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紅樓夢》的陰盛陽衰
《紅樓夢》在中國小說史上的地位用巔峰來形容不為過，熱鬧了近百年的「紅學」累積了無數著述。然而，從性別角度分析研究《紅樓夢》的著作還不多見。《紅樓夢》作為中國文學史上的奇書，其「性別革命」的價值尚未得到很好的發掘。
超越傳統的男性視野
在中國古代傳世的長篇小說中，將女性角色置於重心位置是很少見的，而在父系文化背景下，作出女性角色內涵高於男性角色的文化價值判斷就更少見。就這一點說曹雪芹是一個不自覺的女性主義者也不過分。
曹雪芹打破了傳統的女性形象模式。中國傳統文化對許多問題的研究讓世人驚歎不已，先哲如孔子、孟子、老子、莊子、墨子、韓非子等，都有過讓後人景仰的思想成就。然而，他們對身邊女性的研究審視卻粗淺得讓人難過。例如，孔子的「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遠之則怨，近之則不遜1」，徒予魯迅這樣的嘲諷專家以口實。在這種不正視女性的社會風氣影響下，女人在素以豐富多采著稱的文學作品中，就只剩下乾巴巴的幾條筋。歸納起來，不外乎「貞女」、「蕩婦」、「棄婦」這三種類型。一直到《紅樓夢》問世前，中國文學中的女性形象似乎連《詩經》的水平也未達到。雖然，道學家極力想把《詩經》中涉及兩性情愛的作品解釋為「刺淫奔」，但仍遮不住其中眾多女性形象的光彩。
《詩經.國風》中的許多情歌，刻劃了不少自信，自動，樂觀的戀女形象。她們與後來模式化的女性形象有著本質的區別。在《鄭風.褰裳》中，熱戀中的女子在與情人的調笑時，提醒對方「我不是非嫁你不可」：「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我思，豈無他人？狂童之狂也且！子惠思我，褰裳涉洧，子不我思，豈無他士？狂童之狂也且！」雖是戲謔之語，卻也包含了相當強的女性自主意識在內。在《召南. 有梅》中，懷春的女子毫不掩飾自己急切的求偶願望：「 有梅，其實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在這裡我們看不到後來被禮法約束的女子那種貞淑被動狀態；也看不出被情慾昏亂了頭的蕩婦的嘴臉。中國長篇小說至明代已臻成熟，其中的男性人物畫廊可謂五光十色異彩紛呈。帝王將相、商賈儒丐、漁樵耕獵、兵匪痞盜，千人千面，性格各異，幾乎無所不包。而女性形象卻在「三綱五常」的止血鉗制約下日見蒼白。《三國演義》中的女子，要麼是男人利用的工具（如貂蟬）；要麼是妻道的影子（如甘夫人、糜夫人）；要麼是任人擺佈的花瓶（如甄氏）；要麼是情節進展的道具（如孫夫人）。《水滸》中的女人可簡單地分為三類：一是背夫淫亂的無恥蕩婦（如潘金蓮、閻婆惜、潘巧雲）；二是雄化殘忍的女殺手（如母大蟲顧大嫂、母夜叉孫二娘）；三是少廉寡恥的老太婆（如王婆、閻婆）。 無論是那一種，類型化的痕跡都十分明顯。《西遊記》中的女妖不是吃人不吐骨頭的魔頭，就是逼著美男子唐僧性交的花癡；倒是可與《水滸》中的女性角色互證。《金瓶梅》中的幾個女性形象，雖然較前述作品血肉豐滿得多，但總體特徵仍不離蕩婦類型。自《紅樓夢》出現後，才向人們展示了一個千姿百態的女人世界。
《紅樓夢》的女性人物是你用一兩種分類方法無法澄清的。例如，從人物的社會標準來衡量，可以分為王妃、正妻、姨娘、奴婢、優倡、女尼、農婦等；
從人物的年齡可以分為女童、少女、已婚婦女、老年婦女；
從人物的精神狀態可以分為自戀型（妙玉）、抑鬱型（林黛玉）、妒嫉型（王熙鳳）、偏執型（晴雯）、順從型（襲人）、自卑型（香菱）、攻擊型（夏金桂）等；
從人物的社會性選擇來看，可以分成：權威型（賈母）、叛逆型（尤三姐）、認同型（薜寶釵）、超脫型（妙玉）、質疑型（林黛玉）、權術型（王熙鳳）、忍耐型（秦可卿）、追隨型（襲人）、巴結型（劉姥姥）等；
從人物的文化素養來說，可以分為：才女類（如林黛玉）、學女類（如香菱）和不通文墨類；或者可以分為：高雅型（如林黛玉）、世俗型（如王熙鳳）。
從人物的性格來看，可以分為：剛烈型（如尤三姐）、軟弱型（惜春）、剛柔型（探春）、
《紅樓夢》裡的兩性角色陣營明顯地向女性傾斜。這不僅是指小說的主要篇幅用來表現女性人物；而且在曹雪芹來看，女性角色所包含的價值遠高於男性角色。這是中國文學家從來也沒有明確表示過的驚世駭俗之見。曹雪芹以他動人的女性生命藝術世界首次向兩千年來被奉為金科玉律的「男尊女卑」法則提出了挑戰。在《紅樓夢》大觀園這個女兒國裡，不僅出身尊貴的「金陵十二釵」頭腦敏捷，談吐不凡；就是那些未入正冊的丫頭們其膽識作為也勝過了她們身邊的「鬚眉濁物」。其中不乏晴雯的剛直；香菱的執著；紫鵑的愛心；鴛鴦的機敏；平兒的乖巧。賈寶玉在錦衣玉食的賈府男人中已屬佼佼者，但在聯詩作對的遊戲中卻總不是林黛玉、薜寶釵的對手。其他如賈赦、賈珍、賈璉、賈蓉、薜蟠之流，更是些人格低下，不學無術的聲色犬馬之徒。
這麼多出身高貴的污濁男人與那些清白女子的強烈對比，不能不透露出作者對男女兩性的反傳統看法。在第二回中，曹雪芹曾借甄公子之口對女性作了這樣的評價：「這『女兒』兩個字極尊貴極清淨的，比那瑞獸珍禽、奇花異草更覺希罕尊貴呢！你們這種濁口臭舌，萬萬不可唐突了這兩個字，要緊，要緊！但凡要說的時節，必用淨水香茶漱了口方可；設若失錯，便要鑿牙穿眼的。」話雖有些瘋，可作者毫無嘲諷之意，並特意通過賈雨村之口進行了一番辯白，深恐讀者產生誤解。如果說這個甄寶玉和賈寶玉是個藝術上的孿生形象，那麼賈寶玉同樣的表達就絕非偶然了。「女兒是水做的骨肉；男子是泥做的骨肉。我見了女兒便覺清爽，見了男子便覺濁臭逼人」。這並非僅僅是小兒的奇語，賈寶玉性情中明顯的女性化傾向，不但沒有受到作家的譴責，反而被多加讚許。這樣做在男性道德功名至上的社會裡是需要勇氣的。雖然在《紅樓夢》之前的中國小說裡，並不缺少多情書生的形象，但是這些書生全都拖了一條功名利祿的傳統社會化的尾巴。並且作者大都把婚姻愛情的基礎設計在書生博取功名的努力之上。所謂「洞房花燭夜，金榜題名時」成了封建時代男子的普遍夢想。這不過是「封妻蔭子」的男性道德的浪漫化而已。多情如張生，在雲雨過後，仍會想起進京趕考的男人前程來。在元稹的《鶯鶯傳》裡，張生為了不影響自己的男人前途，而適時地遺棄了鶯鶯，並被嘉許為「善於補過」。在《西廂記》裡，張生雖然有所進步，信守承諾，但我們仍要為鶯鶯小姐捏著一把汗，倘若張生時運不濟，連考不中，那時名節已壞的鶯鶯小姐將如何是好？
已經有學者注意到了，在賈寶玉身上有明顯的自慚與自卑情結１。並認為這表現了賈寶玉厭惡貴族身份的傾向。這當然是對的，但是曹雪芹更深的用意恐怕還在於強化作品尊女抑男的情調。賈寶玉在男人群裡是很自尊高傲的，除了秦鍾、柳湘蓮等極少的男人為他所看重外，其他男人大都不在他眼裡。特別是那些鑽營有術，仕途得意的所謂高貴男性，他視之為「國賊祿鬼」。而在那些身份低賤的丫頭優伶面前，他則可以憂其憂，樂其樂；並總覺得在天真的女兒國裡自己是一個「濁物」。寶玉在襲人家裡見到幾個鄉村少女，便若有所思。覺得造物不公，那些女孩兒「正配生在這深堂大院裡。沒的我們這種濁物倒生在這裡。」寶玉在夢遊太虛幻境時，警幻讓幾位仙女出迎
（仙女們）一見了寶玉，都怨謗警幻道：「我們不知系何貴客，忙得接了 出來。姐姐曾說今日今時必有絳珠妹子的生魂前來遊玩，故我等久待。何故反 引這濁物來污染這清淨女兒之境？」寶玉聽如此說，便嚇得欲退不能退，果覺 自形污穢不堪！
按說寶玉生下來，就帶了塊通靈玉，讓周圍人稱羨得了不得。但寶玉本人不但沒為此感到驕傲，反而一直心存疑惑。主要疑在周圍的姐姐妹妹們都沒有，及至見黛玉也沒有，便發起狂來，狠命地摔那玉。在這一系列情境中，曹雪芹都在有意通過寶玉來強調男女「濁」與「清」的對比。
這裡的「清」「濁」顯然是指人是否受了社會文化的污染。《紅樓夢》裡說得很明白，並不是所有的女人都是「水做的骨肉」，「清爽」的只是「女兒」，即未婚少女。那些入了正統婚姻染缸的中老年女性也跟著污濁起來。書中特意讓寶玉對此感慨了一番。「女兒未出嫁，是顆無價之寶珠；出了嫁，不知怎麼就變出許多的不好的毛病來，雖是顆珠子，卻沒有光彩寶色，是顆死珠了；再老了，更變的不是珠子，竟是魚眼睛了。分明一個人，怎麼變出三樣來？」（５９回）第７７回，寶玉望著幾個拉著司棋出去的婦人，氣恨難平：「奇怪，奇怪，怎麼這些人只一嫁了漢子，染了男人的氣味，就這樣混帳起來，比男人更可殺了！」這種獨鍾「女兒」討厭「婦人」情結，有的學者歸結為一種宗教情緒２；有的學者認定是「處女崇拜」３。不管怎麼說，在曹雪芹與賈寶玉的精神世界裡，「女兒」自成一體，超越於其他污濁的社會人群。「婦人」因為被編織進男權社會的婚姻家庭之網，逐漸喪失了自然潔淨的本色，而為男性社會所同化。由此人們不難看出，曹雪芹自覺不自覺地區分了自然與社會兩大範疇；並且，讓女兒象徵自然；男人和婦人來象徵社會。寶玉則作為男女雙性氣質的人物，游離於兩者之間。並最終以出世的方式回歸自然。
在父權社會中，女性被有意隔離在主流社會之外。社會給女性的唯一歸宿是為人妻、為人母。作為「賢妻良母」預備隊的女兒們，就在這種特別的背景下成了社會的邊緣人。所謂「女子無才便是德」。被迫遠離社會核心地帶的「女兒」所以才有了這一份因禍得福的「乾淨」。如果我們的眼界再放得開一點，就會發現，重「女兒」，輕「婦人」，是中外特定時期文學中的一種普遍現象。歐洲浪漫主義文學對「少女」的「頌揚」也出於同樣的文化背景。看來，這是人類文化發展到自然崇拜階段所產生的「准偶像崇拜」。即「女兒」的形象，部分地替代了「上帝」的形象。在中國，這是對正統儒家文化的反叛；在歐洲，是對傳統基督教的反叛。但無論怎麼說，這都是抬起頭看女人的開始。
「女兒」的形象畢竟還要靠男性的欣賞來支撐，從這一點來看，「女兒」崇拜還有更深的精神心理原因。「女兒」對男性目光的強烈吸引，一方面來自她們青春期特有的性魅力；另一方面是她們無主待嫁的特殊身份。這二點可以勾起男性的無盡情思。《紅樓夢》對此以「意淫」二字概括之，可謂慧眼獨具。「意淫」之所以大大地不同於「體淫」，一來這是對後者的超越；二來這是男性對特定女性的「仰視」，不同於以往的「俯視」。
談情說愛雖然不為正統道德所鼓勵，但只要談情說愛不直接影響傳統法則所認定的男性精神，那就可以愛照談，情照說。如果背棄了這一點，就已經走上了叛逆之路。這種男性形象歷來受到無情的抨擊與嘲諷。《三中演義》中的呂布，論勇猛武藝應排在所有戰將的前面，虎牢關前，關羽、張飛兩員猛將才與他打了個平手。但他用情迷亂，中了美人計，弄得身敗名裂。應了那名古語「兒女情長，英雄氣短」。而劉備雖經常目迷五色，但總不忘成帝王之業，便仍可以有蓋世英名。為此，雖然賈寶玉的形象予人有軟弱之感，但這個角色本身卻包含了強烈的叛逆精神。在《紅樓夢》中，那些奔走於仕途的男人，與賈寶玉比起來便黯然失色。賈政在這類男人中已是出類拔粹的人物了，他的妹丈林如海、官宦賈雨村和冷子興，都稱他「大有祖父遺風」，可是我們在他身上的確找不出多少值得稱道的地方。
《紅樓夢》不僅在人格氣質上，置女性於男性之上，而且在傳統屬於男性領域的地方，也給了女性施展才華的機會。林黛玉、薜寶釵的詩賦才能，明顯在其它男人之上。王熙鳳在治家理財上的鐵腕，讓榮寧二府的男人自愧弗如。賈探春在賈府窮途末路之際，興利除敝，開源節流。顯示了難得的遠見和魄力。我們不能因為在王熙鳳身上有著濃厚的負面價值色彩而否定她對傳統女性人格的超越。王熙鳳身上聚集的能量與才幹沒有其它的出路，必然會消耗在維護個人名份，剪除異己的小圈子上。如果那個時代王熙鳳有賈政那樣的機遇，誰又能料定她不會給賈府帶來中興的希望呢？（封建社會無疑是在走下坡路，但個別家族的興旺不僅是可能的，而且是一種必然的現象。）
挖掘展示兩性角色的互滲特徵
《紅樓夢》對男女兩性角色的刻劃，打破了傳統兩性角色的刻板僵化狀態。中國傳統文化認為，男性精神和女性精神是水火不相容的，男性女性化；女性男性化都是有悖自然的變態，應該受到嚴厲的譴責。無論是官方的正統文化，還是民間的習俗文化都把「不男不女」這種性別角色的模糊狀態視為人的災難。所以，在此之前小說中，女性男性化的角色是漫畫化的，如《水滸》中的孫二娘；男性女性化的角色則是表層的局部的，如某些書生的形象，他們最終都會歸就功名。曹雪芹從心底懷疑這種傳統說教。他給我們帶來了全新的性別角色的演化觀念。某個男人，或某個女人的異性化傾向，必定與這個人特定的生活背景相關。因此，女性某種程度的男性化；男性某種程度的女性化都是可以理解的和正常的。這在小說藝術上，驗證了現代流行的性別角色理論：兩性角色之間有著自然的交叉相容關係。隨著社會文化對性別角色控制力的減弱，這種交叉和相容性還會進一步發展。
賈寶玉是書中女性化程度最明顯的人物。他的女性化心態有著特殊的個人生活背景。他是賈府的正出獨苗，依仗輩份最高的賈母寵愛庇護，直到青春期降臨，還賴在大觀園這個「女兒國」裡不走。從小生活在脂粉群中的賈寶玉，耳濡目染，從性情到舉止，都不知不覺地女性化了。賈母稱他為「女孩錯投胎」。賈寶玉的童年生活明顯缺少硬性的性別角色約束。特別是缺少「男尊女卑」的傳統男性意識。兩性間自然的吸引和模糊的平等思想，使賈寶玉對身邊女孩的命運十分關注。晴雯屈死；金釧投井；尤三姐吞金；香菱飽受摧殘；惜春逼嫁；這些女孩的淒慘遭遇讓賈寶玉對人生深感困惑。這些反過來又促使他拒絕傳統男人的功名利祿之路。賈寶玉的叛逆，不僅表現在男性的社會化選擇方面；而且表現在人格心態方面，稱得上是一種對傳統人的全方位的叛逆。
如果說賈寶玉的性別角色偏離是明寫的話，王熙鳳的男性化特徵則是暗寫的。王熙鳳嫁到賈家來，就以「辣子」著稱。她嘴尖舌利，工於心計，能裡能外，「明是一盆火，暗是一把刀」，把上千口人的賈府弄得上上下下服服貼貼。其心黑手辣，敢作敢為的秉性是怎麼形成的？作為大家貴族出身的小姐，從小就應該禁閉在閨門之內，培養薰陶「行不現足」，「笑不露齒」；「低眉斂衽」，「柔弱羞怯」的閨閣風範。何以鳳姐鬧得如此出格？她毒設相思局的魄力和心計是從哪裡來的？曹雪芹作為現實主義風格的藝術大師，並沒有在這個人物性格關係重大之處漏筆。仔細查找，果然在第三回找到了。原來王熙鳳「自幼假充男兒教養」。雖然不過八個字，而且還是林黛玉進賈府時想到的母親的介紹之語，但這句話卻使鳳姐的行為有了穩固的角色依托。曹雪芹實際上告訴我們，男人或女人，如果從小被放在異性別的環境裡培養，就必然會背叛自己原來的性別角色。這個道理我們在自己的生活經驗中也會觀察到。據此分析下去，我們會發現：性別現象十分複雜，並非我們直覺的那樣簡單。
大觀園的女子，甚至包括婢女，由於長期受封建禮教的約束浸染，大都帶所謂淑女風度。這已成為那個時代有教養女人的標誌。其核心特徵之一便是迴避一切可能帶有性含義的東西。林黛玉在聯詩作對時隨口引了艷曲中的詞句，一經被寶釵點破，便滿面羞愧。寶玉用「多愁多病身」和「傾國傾城貌」，將自己與黛玉相比，本是真情的流露，但立刻引得黛玉大發脾氣，也是唯恐被當作輕薄的女孩看待。因此，以寶玉這樣性格柔弱的男人，也便成了性愛信息和行為的主動發出者。例如對黛玉和襲人。可是沒有經受這種淑女教育的女子，卻可能全不理會這一套。當寶玉出府去看被逐生病的晴雯時，便受到了野性十足的晴雯嫂子的性騷擾：
「你一個做主子的，跑到下人房裡來，做什麼？看著我年輕長得俊，你敢只是來調戲我麼？」寶玉聽見，嚇得忙陪笑央及到：「好姐姐，快別大聲的他伏侍我一場，我私自來瞧瞧他。」那媳婦兒點著頭，笑道：「怨不得人家都說你有情有義的。」便一手拉了寶玉進裡間來，笑道：「你要不叫我嚷，這也容易，你只是依我一件事。」說著，便自己坐在炕沿上，把寶玉拉在懷中，緊緊的將兩條腿夾住。
寶玉那裡見過這個？心內突突的跳起來，急得滿面紅脹，身上亂戰，又羞又愧，又怕又惱，只說：「好姐姐，別鬧！」那媳婦乜斜了眼兒，笑道：「呸！成日家聽見你在女孩兒們身上做功夫，怎麼今兒個就發起 來了？」......說著，就要動手。寶玉急得死往外拽。（《紅樓夢》第７７回）
顯然，這裡的晴雯嫂子與寶玉好像是互換了性別角色，寶玉倒成了在女性的性騷擾面前手足無措的防禦者。晴雯嫂子的性放縱，不論是作者還是讀者，都把這視為其缺少教養的結果。這種判斷的前提就是我們前面所說的「性別角色的後天環境決定論。」假如晴雯嫂子自幼生長在世家貴族，就絕不會有這樣駭人的舉止。或有管束失當之處，也不過像王熙鳳那樣在其它方面鋒芒畢露，在性愛上必然還是含蓄的。因為性愛方式對傳統女性角色來說是更嚴重的禁忌。王熙鳳的男性化言行雖招人非議，但尚不至於危及她的高貴地位；一旦她在性律條上公開越軌，她必將受到身敗名裂的嚴懲。這是毫無疑問的。由此看來，女性整體相似的性衝動，被「性別角色模式」＋「階級角色模式」＋「個人特殊背景」整合成形形色色的個體。在林黛玉是心嚮往之，而口噤不能言；在王熙鳳是表面正經，而背地則有神勾目挑之事，甚至有膽量導演美人計；在襲人是半推半就；在晴雯之嫂則公然行使性暴力。在此我們不能不佩服作者對生活中人的觀察提煉功夫。
人類童年期的體驗對人一生的角色導向是十分重要的，人的社會化進程並非始於成年期，甚至也不是始於少年期；而是始於幼年期、嬰兒期。社會學家的觀察表明，男嬰和女嬰在降生之後不久，就開始受到有差別的對待。在人們的習慣印象中，男孩要強壯一些；女孩要嬌弱一些，男孩需要磨煉；女孩需要關懷。因此，女孩的哭聲比男孩的哭聲更容易引起父母及周圍人的注意和撫慰。我們有選擇地送男孩槍；送女孩洋洋娃娃，而後卻以為男孩天性喜歡舞槍弄棒；女孩天性喜歡做媽媽。
在人的社會關係日益強化的時代，人的純粹的天性已經所剩無幾。林黛玉６歲時，由賈雨村設課授書，她每遇到「敏」字，就讀作「密」，寫到此字時還要缺筆。這使教書先生疑惑不已。後來才知道黛玉是為了避母諱。顯然，這不可能是天性使然，而是貴族文化薰陶的結果。男性和女性就其純粹的天性來說，是十分接近的，醫學科學告訴我們，男女兩性的染色體絕大部分是相同的。即使是決定性別的染色體仍然有一部分是一樣的。可以說，男女兩性是用同一種材料，用同一種方法製成的。決定個體人性格和心態的是浸潤其中的特定的社會文化導向。人類有一個超長的兒童期，它幾乎使人的個性具有了無法估量的可塑造性。在世界各地，曾有過發現狼孩、豹孩、豬孩的報道。他們長大之後，都無法正常地重返人類社會。以人的生理條件，而可以適應動物的生存方式，這一方面反映了人類童年期學習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人巨大的可塑性。這一點對於我們理解男女性別角色的分裂與溶合現象是很重要的。
由《紅樓夢》引發的對性別角色問題的思考
性別概念至少要分成三個層次來理解：
第一個層次是基因性別。它是由人的性染色體決定的，男性的性染色體是ＸＹ；女性的性染色是ＸＸ。這是判定人生理性別的最終依據。最近，國際奧委會決定對參加國際大賽的女運動員進行性別檢測，就是以此為本。
第二個層次是體貌性別。這也是傳統習俗上鑒別男女身份的方法。它依據的是人凸現在身體外部的人的第二性徵。如男人的鬍鬚、喉結，女人的乳房及男女兩性的外生殖器等。這種方法對醫學上稱為「假兩性人」的個體就不適用了。假兩性人的體貌性別與基因性別正好相反。
第三個層次是文化角色性別。是個體人自我體驗和其周圍環境對其特定性別的認同感一起構成的。從這個角度來說，賈寶玉的角色性別更接近女性，周圍人也大有同感，賈母就說，寶玉是女孩錯投胎。第４３回，跟班焙茗替寶玉遙祝的幾句話，把寶玉想說又不便說的話說出來了，活畫出寶玉的女性化性情。「我焙茗跟二爺這幾年，二爺的心事，我沒有不知道的，只有今兒這一祭祀，沒有告訴我，我也不敢問。只是受祭的陰魂，雖不知姓名，想來自然是那人間有一，天上無雙，極聰明清雅的一位姐姐妹妹了。二爺的心事難出口，我替二爺祝讚你：你若有靈有聖，我們二爺這樣想著你，你也時常來望候望候二爺，未嘗不可；你在陰間，保佑二爺來生也變個女孩兒，和你們一處玩耍，豈不兩下裡都有趣了。」王熙鳳的所作所為則更像男性，她也時常半開玩笑半認真地自比男人。值得注意的是，人一旦完成了對文化性別的認同，便終生難以再改變。即使這種認同與人的基因性別相悖也只能將錯就錯。大部分的假兩性人在得知自己的真正基因性別後，無法重返自己的真實性別，這足以證明後天的文化選擇是一種無法抗拒的力量。賈政即使把賈寶玉打死，也不能改變他「近脂粉，遠功名」的人生道路；同樣，要想恢復王熙鳳的女兒態，也是除一死之外別無它途。
性別的這三個層次並不總是統一的，角色性別的個體差異很大，角色性別的民族與時代差異就更大。這使我們有理由相信，角色性別不是由基因性別和體貌性別先天決定的，而是人與其周邊環境在後天共同塑造的。因此，到底有沒有性別互異的天性是大可懷疑的。我們知道，上古女性曾經有過一個相對自由的時期。那一時代的女性便沒有封建時代女性唯唯喏喏的模樣。在世界各民族上古的神話傳說中，她們曾經是呼風喚雨的神巫；曾經是煉石補天的救世主；曾經是創造生命的始祖母；也曾經是英勇無敵的亞馬遜勇士。顯然，上古女性與封建時代女性在生理上並沒有什麼不同；同理，封建時代女性與今天的女性在生理上也沒有什麼不同，她們在女性角色上所表現出來的巨大差異，主要是時代環境塑造的結果。那麼，時代環境或個人小環境的變化必將影響到生活中男男女女的心理和行為。賈寶玉成為女性化的男人；王熙鳳成為男性化的女人是偶然條件生成的。假如賈寶玉早早就因男女之大防被趕出大觀園，就定無後來對女性情真心軟的寶玉；假如王熙鳳不是幼時假充男兒教養，也絕無後來心黑手辣的鳳姐。賈府也許只是多了一個賈璉，一個王夫人而已。一個時代的「偶然條件」，在另一個時代也許就不再是偶然的。如今，「閨房」和「學堂」之間已無壁壘；「王熙鳳」們和「賈寶玉」們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願望相對自由地去體驗自己的角色性別。這意味著今天的賈寶玉可能不再為自己的叛逆人格付出過於沉重的代價。也意味著傳統性別角色的壁壘正在逐漸瓦解，這將為個體人釋放出更大的角色選擇空間。
《紅樓夢》中的女性命運，大都是不幸的。這除了父權社會的外部壓迫外，也有女性角色自身千百年來所承受的種種壓力。從香菱的淒慘身世我們看到了拐賣婦女的罪惡勾當；從金釧、晴雯的屈死，我們看到了女奴制度的非人性質；從鴛鴦拒婚，尤二姐慘死，我們看到了一夫多妻制所帶來的災難；從黛玉絕粒，尤三姐自刎，我們看到了女性自我選擇的艱難。曹雪芹雖然未給女性找到出路，但對她們的生存現狀提出了強烈的質疑。傳統文化把女性的幸福歸結為婚姻的美滿，而婚姻的美滿又取決於丈夫是否是有一定道德感的貴人。實際上，這只是男人對女人幸福的判斷。元春貴為皇妃，按理來說該是自得意滿了。而元春的一肚子苦水，形似囚徒，卻沒有多少人理會。賈家的人更看重的是元妃省親時給賈府上下帶來的那種榮耀感。個人應該以家族的幸福為幸福，倘不幸個人的願望與家族的需要發生了衝突，個人則應無條件地服從家族。這雖然是封建家庭對其全體成員的共同要求，但就婚姻這一點來說，女性的犧牲來得尤其悲慘。男性如果為家族利益娶了一個自己不喜歡的女人，苦惱之餘可以將情感轉向媵妾；甚至轉向娼妓，也有很多迴避家庭浪跡在外的辦法和借口。女性則除了忍耐別無選擇。「得意一人，是謂永畢，失意一人，是謂永訖」（班昭：《女誡》）。賈迎春眼睜睜地看著自己被賈府送入火坑，哭救無門。此時的貴族小姐迎春與償債的奴隸無異。婚姻對女性要麼是地獄；要麼是天堂。這無疑加重了女性對婚姻的幻想與恐懼。林黛玉臨風灑淚也好，荷鋤葬花也罷，心中的煩惱和恐懼都是那個正在逼近，而又無法把握的婚姻契約。正是擔著這樣一塊心病，林黛玉才對屬意中的寶玉的行為，分外敏感。寶玉喜亦喜；寶玉憂亦憂。特別是想到寶玉有另娶的可能時，那種心驚肉跳的感覺，無以言表。只能以對寶玉尖酸刻薄的警示及對其心跡言行沒完沒了的刺探偵緝，聊以自慰。黛玉脾氣的乖張，當然與這種壓抑不自主的環境有關。她知道象寶玉這樣的人物，在貴族子弟中已屬難得一遇了，只有奮力去抓住這一途。
與林黛玉相反，薜寶釵雖然也知道婚姻對女性是個生死存亡的所在，但她卻比黛玉多了幾分社會化的「成熟」。她知道，與其把功夫花在意中人寶玉身上，倒不如去討好有權力操縱婚姻的人和周圍輿論。為此，暫時惹得寶玉不高興也在所不惜。以往人們常為此指責薜寶釵「虛偽」「巴結」，這固然有道理，但薜寶釵也是出於無奈。選擇丈夫對今生不幸相遇的女人來說，就是一場殘酷的生存競爭。寶釵不敢冒失去寶玉而嫁一個像她哥哥那樣男人的風險。不然，在寶玉、黛玉婚禮之時，也許就是寶釵絕望之日。誰能不說這是嚴酷的男權社會逼迫的結果呢？就是王熙鳳逼死尤三姐一案，雖不能不譴責這位鳳姐心黑手辣，然而，寬容的結果很可能導致被賈璉這樣的男人冷藏甚至遺棄。因此，女人之間的這場無煙的廝殺，背後的導演者正是譴責她們廝殺的男人自己。
《紅樓夢》這部小說，以大觀園的女性人物為中心展開，即使是其中的男主人公賈寶玉，身上也帶有濃重的女性化色彩。這種佈局的長篇小說在中國古代是少見的。以女性人物比重也很大的《金瓶梅》為例也可以看得很明顯，《金瓶梅》中的男性人物西門慶及其幫閒的故事仍居主導位置。書中的女性人物如潘金蓮、李瓶兒、春梅等人物，明顯處於被支配地位。這和《紅樓夢》中被女性人物包圍的賈寶玉大不相同。僅就這一點來說，《紅樓夢》的性別意義就值得我們認真研究。遺憾的是這方面的分析文章很少，而且沒有引起應有的重視。《紅樓夢》研究中理應出現「性別批評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