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樓夢》言政特色探討
紅樓夢》和《儒林外史》這兩部書的內容都涉及到當時的政治，都有「言政」問題。本文試作探討。
一 《紅樓夢》第四回《葫蘆僧判斷葫蘆案》提出了「護官符」。因為「護官符」的作用，薛府子弟呆霸王薛蟠打死了人，可以「沒事人一般」地一走了之，「這人命些些小事，自有他弟兄奴僕在此料理」。而作為地方官的賈雨村，對於和當時赫赫揚揚的賈、王等勢要之家「連絡有親，一損俱損，一榮俱榮」的薛府大公子，巴結開脫不暇，當然不會去顧及死者馮淵的 「逢冤」了。原來清朝統治階級「凡做地方官的都有一個私單，上面寫的是本省最有權勢富貴的大鄉紳名姓，各省皆然，倘若不知，一時觸犯這樣人家，不但官爵，只怕連性命也難保呢!——所以叫做『護官符』」。這「護官符」是賈雨村之流在官場混跡所萬萬不敢等閒視之的。《紅樓夢》的這節簡略描寫，深刻地概括了封建社會黑暗政治的本質面貌。《紅樓夢》揭出一張「護官符」，《儒林外史》又何嘗沒有寫出「護官符」呢?晚清評紅家王希廉曰：「護官有符，普天下為知縣者已奉為圭臬矣，」他並且指出，這是「亙古如斯 」的現象。試看《儒林外史》第九回，寫新市鎮公裕旗鹽店商人楊執中，在店不守本分，嫖賭吃穿，侵用成本七百餘兩，有誤國課，因此寄監收禁。這一日，只因湖州婁相府兩位公子偶動雅興，派家人晉爵兌七百五十兩銀子替他上庫，再拿兩公子的名片，向德清縣說這楊執中是家老爺們相好，叫他釋放出監。那晉爵只帶二十兩銀子，一直到德清縣書辦家，把這二十兩送與書辦，要他承辦這事，書辦道：「既是太師老爺府裡發的有帖子，這事何難?」隨即打個稟帖給知縣，說楊執中是婁府的人。那德清縣知縣聽了，心下著慌，卻又回不得鹽商，只好把幾項鹽規銀子湊齊，補了這一項，即刻將楊執中放出監來，也不用發落，由他回去了。那七百多兩銀子，自然都是晉爵笑納。德清縣為什麼聽說所監罪犯是婁府的人就著慌?楊執中為什麼能不用發落就釋放?書辦為什麼對這事敢打包票?晉爵為什麼可以穩操勝券享受七百多兩?這一切，全是因為德清縣也有一張「各省皆然」的「護官符」在那裡作用! 又如《儒林外史》第三十五回，寫莊尚志奉召進京引見，奏對稱旨，大學士太保公就對薦舉者徐侍郎說：「南京來的莊年兄，皇上頗有大用之意，老先生何不邀他來學生這裡走走? 我欲收之門牆，以為桃李。」但莊尚志有骨氣，以投靠權門為恥，結果得罪了太保公，於是他就只好奉旨還山，到玄武湖去「著書立說，鼓吹休明」了。毋庸解釋，太保公當初主動向莊尚志提供的，分明也是一張無字的「護官符」，無如莊尚志不識抬舉，他的結局是勢所必然的，這裡同樣也顯示了「護官符」的陰影。所以「護官符」一詞，雖然不見於《儒林外史》，但《儒林外史》通過生動的藝術描寫，對「護官符」也是作了深刻的揭露。在曹雪芹、吳敬梓生活年代，最大的政治事件，莫過於康熙末年的雍正奪位。這是極其敏感的素材。歷來研究者往往力圖通過索隱，在《紅樓夢》裡爬梳搜剔出曹雪芹反映奪位事件的蛛絲馬跡，他們抓住《紅樓夢》裡「鶺翎香串」、「 魘魔法」之類的細枝末節，轉彎抹角，旁證博引，大做文章，尋求微言大義，說明曹雪芹確實是對康熙諸子、雍正兄弟間的凶險關係進行了旁敲側擊式的口誅筆伐。如果確實如此，《儒林外史》在這方面，就更明顯了。原來吳敬梓雖然把《儒林外史》的故事年代假托在明朝，但實際上寫的是清朝，書中有關人物，據說都是當時實有人物的影寫，如杜少卿影作者自己，虞育德影吳蒙泉，莊尚志影程錦莊，馬純上影馮粹中——正是由於這種特殊的體例。本書第七回，寫陳和甫自稱其乩術之神，說是當年李夢陽曾約他去扶乩，那乩半日也不得動，後來忽然大動起來，寫了一首詩，有云「夢到江南省宗廟，不知誰是歸京人?」那些看的人都不知道是誰，只有李夢陽懂得詩詞，連忙焚了香，伏在地下，敬問是哪位君王，那乩又如飛寫了幾個字道：「朕乃建文皇帝是也。」眾位都嚇的跪在地下朝拜了。又第八回，婁府兩公子在姑丈蘧太守席上說寧王反叛的話，婁四公子道：「據小侄看來，寧王此番舉動，也與成祖差不多，只是成祖運氣好，到而今稱聖稱神，寧王運氣就低，落得個為賊為虜，也要算一件不平的事。」蘧太守道：「成敗論人，固是庸人之見，但本朝大事，你我做臣子的，說話須要謹慎。」原來這兩位公子，因科名蹭蹬，激成了一肚子牢騷，每常只說：「自從永樂篡位之後，明朝就不成個天下。」如此這般，一再明目張膽地為歷史上奪位鬥爭的失敗者張目，公然把他們和「奉天承運」的大皇帝一視同仁，不是很容易引起當時讀者對時事的聯想嗎?吳敬梓真好大膽! 然而更有進者，清初文字獄猖獗，這也是一種「政治」。《紅樓夢》裡找不到關於文網書禁的直接描寫，而《儒林外史》竟把批判的鋒芒橫刀躍馬地指向這一非常惹不起的「政治」 。第三十五回，寫盧信侯因家藏《高青邱文集》，乃是禁書，被人告發，結果盧信侯被迫自行投監，卻由莊徵君悄悄寫了十幾封書子，打發人進京去遍托朝裡大老，從部裡發出文書來，把盧信侯放了，反把那出首的人問了罪。吳敬梓匠心獨運，將森嚴的「朝廷功令」化為一場兒戲，正是對當時統治者恐怖的文化政策盡其嘲弄之能事的絕妙文章。《儒林外史》言政的特色是著重批判封建科舉制度。科舉制度，目的在於培養地主階級官僚隊伍，用以充實和加強封建國家機器。《紅樓夢》由於題材的關係，對此當然不及《儒林外史》那樣用了專門的功夫，但仍然作出了偉大的否定。和《紅樓夢》比較，《儒林外史》對科舉制度的批判，涉及的面更廣，內容也顯得更加豐富。由於科舉制度的毒害，在吳敬梓筆下，像周進、范進這些士人，已喪失起碼的生活能力，精神也陷於失常。周進那年失了館，在家日食艱難；范進進城鄉試，出場回家，家裡已是餓了兩三天。周進因為眾客商表示願意為他納監進場，竟爬地磕頭，發誓賭咒說：「變驢變馬，也要報效」；范進中了一個什麼舉，便鬼迷心竅，跑到集上去發瘋，討他丈人胡屠戶一記油膩膩的親切的巴掌……這類聲態並作的細緻刻劃，使人們對科舉制度的罪惡有更深刻的認識。正是因為《儒林外史》全面地批判了科舉制度，就必然要聯繫到和這個制度直接有關的士人、鄉紳、官僚的活動，其間頗多給人印象至為深刻的片斷。如高要縣湯知縣把五十斤牛肉堆在枷上枷死了回教老師父，激起民變，但照按察使老爺的主意，湯知縣的刑法固然「忒孟浪了些」，但「奸民挾制官府」的「刁風」更屬可惡，無論如何，湯知縣的臉面是要緊的。於是那「五個為頭回子」，仍讓湯知縣「大搖大擺」地在本衙出堂發落，而回民的遭非刑而死，到頭來竟沒有了下文。又如該縣被舉了優行的「衣冠」，嚴貢生作惡多端，用「張老爺在上黨做官帶了來的人參」和「周老爺在四川做官帶了來的黃連」做成的雲片糕訛詐了船家之後，又肆無忌憚地加緊進行奪產陰謀，雖說也費了若干周折，但最終還是佔了便宜，得到了孤孀寡婦的七股傢俬。根據書中描寫，這嚴貢生吹噓他和某某老爺怎樣相好，某某老爺又怎樣加他青眼，多半都是子虛烏有的胡編亂造，可是奇怪的是，像他這樣招搖撞騙沒品行的惡棍，在那個社會裡總是不曾吃虧。再如鳳陽府的厲太尊，忽然關心起民瘼來，要做一件好事，原來五河縣當鋪的「戥子太重，剝削小民」，使他動了惻隱之心，所以特派名士季葦蕭下鄉來查，「如其果真，此弊要除」一時風聲甚緊。可是沒過幾天，這厲太尊的公子，就在府衙門前，吃著五河縣領頭用重戥子的仁昌典方六老爺的「極齊整」的筵席，在那裡厲公子和方老六一個人摟著一個戲子，玩得十分盡興，目睹此情此景，則先前所謂「此弊要除」云云，到底是怎麼一回事，也就可想而知了。而劉守備冒姓橫行河上，匡超人壞事幹盡步步發跡，安慶府書辦想用重金收買鮑文卿請托人情，萬青雲冒充中書當街出醜，鳳四老爹一瓢冷水潑息一場焰騰騰的官司……凡此種種，現諸世相，可謂封建官場的寫照。昔年有論者曰：「先生(按指吳敬梓)之筆固妙，未免近刻，夫不刻不足以見嫉世之深。」 吳敬梓的「嫉世之深」，溢於言表，慷慨激昂，了無顧忌，就政治而論政治的話，《儒林外史》的打擊面大，是為《紅樓夢》所不及的。二下文我們將通過對《紅樓夢》「談情」與「言政」關係的辯析，來揭示《紅樓夢》「言政 」不同於《儒林外史》的特殊意義。探討《紅樓夢》的「言政」，首先得弄清楚曹雪芹敢不敢「言政」。《脂硯齋重評石頭記》甲戌本開卷有著這樣的再三聲明：此書不敢干涉朝廷，凡有不得不用朝政者，只略用一筆帶出，蓋實不敢以寫兒女之筆墨唐突朝廷之上也。此書只是著意於閨中，故敘閨中之事切，略涉於外事者則簡，雖一時有涉於世態，然亦不得不敘者，但非其本旨耳。雖有些指奸責佞貶惡誅邪之語，亦非傷時罵世之旨，及至君仁臣良父慈子孝，凡倫常所關之處，皆是稱功頌德，眷眷無窮，……大旨談情。
據說這些「此地無銀三百兩」的表白還是作者「力圖逃避文字獄的『狡猾』之筆」呢。誠然，放些煙幕，躲開文字獄的迫害，不能說曹雪芹完全沒有這樣的動機。但這畢竟不是主要的。值得注意的是，拿吳敬梓作對照，吳敬梓寫作《儒林外史》是用了相當長的時間的，《詩說》是他晚年的作品，書中加以援引，足證這部小說的成書是很晚的。吳敬梓卒於乾隆十九年，其時，脂硯齋已「重評」《石頭記》，可以說《紅樓夢》和《儒林外史》是多麼巧合地屬於同時並世的作品，這鐵一般的事實，聯繫吳敬梓的敢作敢為，難道能說明曹雪芹的膽略不及吳敬梓麼?當然也不妨設想，曹雪芹是罪人之後，故格外小心，但曹雪芹若可以常情度之，他就不寫《紅樓夢》了。並且事實上曹雪芹長成後，情況已有所變化。據周汝昌考證，早在雍正五十三年，曹家就已解除了「政治犯」的罪名，家長或族長已有了從三品參領的官職，祖宗裡面除了曹璽本來是一品尚書的封贈外，曹璽之父曹振彥又有了二品的高級封誥，即以「虧空」歸案而言，同年十月到十二月期間，內務府「寬免欠項」檔案中也已疊有曹寅、曹頫\做織造時的多項虧欠列入寬免之內。——一句話，「皇恩」之於曹家，亦未嘗不「浩蕩」了。再看另一面，該年的十一月，曹寅的外孫平郡王福彭即作了協辦總理事務，次年乾隆改元，曹寅的妹夫傅鼐署兵部尚書，授刑部尚書並兼兵部尚書，福彭為正白旗滿洲都統；又次年，傅鼐為總管內務府大臣，正籃旗滿洲都統。他們兩人是曹家至親，都是乾隆親信重用的人物，而福彭正是該管曹家的最高長官，這福彭是曹雪芹的表兄，曾出任議政王，金枝玉葉，貴重一時。乾隆十三年十一月，福彭卒，朝廷遣大阿哥往奠，輟朝二日，致祭二次，此時距《石頭記》初稿的撰成，脂硯齋首次為之評閱，不過三四年光景，估計當曹雪芹立意寫作《石頭記》的時候，曹家的那些曾經有可能獲得的罪名，都早已是過去的事了(我不相信曹家再遭巨變之說，因為那只是猜測，沒有證據)。不過話得說回來，曹雪芹家的社會關係這等複雜，正是當年特務政治虎視眈眈的對象。再看吳敬梓家是江南望族，其遭忌的情況也大致彷彿，清廷曾召吳敬梓本人參加「博學宏詞科」的考試，以資收買籠絡。要避文網，他們兩位實在都是沒有什麼特殊的保護色的，清王朝不見得會對他們兩樣看待。何況《紅樓夢》裡「干涉朝廷」，「有涉於世態」，「不得不用朝政者」，「指奸責佞貶惡誅邪」之語，「傷時罵世」之旨，根本不是一二句虛辭浮文所能掩飾得了的，以曹雪芹那樣的洞明世事，練達人情，怎麼會連這點常識都沒有的呢? 由此可見，問題不在於曹雪芹敢不敢「言政」，而是《紅樓夢》「言政」自有特色。《紅樓夢》裡的政治事件，說來說去無非是這幾件，謹擇其尤者試析如下：
一、「判斷葫蘆案」事件。這個事件，反映了「護官符」問題，我們在上文已有論及。「 判斷葫蘆案」事件發生在第四回裡，回目全文叫做「薄命女偏逢薄命郎，葫蘆僧判斷葫蘆案 」，雖然文中提到了這個擊中封建社會政治要害的「護官符」問題，那門子出示的「護官符 」所開四家。「一損俱損，一榮俱榮，」揆之情理，客觀現實必然如此，但事實上，曹雪芹並無意在這個意義方面加以充分發揮，甚至還缺乏應有的必要的關照。當《紅樓夢》的序幕拉開的時候，賈家和王家赫赫揚揚之際，那「連絡有親」的薛家和史家卻早已式微，賈王兩家並未因薛史兩家的「損」而「損」，隨後，賈家大小姐冊封貴妃，王家大老爺由京管節度使入閣拜相，錦上添花，不可一世，但據書中提供的信息，薛史兩家並未因賈王兩家的「榮 」而「榮」。這絕不是曹雪芹的疏忽，而是因為他寫「護官符」，本來乃是出於「判斷葫蘆案」的情節所需。而「判斷葫蘆案」，不消說，則是旨在渲染「薄命女」甄英蓮故事的悲劇性，如眾所周知，甄英蓮諧音真應憐，她在《紅樓夢》裡，是屬綱領性的人物，在《紅樓夢》的主體故事還沒有正式開始之前，甄英蓮及早登場，散佈了濃重的悲劇氣氛，足以籠罩全書。可以設想，如果沒有「護官符」，那末這樣的藝術效果就無從發生了，故「護官符」是使甄英蓮沉冤莫白的決定性因素；也正因為甄英蓮悲劇的啟示，它的血腥的影子才與全書相始終。
二、元妃省親事件，這個事件，固然反映了統治階級的窮奢極侈，揮霍無度，連歸省回來的賈元春都批評說：「太奢華過度了」。但這只是一面，並且是次要的一面，何以見得?因為在《紅樓夢》裡，賈寶玉是曹雪芹思想感情的主要寄托者，當林黛玉目擊賈府的種種浪費，慮及「後手不接」時，賈寶玉說：「憑他怎麼後手不接，也短不了咱兩個人的。」他是一個標準的享樂公子。們賈寶玉的立場，當然不全代表作者，但大致相去不會太遠。曹雪芹「 秦淮風月憶繁華」，他對那種豪華的生活，還是留戀的，心嚮往之的，他在批判之中透露著欣賞。我認為，曹雪芹安排賈妃省親，主要的意圖有二，一是寫元春的悲劇。在那「體仁沐德」的場景下，《紅樓夢》反覆寫到「賈妃垂淚」，與賈母、王夫人「鳴咽對泣而已」，「 賈妃方忍悲強笑」，「(賈妃)說畢又不禁哽咽起來」。賈妃的悲劇，不要等到她作了官廷中殘酷鬥爭的犧牲品的時候，就在把她送到皇宮這個見不得人的地方去的第一天，就已經開始了。賈元春名列「金陵十二釵」正冊，她的悲劇，如果不借省親這樣的場合正面著筆，她將成為一個不和讀者見面的純粹的虛寫人物了，所以說省親的主題，是用豪華的場面，以熱襯冷，來寫賈妃的悲劇，突出她的「薄命」。再是曹雪芹設計了「孽海情天」的「清淨女兒之境」——太虛幻境，要把這個理想的天國搬到人間，為賈寶玉和眾女子提供今後可以比較自由地進行活動的場所，便於《紅樓夢》「談情」的主體故事得以順利展開，大觀園的營建乃是不可或缺的一環。很顯然，如果沒有賈妃的省親，哪來「天上人間諸景備」的大觀園? 曹雪芹「為閨閣昭傳」的宏圖就難以施展了，所以寫省親的大興土木。從《紅樓夢》大廈的總體構架來看，落腳點在於產生大觀園。
三、抄檢大觀園事件。這個事件，是後來賈府真正被抄的預演和前奏，正如探春一針見血地指出的那樣：這是「自己盼著好好的抄家，果然今日真抄了!咱們也漸漸的來了!可知這樣大族人家，若從外頭殺來，一時是殺不死的。這可是古人說的，『百足之蟲，死而不僵』，必須從家裡自殺自滅起來，才能一敗塗地呢!」《紅樓夢》裡的政治事件，抄檢大觀園裡當然可以湊個數。這個事件是榮國府王夫人、邢夫人兩股勢力匯在一起，對大觀園女兒國的鎮壓。大觀園的女兒們以晴雯和探春為代表，聞到了其中的血腥味，因之莫名憤概。晴雯率先奮起反抗，怒斥狗仗人勢的邢夫人的耳目王善保家的，別看王熙鳳是賈府的管家奶奶，但她也是和晴雯、探春一路而來的「情鬼」出身，同為「薄命司」所屬，在婆媳關係中，她也同樣受邢夫人的壓抑，所以她見晴雯說話鋒利尖酸，心中甚喜，暗地助著晴雯。至於探春，則為了保護丫頭，公然以「窩主」自任，對於王善保家的動手動腳的行為，探春豈能容忍，那一記巴掌打在王善保家的臉上，最清楚也沒有地顯示了兩者的矛盾是對抗性的。大觀園女兒國的公民，無論主子小姐，還是奴婢丫頭，都是「風流冤家造劫歷世」，都是情之所鍾，抄檢大觀園，正是所謂「打在丫頭，羞在小姐」，對於丫頭和小姐都是不好受的。此事結果，表面上看是司棋、晴雯二人被逐，芳官、芯官、藕官等三個出家，「俏丫環抱屈夭風流，美優伶斬情歸水月」，丫頭們遭殃，實際上卻是整個大觀園的末日來臨。從此良辰美景不復有，嫣紅奼紫消磨盡，大觀園沒有了歡笑，一度瀰漫全園的青春的活潑的氣息銷聲匿跡了。在抄檢大觀園事件裡，「政」和「情」的壁壘異常分明，事實雄辯地說明了，不要說封建朝廷的國政，就是賈府圍牆內的家政，對於「情」，都是根本不能相容的。毫無疑問，檢抄大觀園，如果抽除其「談情」的內容，曹雪芹寫出來，就沒有來由了。此外，後四十回有「錦衣軍查抄寧國府」，也是重大的政治事件，因著作權有爭議，我們就不加敘論了。概括上述，結論是：曹雪芹在《紅樓夢》開卷所作的反覆告白，大部分地方，正面文章還是應當正面理解，就是本書內容雖然涉及朝政，但「言政」只是為了「談情」的需要，並非是作者的主要意圖，這是和《儒林外史》由批判科舉制度而「言政」因此讓「言政」佔據大量篇幅顯然是不同的。事實上，《紅樓夢》通過「談情」，形象地寫出了封建制度壓迫下「千紅」、「萬艷」歸於毀滅的社會大悲劇，從而有力地控訴了封建社會對人性的踐踏和扼殺，不但在倫理上，並且也在政治上否定了這個社會繼續存在下去的合理性。曹雪芹雖然受時代的局限，沒有像那些成熟的思想家們一樣，站得更高，看得更遠，預見到歷史運動的前景，但他確實深刻地無比堅定地認識到，作為在內部對封建社會進行批判，「談情」比「言政」的意義遠為根本得多，重大得多。這是曹雪芹的不可企及處。但是人們的識見，是很難一律的，就連曹雪芹的親密合作者脂硯齋等人，儘管他們明明知道《紅樓夢》基本上是一部「談情」的書，此書已經賦予「談情」以曠古未有的深刻意義，須要讀者「換新眼光」來認真品味。但囿於傳統的成見，他們同時又總是感到，「談情」不及「言政」來得響亮。加上他們自己又有身世之感，鬱結太深，不吐不快，書中「言政」之處和他們的關係太密切了，所以他們往往對此一唱三歎，反覆致意：如戚本第四回回前批云：「請君著眼護官符，把筆悲傷說世途。作者淚痕同我淚，燕山仍舊竇公無。」再如第十六回，甲戌本回前批云：「借省親事寫南巡，出脫心中多少憶昔感今!」等等，當然這只是脂硯齋的意見，不足以偏概全。如果無視於曹雪芹的作意，一定要從政治角度去理解《紅樓夢》，有時候就會弄巧成拙，如第四十六回，寫鴛鴦抗婚，向賈母哭訴，針對賈赦說她「戀著寶玉」的誣陷不實之辭，為了表白自己的志趣和決心，一時氣急說順了口，有「別說是寶玉。就是『寶金』、『寶銀』，『寶天王』、『寶皇帝』，橫豎不嫁人就完了」之語，曹雪芹寫來，情狀如見，端是值得擊節的生花妙筆。但由於當朝天子乾隆帝弘歷即位前封和碩寶親王，或加以附會，說什麼作者是在藉機痛罵乾隆皇帝，則曹雪芹決不至於那樣淺薄!因為「 謾罵和恐嚇決不等於鬥爭」，即使指名道姓罵了乾隆的諱，又有什麼意思呢?實際情況恐怕倒是相反，他是不會拼著去幹那樣無所謂的事的，在文禁森嚴的當年不著邊際地罵罵皇帝，說不定會送掉一條性命，他那樣寫，完全是文思所至，忍俊不禁，出於無心。把這樣的文字貼上「言政」的標籤，不但糟蹋了藝術意境，其實際的後果，只會把曹雪芹降低到潑婦罵街的水平。寫到這裡，我不禁想起了清朝統治階級，「如魚飲水，冷暖自知」，「自家有病自家知」 ，他們對於《紅樓夢》，多少還是知道一點滋味的，他們最初是把《紅樓夢》當作「淫詞小說 」，以「誨淫」的罪名來嚴加取締的。這固然是厚誣斯文，惡毒至極，但總算《紅樓夢》的 「大旨談情」，已經使他們儘夠受用，因此而不逞計及其「言政」之「大干法紀」了。而對於《儒林外史》那樣的「言政」，他們甚至還網開一面，置諸不問，這是大足發我們深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