不同類型的對應關係。如果說薛林二人的對比映襯關係中僅僅存在著一種潛隱狀態的相互否定，那麼王熙鳳與尤二姐這一對人物組合則體現著直接而尖銳的對立，甚至可以說，已經構成一種噬人與被吞噬的關係。但在此筆者只是就王、尤二人之間的關係來評判其性質，並不是主張王熙鳳應該對尤二姐的悲劇遭遇負全部責任。
說到尤二姐的一生可以說充滿了悲劇色彩。這個美麗柔弱的女性完全無力主宰自己的命運，她在凶險的人生之河中隨波逐流。先是受到賈珍、賈璉之輩的覬覦引誘，之後又遭受鳳姐凌虐荼毒，終於不堪忍受，吞金自盡。她在人生中所體味到的悲苦，又非林黛玉所能比並。以尤二姐身處的惡境而論，已不啻是人間地獄。她的生存狀態，可以用「備受折磨」來概括。不必說，柔弱可憐的尤二姐，作為受傷害一方，一直在引動著人們深深的同情。那麼，導致尤二姐悲劇命運的原因何在？可以說，對於這一要害性問題的揭示，作者的筆法是耐人尋味的。對於尤二姐個人，作品中先寫其品性上的弱點，即所謂「水性楊花」不能自律；又寫了她性格上的特點：軟弱而缺乏主見，愛慕虛榮，又過於輕信等等。從這些方面來看，尤二姐的悲劇，似乎是咎由自取了。為了加深這一印象，作者還為尤二姐的命運悲劇渲染出一層宿命輪迴的神秘色彩，說她在前世即「淫奔無行」，故有今世一番惡報。按說，這性格、宿命的兩重因果關係中的任何一重，都會抵消人們對於尤二姐的同情，然而事實上人們並沒有因為這兩方面中的任何一方的緣故而消減對這苦命弱女子的同情。其原因就在於談論這些「因果」並不是作者的真實意圖，毋寧說是作者採用的一種「障眼法」。因為他在浮泛地談論上述因果的同時，又以細膩傳神的筆觸，飽含同情地描繪了尤二姐性格中癡情、善良、柔順的一面，以及她所遭遇的險象環生的人生境地：出身於小家寒門，性格柔弱又具有出眾的美貌，這就成了她悲劇命運的根源。像她這樣的小家碧玉，難免會被有財有勢者垂涎掠奪，淪為他們的玩物。尤二姐自以為嫁給賈璉，也算得到一個大家之妾的名分，從此可以免遭命運對於一個薄命女子的簸弄，得以自安，殊不知這不過是她又一段不幸經歷的開始。即使她僥倖不遇到王熙鳳這樣的對頭，她的結局也不過同賈府諸妾一樣，備受磨難，難成「正果」。
總之，像尤二姐這樣美麗柔弱的女性，在男性中心的封建社會，就不免成為犧牲品。當她踏入賈府之門，癡心盼望會在這裡有一番人生際遇，找到榮華富貴的幸福人生時，她的悲劇就已經揭開了序幕。先是賈珍父子的無恥玩弄，接下來又有賈璉的慕色垂涎，不告而娶，這又引發了鳳姐的醋海波瀾，殺機暗生。尤二姐就這樣身不由己地一步步走向她悲劇性的人生歸宿。在尤二姐的人生挫折中，王熙鳳扮演了最主要的奪命煞星。關於她如何算計、折磨尤二姐，在小說中鋪演成細針密線、起伏有致的整整兩回，其藝術表現可稱精彩之極。作者用曲筆描繪出「明是一盆火，暗是一把刀」的工於心計的王熙鳳那陰險毒辣行徑，使讀者意會到尤二姐的真正死因。所以，儘管作者力圖讓他真正想要表述的這一重因果關係停留在潛隱狀態，例如對鳳姐的行為不加褒貶，只作白描，又故意渲染尤二姐「水性楊花」和不善心機的性格弱點，以及宿命輪迴的神秘色彩；然而由於作者真正傾注藝術功力所在，是對於人生中存在的殘忍迫害與無辜受害的鮮血淋漓的「世相」進行深刻揭示，這種高度的藝術真實已經征服、震撼了讀者的心靈，足以使我們憬悟到人生中某些不幸的真正原因。作者的藝術手法是異常高明的，他先是故佈疑陣，侈談宿命因果，然後又以含蓄有力的藝術筆觸，寫出人生中的真實，以此否定了虛擬的宿命因素，以及習見所執的性格決定論，在彷彿不經意之間，把這些常常被用來解釋人生的世俗之見完全打破。因而我們可以說，作者並無意於使其作品僅僅停留在對於是非善惡的評判。如前所述，《紅樓夢》超越流俗之處，就在於它並不是一部以道德評價為主旨的文學作品。即使是對於陰險毒辣的鳳姐，作者一面極寫其狠毒，一面又處心積慮地避免對她的狠毒進行直接評說，這一方面固然是為了追求藝術表現上的含蓄性，但另一方面，也是為了避免讓讀者誤解作品的真意，以為作者只是在褒貶善惡。實際上，從某種意義上，作者對於作為害人者一方的鳳姐，未始不也懷有一種悲憫——對於她剛愎殘忍的行為固然予以鞭撻，但像她這樣一個聰明幹練的人，只緣為利慾所牽纏而不能自拔，陷溺於貪嗔癡愛之中，以至於迷失自己作為人的本性，一味把聰明才智用於算計、坑害別人而不能自知。這應該說是她人生的悲劇現實。對於這一可悲事實，作者無疑是深為惋歎的。況且鳳姐的行為雖屬酷毒，畢竟有一點還值得同情，即她也是在迫不得已地進行自衛。我們只能指責她的「毒」，而不能譴責她的「妒」。身處多妻制社會中的她，同樣有其可憐無奈的一面。這一點是我們應該認識到的。但鳳姐的自衛與報復又必然是盲目的、缺乏理性的。因為她無力抗拒賈璉作為丈夫的權威，大而言之，更無法改變整個荒誕的社會現實，那麼她的反抗之刃只能施加於處於弱者地位的、與她同樣是多妻制度的受害者的尤二姐身上。所以說王熙鳳作為一個殘害無辜、引人切齒痛恨的毒婦型人物，其實也是身不由己地陷入了與尤二姐怨毒糾纏的命運扭結中。在這層意義上，她也不是自己命運的主人。在這裡，作者把王熙鳳、尤二姐設置為互相對立的一組關係，用心極其深刻。在具體的生活場景中，二人是施虐與受虐的關係（這很容易引發道德評價）；但如果更深入一層，在生存狀態的意義上，二人又同是某種不可抗拒力量的犧牲品——作為尤二姐生命的直接否定性因素的王熙鳳，在磨滅尤二姐生命的同時，未嘗不是也磨滅了自己作為「人」的存在基點。而對於這一重含蘊，就絕非道德評價所能解釋明白了，因為在這裡作者已經超越了具態時空裡的道德準則，而從普泛、永恆的角度出發，對於人生進行著一種深層次上的哲學思考，其結果是導向一種濃郁的悲劇意識。
推而廣之，世人中不乏處於尤二姐——王熙鳳式對應關係（即被損害者與害人者）的情形，對於他們那種非正常的生存狀態，可以說，從不同角度上，作者都是持有悲憫意識的。一部《紅樓夢》，就自始至終地蘊涵著這種「俯瞰眾生」式的悲憫情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