析索隱派紅學之成因
一、索隱派的發展及提出的問題
對《紅樓夢》進行索隱式的解讀，這種奇特的闡釋現象從《紅樓夢》誕生並開始為人傳抄之日起即相隨而生，於上個世紀更是興盛一時。早在《紅樓夢》作為抄本流傳時期，即有趙烈文在《能靜居筆記》裡提出「明珠家事」說，在程木活字本120回《紅樓夢》於乾隆五十六年（1791）發行後，周春在《閱紅樓夢隨筆》中又提出了「張侯家事」說，這些可以看作索隱派紅學的肇端。到了上個世紀初，沈瓶庵、王夢阮《紅樓夢索隱》於1916年刊行，隨後有蔡元培《石頭記索隱》、鄧狂言《紅樓夢釋真》踵武其後，索隱派紅學始具規模。此後，索隱派紅學雖不斷受到考證派紅學、社會批評派紅學的重創乃至「圍剿」，卻再蹶再起，繼起者始終不絕如縷：二十年代、三十年代又有闞鐸的《紅樓夢抉微》、壽鵬飛的《紅樓夢本事辨證》、景梅九的《石頭記真諦》問世，到了下半世紀，海內外的索隱紅學也絲毫不寂寞，僅據筆者所見所知，就有：香港李知其著《紅樓夢謎（上篇）》、《紅樓夢謎（下篇）》、《紅樓夢謎（續篇）》、《紅樓夢謎（二續）》；台灣方豪撰文《從紅樓夢所記西洋物品考故事的背景》、潘重規著《紅樓夢新解》，杜世傑著《紅樓夢考釋》，高陽著《紅樓一家言》，邱世亮《紅樓夢影射雍正篡位論》，王以安《紅樓夢引》，最近其又設立「紅樓夢引」網站（http://www.balas.idv.tw/ ），宣揚其「林黛玉即董小宛」的索隱主張；內地有許寶騤於《團結報》撰文《抉微索隱共話紅樓》，霍國玲姐弟著《紅樓解夢》系列及《紅樓圓明隱秘》，馮精志著《大觀園之謎》及《曹雪芹披露的故宮秘聞》，劉鑠著《紅樓夢真相》，元之凡於《紅樓夢學刊》1986年第1輯撰文《薙發案、土番兒、耶律、荳童及其它——試論紅樓夢的思想傾向，兼議紅樓夢的索隱》，並於2000年設立「紅樓夢境」網站（http://hlmjyzf.363.net/ ），聲稱高舉蔡元培的索隱旗幟，打倒胡適的新紅學，闡揚其索隱派主張，並有《人民日報（海外版）》、《中國青年報》予以報導，近日筆者又在網上檢索到另一對《紅樓夢》進行索隱闡釋的網站「紅樓醒夢」（http://cn.geocities.com/yanyezhi ），索隱者顏采翔索隱出《紅樓夢》為朱明末系「隱王」所撰之滿清「開國女皇」孝莊之秘史……。對索隱派諸家之說，學界多以其為謬悠而示以清高的漠視，間或冷嘲熱諷，然而，此一脈歷二百餘年綿延不絕，不但沒有因遭受嚴厲批評乃至奚落嘲諷 而消亡，至今反有轉加興盛的勢頭，實不可忽視。
也正因如此，學界漸漸開始感到以新的眼光審視索隱派紅學的必要性，有的學者提出了「應如實的將索隱派紅學看作是紅學之作為顯學的一大學派」[1]，有的學者對新索隱紅學在索隱手段上的進步予以了相當的肯定[2]，更有學者認為從《紅樓夢》文本的特殊性來看，索隱派的方法實有其合理性甚至高出考證派[3]，還有人談到索隱派時說，「既覺得它匪夷所思，又覺得它是人類心智想像力的一個勝利。」[4](p.350)的確，索隱紅學作為紅學研究的特殊一脈，它的興起和發展都非常複雜，並非可簡單地以「無聊」「化神奇為腐朽」「點金成鐵」之類斥之。
首先應該承認，絕大多數索隱者的學術態度都非常真誠，多付出了相當巨大的努力，若說是譁眾取寵，他們投入的時間和精力成本也未免過高，而且對有些索隱者來說根本無以此來譁眾取寵的必要，如蔡元培、潘重規這樣的學者，至於高陽這樣著作等身即使在大眾文化圈也同樣享有盛名的作家兼學者，更不必倚賴索隱紅學來聳動視聽；
其次，索隱者中固有文史根底不過關犯一些低級錯誤的 ，但也不乏學養深厚者，如蔡元培，如高陽，至若潘重規更是對《紅樓夢》研究有素的專家。那麼何以這些學識深湛的學者會走上在正統的考證派看來是「非科學的」乃至「反科學的」索隱之路，且往而不返？何以索隱一脈雖屢經攻詰辯駁，卻始終不肯斷絕，屢有繼起者？對它的興起、發展的動因及闡釋理路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做進一步總體性考察，應為學術界不可規避之課題。本文即擬對這一學派崛起的必然根由進行學理分析，至於它的闡釋理路及其根本缺陷，筆者將另文探討。
二、以經史之眼觀小說及民族主義的期待視野
無論索隱家們索隱出的具體結論在一般人看來多麼妄誕不經，但他們整體的闡釋活動已成為《紅樓夢》接受史的重要組成部分，這應是毋庸置疑的。這也就帶來一個問題：從接受美學的角度來說，是什麼樣的期待視野使這些索隱家們選擇了對《紅樓夢》進行索隱這一闡釋方式？
所謂期待視野，是指讀者在闡釋一部作品（在接受美學來看也就是生成一部作品的意義）時，已經具有的前在的審美意識形態，比如他以往的閱讀經驗形成的審美理想、文學價值觀等等，用接受美學重要理論家姚斯的話來說就是：「類型的先在理解，從已經熟識作品的形式與主題、從詩歌語言和實踐語言的對立中產生了期待系統。」{5}（p.28）而這些，無疑受讀者所處的歷史環境和文化傳統的制約。所謂「制約」，表現為兩個方面，一是因時代的推演帶來的理解的不同，此為「變數」，另一方面，又要看到某種歷史文化中催生出的闡釋傳統會在一個長時距內對不同時代的讀者產生共同的影響，此為「定數」（當然也只是相對的「定」）。過於強調前者，就可能如有的研究者一樣得出如下結論：「革命家從《紅樓夢》中看見排滿只能出現於清末反清需要的時代，蔡元培先生的《石頭記索隱》也只能迎合了當時反清排滿之需要而風靡一時。可以想見，在今天，既不可能出現這樣的見解，也不可能出現這樣的轟動效應。」[6]（p.9）衡諸索隱派上個世紀來發展的實際情況，這個結論下得未免簡單化了，主張《紅樓夢》闡揚反清復明的民族大義的索隱之作直到清朝覆滅近一個世紀之後的現在仍有推出，且頗有市場，這說明我們實有必要關注索隱家們對《紅樓夢》進行索隱式闡釋背後的相對穩定的深刻的歷史文化動因，及它們如何作用於索隱家們的期待視野。對此，本文認為可以主要歸結為以下兩點：
其一，索隱，穿透文字的字面意義，索解出文字背後的事與義，這本就是中國古代文本解讀的一種重要方式。春秋筆法，漢儒解經，《史記索隱》，……，形成了一脈重要的闡釋傳統，已有學者指出，這是《紅樓夢》索隱派得以形成的大的文化背景[7][8](第一章「索隱方法與經緯學術傳統」)。正因如此，蔡元培在回應胡適對他的《石頭記索隱》的「猜笨謎」的批評時，答曰猜「笨謎」「正是中國文人的習慣」，並援《世說新語》、《南史》、《品花寶鑒》、《儒林外史》為例，堅信自己的索隱式解讀自有其學術傳統及學理上的依據[9]。此外，這裡要進一步申說的是，具體到對小說這一文類的解讀，中國古代向有以經史之眼來解讀、衡估的闡釋傳統，相比於前述大文化背景，它更直接地作用於索隱家的閱讀經驗，構成他們的期待視野。經，史，子，集，中國古代的各種文類，在儒家的文化價值系統中，實際上暗含著等級，其中以小說尤以白話小說地位為低，經常需要攀附經史來自高身價——或標榜弘揚儒家經典中的倫理道德，有補於世道人心，或聲稱於史有征，可補史乘之闕，這樣的言說可謂比比皆是。此類言說，有可能僅僅是出於一種冀望獲得價值認同的策略，也有可能就是作者真誠的創作動機的表述，同理，處於同一歷史文化背景及闡釋傳統中的讀者，自然也有可能形成以經學、史學之眼光來讀小說、評判小說價值的期待視野，並以此期待視野去與具體小說作品進行「視野融合」，這樣的例子在中國古代小說接受史中也同樣比比皆是。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張新之的《妙復軒評石頭記》以「演性理之書，祖《大學》而宗《中庸》」來讀《紅樓夢》，和索隱派諸家視《紅樓夢》為隱寫明清興亡史並高揚種族大義的索隱之作，實為同一文化心理及闡釋傳統的產物。
其二，也是往往為人們忽略的一點，即反清之民族主義情結的潛在作用。
由於索隱派紅學家們有相當一批數量的人從《紅樓夢》中索隱出反清的民族大義 ，因此這個問題值得我們予以充分重視。
首先應說的是《紅樓夢》這部作品是否有一種排滿的民族情感在裡面。要想全面地把握《紅樓夢》的創作思想，這並非是個可以懸置的問題，而它又確實是一大疑問。清人梁拱辰《北東園筆錄四編》卷四載，滿洲學人玉研農曾說，滿人「其稍有識者，無不以此書為污蔑我滿人，可恥可恨」，其人做安徽學政時，曾出示嚴禁閱讀刊行《紅樓夢》；滿人那繹堂亦極言《紅樓夢》一書「無非糟蹋旗人，實堪痛恨。」 正因為有這樣的記載，才有索隱者據此申論：「玉研堂做過學政，其國學程度當然不壞，《紅樓夢》若是寫曹家的私事，他為什麼說是污蔑滿人？大概世上沒有那種無聊的人，硬說別人的自傳是罵自己的種族。同時就玉研農的話看，不僅他自己發現《紅樓夢》罵滿人，凡滿人有識者流，皆有同感。」[10](p.27)當然舉出曹雪芹的交遊及《紅樓夢》的賞鑒者中不乏滿人的反例並不困難，但這並不等於說，索隱者的這一疑問不成立，不值得認真對待。如大家所周知的，永忠《延芬室集》稿本中有吊曹雪芹詩三首，上面弘晤的眉批中說到：「第《紅樓夢》非傳世小說，余聞之久已，而終不欲見，恐其中有礙語也。」批中「礙語」究為何指，學界迄無定論，就有非索隱派的學者也認為是指書中的譏刺滿清之語[11]。最為典型的例子，是己卯、庚辰、戚序、戚寧等幾種版本的《紅樓夢》第六十三回中，均有寶玉將芳官改妝且易名為「耶律雄奴」並大發議論一大段文字，對於這一段文字，有潘重規、吳恩裕、余英時、劉夢溪、元之凡、柳存仁等相當數量的索隱派與非索隱派的研究者從中讀出了作者的反滿思想 。
現在這裡要指出的是，無論《紅樓夢》作品本身是否有譏刺滿清的民族意識，都應注意，這部作品的主要傳播範圍是漢文化圈，而這一事實的背後實有不可忽視的意味：由於清政府自鴉片戰爭起無力抵抗西方列強的入侵宰割，使中國乃至中華文明淪落到至為悲慘的境地，因此排滿的民族情緒即使在清政權滅亡後也仍有餘緒，近代半個多世紀的巨創深痛的歷史，形成了後人的民族主義情結，這種情結的表現之一，就是在一般的漢民族人心中，只要是漢人反清，除三藩之亂外，那就幾乎會被無條件地視為正義，同理，若說某人或某作品有反清意識，那就意味著他/它理所當然地有著某種正面的價值，這一點幾乎是時至今天漢民族人觀照有清一朝成立後近三百年複雜歷史時的一種集體無意識。明乎此，也就可以解釋為什麼在清王朝已經覆滅、反滿的現實要求已經不存在後，蔡元培、鄧狂言仍然有熱情從《紅樓夢》中索隱出「持民族主義甚摯」和「種族大義」，同樣，我們看到，即使時世遷移大半個世紀後的1976年，在台灣出版的《紅樓夢考釋》中，索隱者杜世傑仍然會說：
「就當時（引者按：指《紅樓夢》產生的時代）的局勢論，儒徒的唯一責任是復漢，而最可惡的是做漢奸，由此可知漢儒的立功立言都應以復漢為己任。紅樓作者既然對自己的著作抱有救世雄心，那麼書中必有大任務才對。」[10](p.26)
如果歷史唯物主義地看待問題，這段話其實並不正確，但值得注意的是，索隱者不假思索地將它作為索隱的前提來使用。
又如，主張《紅樓夢》背後隱有一段曹雪芹和情人所謂竺香玉者謀害雍正的血淚情仇史的霍國玲等，在《紅樓解夢》一書中，也把曹雪芹說成是反清志士，《紅樓夢》第一回「你把這有命無運累及爹娘之物，抱在懷裡作甚」句旁有甲戌眉批四條，第三條為「武侯之三分，武穆之二帝，二賢之恨及今不盡，況今之草芥乎？」霍氏據此申論云：
「《紅樓夢》一書的作者，其胸懷、志量與膽略，堪與輔佐漢室後裔劉備統一天下的諸葛武侯相比；堪與立志驅逐胡虜，奪回山河，確保漢族天下的武穆岳飛相比。批書人正是以上述兩個實典，來比附我們的曹雪芹有搗毀異族統治、恢復漢族天下的勃勃雄心。」[12](pp.85～86)
結論固然難以成立，同樣值得注意的是霍氏此段論證語言中那種激昂的民族情緒（請玩味「我們的曹雪芹」這種表述背後的情感），做一個並非多餘的假設，假設索隱者霍氏姐弟的民族是滿族，會不會還有此一段慷慨橫議呢？
因此，我們看到，在索隱者霍氏姐弟這裡，認為將曹雪芹說成是反清志士，可使曹雪芹增加光彩，增加《紅樓夢》一書的思想價值，在杜世傑這裡，反清則是生活在《紅樓夢》創作時代一個正派的漢族知識分子最起碼的義務甚至是「唯一的責任」，從這樣一種「不證自明」的前提出發，得出《紅樓夢》只能是隱寫反清復明的歷史的結論就不是多奇怪的事了。
這裡不想對視反清復明為天然正義的這種「集體無意識」進行評價，只是想指出一個事實，在《紅樓夢》的流播和被接受過程中，這種心理是怎樣前在地參與構成了某些接受者的期待視野，將他們引向了反清復明的索隱方向。
以上兩點，分析的是特定的歷史文化背景怎樣前在地影響了索隱家們的期待視野，使其選擇索隱這一闡釋方式，以及為什麼會指向反清復明這一索隱目標，但接下來的問題是，在同樣的文化闡釋傳統和歷史背景下，為什麼獨獨《紅樓夢》喚起了人們異乎尋常的索隱熱情？為什麼不見《三國演義》、《水滸傳》等被人持久地索隱？當代闡釋學及接受美學無論怎樣強調讀者的解讀對文本意義生成的重要性，但始終沒有否認文本一方的制約作用，與徹底的相對主義保持著審慎的距離。因此，這裡對索隱派紅學的探討也就必然涉及到下一個問題：
三、《紅樓夢》文本之特殊性提供的索隱空間
俞平伯在1978年所撰、1986年整理重抄的《索隱與自傳說閒評》一文中指出，索隱與自傳說兩派「原從《紅樓夢》來，其二說在本書開宗明義處亦各有其不拔之根底，所謂『甄士隱夢幻識通靈，賈雨村風塵懷閨秀。』」「既曰有『隱』，何不可『索』？」[13](p.1141)這實際也就是在說，對《紅樓夢》進行索隱式解讀這一現象，實深植根於這部作品的某些特殊性中。
這首先要歸因於《紅樓夢》的特殊寫作手法，如大量的隱喻、象徵和讖語，及敘事者聲稱的「假語村言」「真事隱去」，極大地喚起了某些接受者的索隱熱情。有研究者精闢地指出：曹雪芹生活於經學復興的時代，今文經學的尋求微言大義的思維對他的創作有影響，《紅樓夢》的寫作確實有隱喻的成分，再加上脂批屢屢指出文本的實錄性質以及可能含有的微言大義，並示範以音韻學、文字學、訓詁學去索解小說文字背後的「隱」，無形中推動了一些讀者採用與創作的影射思維逆向運行的索隱方法來探尋作家原意和歷史原貌[8]( 第一章「索隱方法與經緯學術傳統」) 。說到脂批，這裡要附帶指出的是，被紅學家奉為探尋《紅樓夢》本旨的權威參照的脂批，其實也有相當可疑的過度詮釋的成分，被索隱派藉以索隱發揮。如《紅樓夢》第十四回敘秦可卿喪儀，寫道：「那時官客送殯的有鎮國公牛清之孫，現襲一等伯牛繼宗，理國公柳彪之孫現襲一等子柳芳，齊國公陳翼之孫現襲三品鎮威將軍陳瑞文，治國公馬魁之孫世襲三品威遠將軍馬尚平，修國公侯曉明之孫世襲一等子侯曉康。繕國公誥命亡故，其孫石光珠守孝不得來。這六家與寧榮二家，當日所稱『八公』的便是。」針對這一內容，甲戌本回前批曰：
「牛，丑也。清屬水，子也。柳折卯字。彪折虎字，寅字寓焉。陳即辰字。翼火為蛇，巳字寓焉。馬，午也。魁折鬼字，鬼金羊，未字寓焉。侯、猴同音，申也。曉鳴，雞也，酉字寓焉。石即豕，亥字寓焉。其祖回守業，即守夜也，犬字寓焉。此所謂十二支寓焉。」 (批中「折」字疑應作「拆」，「其祖回守業」句中「回」疑應作「曰」)
如果說這不是過度詮釋，曹雪芹的本旨就是要在這幾個過場人物的姓名中搞一套「十二支寓焉」，那麼這樣做的目的和必要性何在？有紅學家以為「八國公」「明顯影射滿清八個『鐵帽子王』」[14]，可這又和脂批所云「十二支寓焉」有何關聯呢？如果考證派、社會批評派等既要堅持尊奉脂批闡釋作品意義的權威性，又無法回應這一段脂批提出的循此追索作品本意的挑戰，就可能會有索隱派起而應戰，比如杜世傑就認為牛是指曾以牛金星為相的李自成，「牛，丑也」是說李自成這類流寇為丑類[10](p.86)，霍國玲則據「清屬水」推斷金釧跳井（入「水」）是隱寫林黛玉的原型進入清宮（含「清」字）的秘史[12](p.195)。二人的索隱當然都不正確，因為他們均置脂批「十二支寓焉」的總括性的語句於不顧，實用主義地斷章取義，但這裡的問題並不在於二人的索隱是否正確，而是要指出，過分尊奉脂批的權威性可能反而給正確闡釋作品的意義帶來不可克服的障礙，而給索隱者提供有利的索隱空間，類似的被索隱派利用的脂批例子還有，限於篇幅，這裡不一一列舉；
其次，必須指出的是，《紅樓夢》作品本身確實留下了不少疑點，給索隱者提供了很大的索隱空間。如眾所周知的，書中秦可卿這個人物，對她的敘述就有很多地方啟人疑竇[15]，比如她的葬禮，一個晚輩少婦死了，族中從代字輩到草字輩上下四輩竟來了這麼多人，而且又有如此多的各路王爵、高官前來致祭，規模如此之大、規格如此之高，若僅據考證派的「自敘傳」說確實很難予以合理解釋，因此便有諸索隱家起而索其背後之隱，如王夢阮、沈瓶庵的《紅樓夢索隱提要》以為此隱敘董小宛之喪[16](pp.195~206)，潘重規也提出秦可卿的出喪，被著意鋪排成帝王氣派，質疑說「這在曹家如何附會得上」[17]，又如杜世傑則解作是影射崇禎皇帝的祭禮[10](pp.80~8，劉心武也將其作為推論秦可卿出身未必寒微的一條重要論據[15]，索隱者顏采翔則在其主持的「紅樓醒夢」網站上發表意見認為是寫皇太極之死[18]，索隱家上述種種推論固然令人難以置信，但考證派與批評派的紅學家的意見又如何呢？比較通行的解釋是，《紅樓夢》中寫秦可卿葬儀之隆盛系自《金瓶梅》中寫李瓶兒之死一段化來（這種見解也是由另一路數的索隱家闞鐸在《紅樓夢抉微》中較早提出的），近年來又有研究者提出，這段描寫和《紅樓夢》中隱含的滿族之薩滿信仰有關[19]，但這些見解尚未成為學界之定論，既然如此，索隱家們以自己的方式來予以索隱式的解答，也就不足為怪了。
同樣，《紅樓夢》中人物年齡及活動之時序錯亂亦為引人注目之一大疑點。對於這一大疑點，考證派學者有極力予以否認者，如某位極端強調《紅樓夢》自敘傳性質的學者堅持認為，《紅樓夢》敘事「大有條理」「所敘日期節序、草木風物，無不吻合，粲若列眉」，對於書中明顯的矛盾處則解作「信筆泛敘」「疑字有訛誤」，「不必以辭害義」，「不得死看」[20]（第六章「紅樓紀歷」），但是這種看法顯然難以服人，因為書中的時序矛盾舛錯之處並非只是「偶有二三處欠合的」，據戴不凡先生的分析統計，前八十回幾乎每一回都有這一問題，真可說「書中前後矛盾、可疑、破綻之處纍纍」[21]（「時序錯亂篇」）。對此有些學者推斷系因《紅樓夢》複雜的成書過程所致，將這類問題視作「大醇小疵」「瑕不掩瑜」 [21]（「時序錯亂篇」）[22]；有紅學家認為從藝術欣賞的方面來看，這根本就不是個問題，它只是中國古代文學「遺形取神」「景為情用」等藝術傳統的表現[23](pp. 32~33)；也有研究者認為書中賈寶玉年齡描寫的矛盾現象是作者「重溫繁華」「逃避自責」的創作心理所致[24]；還有人提出了別出心裁的「超越的遙遠的觀察『哨位』」說[25]( 附錄「時間是多重的嗎」)。這些解釋都可聊備一說，但不可否認的是，時序矛盾這一問題的揭出，在一般視《紅樓夢》為完美典範的解讀者那裡，很可能會帶來崇信危機 ，而索隱家們則堅信他們獨具只眼的索隱恰能解決這一危機，恢復《紅樓夢》完美典範的形象，因此便紛紛趕來在這一問題上各顯身手進行種種推論索隱 。
最後，還有對作者意圖進行過度推求導致的索隱立場。即如錢靜方《紅樓夢考》所云：「要之《紅樓》一書，空中樓閣，作者第由其興會所至，隨手拈來，初無成意。即或有心影射，亦不過若即若離，輕描淡寫，如畫師所繪之百像圖。類似者固多，苟細按之，終覺貌似而神非也。」
《紅樓夢》的作者——曹雪芹，高鶚，以及可能存在的《紅樓夢》前身《風月寶鑒》和/或《金陵十二釵》和/或《石頭記》的作者——無論是誰，都毫無疑問具有當時至少是中上水準的文化修養，將當時詩文乃至時政掌故等等信手拈來，寫入文中，是非常自然的，在作者也許是涉筆成趣，別無深意，但後人逆向解讀時，就很可能索解出影射意圖，將作者無意的成分解作有意，由此展開一系列過度詮釋。這說明以意逆志這種文本闡釋方式有其有效性之邊界，並非可不加限制條件地孤立地任意使用，否則就會如《百年孤獨》作者加西亞·馬爾克斯尖刻譏諷的那樣：「評論家和小說家完全相反，他們在小說家的作品裡找到的不是他們能夠找到的東西，而是樂意找到的東西。」[26](p.104)當然，不是只有索隱派才有這個問題，這是所有的批評者都應加以警惕的。
四、考證派自傳說的缺陷
索隱派不能為學界主流「撲滅」，還可從紅學發展中找到內部原因。
紅學索隱派雖常受考證派和社會批評派各路共同「圍剿」，但因其與考證派都是從傳統史學的歷史之維去審視《紅樓夢》並進行「史料還原」，均以還原《紅樓夢》隱去的（或者說，它所影射的）歷史上的原本事件、人物為己任，因此它主要的爭競對手就是考證派。雖然自胡適的《紅樓夢考證》起，考證派的自傳說屢予索隱派以重創，但因其本身的一些缺陷，也給索隱派留下了周旋的餘地。
最大的缺陷就是相當數量的考證派學者過度強調《紅樓夢》的實錄性質，極端者就是製作年表之類。這就帶來很多問題，如無法解說《紅樓夢》文本中諸多情節前後時序不一致的矛盾，授索隱派以攻擊並論證索隱合理的口實；
又如蔡元培當年針對胡適的「曹雪芹的自傳」和「平淡無奇的自然主義」，曾提出一個問題：
「而此書又為雪芹自寫其家庭之狀況，則措辭當有分寸。今觀第七回焦大之謾罵，第六十六回柳湘蓮道：『你們東府裡，除了那兩個石頭獅子乾淨罷了』似太不留餘地。」[9]
這句話向為人所忽略，考證派及社會批評派的自敘傳說者並沒予以充分重視，因此便有後起的索隱者不斷據此發揮反擊，如潘重規在《紅學六十年》中質疑到：「《紅樓夢》的作者對於賈府的惡意仇視，時時流露於字裡行間，焦大、柳湘蓮的當面嘲罵，尤三姐托夢時的從旁控訴（庚辰、戚本第六十九回），每每都表現作者對賈府的痛恨。如果作者是曹雪芹，他為什麼要詆毀他列祖列宗如此不堪呢？可見自敘傳的說法是不能成立的。」[17]又如杜世傑在《紅樓夢考釋》一書中引錄了史料中關於曹寅為人品格忠正、幹練多才的記載後，亦質疑云：「據自傳派主張，吳玉峰、畸笏（有人主張是雪芹之父）、脂硯（有人主張是雪芹之兄或繼室）、棠村（有人主張是雪芹之弟）、曹雪芹都是曹寅的子孫，都曾參與製造《紅樓夢》，仔細想想，這話若是真的，那曹家人究竟集體得了什麼病，要花十多年功夫，研究製造一部罵自己的書呢？……」[10](pp.21~22)
確實，對於過分地強調《紅樓夢》自傳、實錄性質的人來說，這並不是個好回答的問題。說曹雪芹有叛逆精神、暴露意識也不見得全能令人心服，再叛逆也還有個人情的度，何況在很多紅學家那裡，漸漸也開始承認曹雪芹的思想還有很多局限性和保守因素。對這個問題，一些學者以《紅樓夢》成書過程的複雜性予以解釋，如有人認為，《紅樓夢》的成書可能是先寫了盡力暴露賈家黑暗的《風月寶鑒》後，又寫了禮讚女性的《金陵十二釵》，再將前者打散開來分別放入後者中[27]。不過，對這一類的解釋，索隱者仍可循其原來的理路追問：曹雪芹何以要寫如此醜詆先人的《風月寶鑒》？
再有，應該看到考證的方法本身也並不能解決一切問題，諸如《紅樓夢》情節中相當數量的內部矛盾，考證派尚不能予以完滿解答[27]，這就給了索隱家們用武之地，他們為將《紅樓夢》完美化和必能索隱出文字背後真相的信念驅使，堅定地宣稱：「其紕漏處均是絕大關鍵」 、「反常的地方，對立的部分，都是紅樓上問題的所在」[10](p.42)。而在《紅樓夢》被不斷地經典化至不可超越的偉大典範後，一般層面的接受者也自然產生了對《紅樓夢》完美化的接受期待，這也就是索隱家們努力彌縫《紅樓夢》之種種固有矛盾的索隱之作，往往在非專門家的廣大接受者那裡頗有市場的原因所在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索隱派的綿延不絕又與《紅樓夢》被不斷經典化的接受史大背景有一定的內在關聯。
因此，從上述歸納的並不完全的幾點來看，紅學索隱派的興起及不絕如縷，是《紅樓夢》文本外部、內部各種合力推動的結果，實有其學理上的必然性。由此可以預言，對《紅樓夢》進行索隱式解讀的現象，在相當長的時間內還不會消亡，至於對這一現象應如何進行價值評判，那就需要另文探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