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爾扎克現象 」和《紅 樓夢》的輓歌情調
一切優秀的文學藝術，無不以其四射的魅力而世代流傳。關於《紅樓夢》這部曠世傑作的藝術魅力的問題，也是歷代喜愛它的人們所熱衷於探討的。對此，筆者以為，《紅樓夢》的藝術魅力雖來自各個方面，但深沉凝重的輓歌情調卻是它的關鍵所在。筆者擬從「巴爾扎克現象」人手，追蹤攝跡，探尋曹雪芹的複雜的歷史觀及其與輓歌情調的關聯，從而找出《紅樓夢》輓歌情調的魅力及其形成的深層原因。
一、「輓歌」與「巴爾扎克現象」
輓歌，本是一個文體概念，是指對於死者的弔唁、哀挽的祭文。「祭文者，表其哀也。始於曹孟德之《祭橋元》。其體不一，散文，如韓愈《祭十二郎文》；韻語，如歐陽修《祭程相公文》；四言六言，如韓愈《祭柳州李使君文》；長句短句，如歐陽修《祭蘇子美文》」１。作為一種文體概念，其功用是多方面的。「有用以祈禱雨碭者，有用以驅逐邪癘者，有用以吁求福音者，有用以哀傷死亡者」２。但同時，輓歌又是一種美學概念，這讓我們很自然地想到了巴爾扎克。恩格斯在談到巴爾扎克時，曾有過一段著名的評論：
巴爾扎克在政治上是一個正統派；他的偉大的作品是對上流社會必然崩潰的一曲無盡的輓歌；他的全部同情都在注定滅亡的那個階級方面。但是儘管如此， 當他讓他所深切同情的那些貴族男女行動的時候． 他的嘲笑是空前尖刻的，他的諷刺是空前辛辣的。而他經常毫不掩飾地加以讚賞的人物，卻正是他政治上的死對頭，聖瑪麗修道院的共和黨英雄們，這些人在那時(1830_1836)的確是代表人民群眾的 這樣，巴爾扎克就不得不違反自己的階級同情和政治偏見；他看到了他心愛的貴族們滅亡的必然性，從而把他們描寫成不配有更好命運的人；他在當時唯一能找到未來的真正的人的地方看到了這樣的人，—— 這一切我認為是現實主義的最偉大勝利之一，是老巴爾扎克最重大的特點之一。３
在此，恩格斯通過對巴爾扎克作品的總體分析，指出了巴爾扎克作為一個傑出的批判現實主義作家所煥發出來的異采，這就是他的輓歌情調。顯然恩格斯所說的「輓歌」與「曹孟德之《祭橋元》」等大相逕庭。它既是一種美學評價，更是一種文化現象。
長期以來，人們對恩格斯這段話，一般理解為世界觀與創作方法的矛盾，這似乎已成定論。恩格斯的這段話的確道出了巴爾扎克作品中實際存在著的內在矛盾的實質，但這「基本上是重在從政治美學一面著眼」，４並未真正揭示出巴爾扎克作品之所以震撼人心的真髓。由此，就引發了對「巴爾扎克現象」的新闡釋。
闡釋之一：歷史評價與道德評價的二元悖論，並由此造成輓歌性質。
巴爾扎克在他宏偉的《人間喜劇》裡，「給我們提供了一部法國社會特別是巴黎『上流社會』的卓越的現實主義歷史」５，描繪了法國封建貴族衰亡沒落以及資產階級興起的過程，反映了法國社會歷史發展的必然性。其中需特別指出的是：巴爾扎克違反了自己的階級同情和政治偏見。他讚賞了他政治上的死對頭，卻為他心愛的貴族吟唱了輓歌。這說明巴爾扎克在對封建貴族和新興資產階級進行歷史與道德評價時，發生了悖離，正如雨果在巴爾扎克葬禮上所作的悼詞中說的那樣，他的《人間喜劇》「這部浩翰的奇特的作品的作者，是屬於革命作家的強大種族的」。如果從歷史的維度來看，封建主義為資本主義所代替，是歷史發展的趨勢。巴爾扎克雖然很冷峻地看到了封建貴族的必然滅亡，「描寫了這個在他看來是模範社會的最後殘餘怎樣在庸俗的、滿身銅臭的暴發戶的逼攻之下逐漸滅亡，或者被這一暴發戶所腐化」，６他雖然也對他們做無情而尖刻的嘲諷，但他還是從自我的道德評價的立場上，又百般美化他們，企圖「盡力恢復舊日法國社會生活方式的標準」，７並為它的無可挽回而深情歎惋。這種深度的矛盾和悖論，使他的作品產生了一種特別的輓歌效果，具有特別綿長的魅力。我想，這才是巴爾扎克作品的精華所在。
闡釋之二：情與理的二元悖論，並由此導致輓歌性質。
巴爾扎克在歷史評價與自我道德評價兩方面的矛盾，源自於他「對於社會生活的深切的認識，使得他感覺到對於資產階級的一切階層的憐惜和感歎，尤其是對於沒落的貴族階級的同情，正因為他瞭解並且徹底的明白社會的發展趨勢」；８也源自於他與資產階級相對立的貴族階級的政治立場。而他在情與理的悖論，則主要來源於他的「實錄精神」和寄寓在作品中的「托憤精神」。巴爾扎克一方面宣稱「法國社會將要做歷史家，我只能當它的書記」，「要嚴格模寫現實」；但另一方面又認為「熱情就是整個人類。沒有熱情，宗教、歷史、小說、藝術都是無用的了」。９其實情與理的二律背反，在許多作家身上都有表現。如司馬遷，其《史記》之所以受到了史學界和文學界雙重的高度讚譽，一個最為重要的原因就是司馬遷在歷史評價與道德評價、在情與理的矛盾衝突中，客觀上造成了一種特殊的美感效果，這種美感效果具有輓歌性質。像《高祖本紀》與《項羽本紀》兩篇，若以歷史的尺度來衡量，劉邦是勝利者，項羽則是失敗者。然而誰也不會否認，《項羽本紀》更有美感力量。究其因，乃是因為《高祖本紀》是以理性的直筆寫史，體現了司馬遷的「實錄精神」，而《項羽本紀》則是以感性的曲筆寫項羽的悲劇命運，是司馬遷以滿腔熱情唱給項羽這位末路英雄的一曲悲涼的輓歌。[10]同樣，如果巴爾扎克在聲稱要當法國社會的書記時，只是簡單地搜集事實並將其冷漠無情地照錄下來，而並未寄托自己的思想和感情，那麼，《人間喜劇》就不是文學作品而成為歷史了。其實，輓歌本身就已經寄寓了作者「對於無情歷史的詛咒，對於美的毀滅的哀挽。因此，輓歌往往是反歷史的，但卻有它永恆的形上價值，一種蘊含著人類二律背反悲劇命運的永恆的形上價值」。[11]
二、《紅樓夢》輓歌情調形成的原因
《紅樓夢》輓歌情調形成的原因也許有很多，但我以為，最不能忽視的一個內在根源卻是曹雪芹歷史觀的複雜性。這種複雜的歷史觀帶有非常明顯和強烈的指向性，它使曹雪芹在風雲多變、坎坷艱難的社會與人生的生活和體驗中，特別是對他所經歷過的生活，有著一種特殊的感受，這集中表現於他在對生活作出反映和評價的時候 象巴爾扎克一樣產生了深度的矛盾心態。
曹雪芹短短的一生中，經歷了康、雍、乾三個時代，他的家史更是經歷了從明末到清初整整一個歷史大變革、大動盪的時代。可以概括地說，那正是中國封建社會由盛而衰的時代。曹雪芹複雜的歷史觀正與他所處的時代及其不尋常的家世密切相關。
清朝是在明代極端腐朽的社會基礎上建立起來的。清王朝的建立，從其政權的外部來看，它並未改變封建社會的社會性質，依舊是封建的生產關係，封建社會的基本矛盾不僅沒有得到緩和與解決，反而愈演愈烈，這使得封建地主階級更加快了他們掠奪和兼併土地的步伐，而廣大勞動人民則更是生活在地主階級的殘酷的剝削和壓迫之下，直至最後被逼揭竿而起。當然，清王朝畢竟是一個新的政權，萌芽狀態中的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在經由明代中葉的興起和發展而在此期還在繼續發展。生產關係的變化，預示著新的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對舊的封建的生產關係的取代，亦即一種與新的生產關係相適應的社會制度對舊的社會制度的必然取代，那舊的東西就像曹雪芹在《紅樓夢》中所預言的那樣，「忽喇喇似大廈傾，昏慘慘似燈將盡」。康熙初年，由於康熙的文功武治，社會經濟發展到了當時封建制度所能達到的極限，出現了罕見的「太平盛世」，而曹家亦因與清廷有著非同尋常的關係如曹璽之妻孫氏曾是康熙的奶母，曹寅曾是康熙的心腹、寵兒⋯⋯而過著錦衣玉食的生活。到了康熙晚年，情況有了變化。清廷內部各政治集團為財產和權力而相互傾軋，其矛盾和鬥爭由中葉的明爭暗鬥發展為互相殘殺，這集中表現在皇權的繼承問題上。最後雍正奪得皇位，殘酷地貶、殺諸皇子及有關臣僚，大興抄家藉沒之風。曹家亦因在這場爭鬥中，與好幾個政治集團有各種各樣的關係而於雍正奪取皇位之後敗落下來，充當了統治集團內部權力與財產再分配鬥爭的犧牲品。乾隆中期，封建經濟外表上顯赫依舊，而實際上內囊已盡，顯露出江河日下的趨勢。曹家更是一蹶不振，根本就沒有重新回復到從前繁華富貴的生活的可能，直至最後「樹倒獼猴散」。可見曹家的命運與封建王朝的命運是息息相關、休戚與共的，而曹家的敗落則直接決定了曹雪芹的命運，也決定了《紅樓夢》的誕生。同時，這個風雲動盪的時代，曹家這種特殊的社會地位和不平常的家世變遷也造就了曹雪芹複雜的歷史觀。
曹雪芹站在時代的高度，以現實主義精神，一方面看到了封建社會、封建貴族家庭必然滅亡的趨勢，並對其罪惡與腐朽作了無情的揭露與批判。在他如椽的大筆之下，封建社會和封建貴族大家庭的種種醜行劣態被暴露得淋漓盡致。我們看到：「封建皇帝是如何專橫；宮廷生活是如何痛苦；封建衙門是如何貪贓枉法；貴族官僚大家庭的生活是如何奢侈浪費；他們是如何殘酷地無饜足地剝削農民；他們表面上是如何地詩禮簪纓，暗地裡又是如何地荒淫無恥，這些官僚子弟的精神是如何地空虛和墮落，以至於使人明顯地看出這個階級已經後繼無人；在這個封建貴族大家庭的內部：父子、兄弟、妯娌、姐妹、姑嫂、叔伯、夫婦、妻妾之間，又如何地充滿著不可調和的矛盾；而這個家庭裡的總管、莊頭、管家以及各房的丫環僕婦、書僮小廝和各色執事人等，又是如何地各依主子、各仗勢力。特別重要的是作家寫出了貫穿於這個貴族大家庭的上下主僕之間的一個共同心理、共同情緒是：盛筵將散、好景不長的預感」。[12]但另一方面，由於它畢竟曾給曹雪芹帶來過「錦衣紈褲」、「飫甘饜肥」、「烈火烹油、鮮花著錦之盛」，也曾「溫暖」過他的身心，因此，作家儘管寫出了它的必然敗亡，而在同時又寫出了對那腐敗的社會、敗落的家族的百般留戀、萬分懷念和無盡的悲惋以及不忍它徹底毀滅的真誠心態。王熙鳳和賈母就曾幾次帶著追念和懷戀的口氣談到過昔日的繁華與富貴。探春也曾進行過小有成效的家政「改革」，但最終也未能使賈府重振雄風。曹雪芹面對無情的歷史，不得不客觀地寫出歷史的進程。脂硯齋在「冷子興演說榮國府」一回裡連批幾句：「記清此句，可知書中之榮府已是末世了」；「作者之意，原只寫末世。此已是賈府之末世了」。這正是曹雪芹的歷史主義觀點。與此同時，作者又對那失去了的、已經成為歷史的「樂園」表現出了脈脈的留戀之情。這種歷史與道德、情與理的評價之間的矛盾，不僅使作品具有了多重的闡釋性，給作品增加了厚重的歷史感和人文感，而且也形成了作品獨特的輓歌情調。正如巴爾扎克為他心愛的貴族唱了一曲無盡的輓歌一樣，曹雪芹也為他心愛的貴族、神迷的貴族生活以及那一去不復返的煌煌繁華、赫赫富貴唱了一曲深情的輓歌。
三、《紅樓夢》輓歌情調的藝術魅力
輓歌型作品的藝術魅力與一般作品的藝術魅力，其美學品格是有所不同的。輓歌型作品由於帶有極大程度的反歷史的傾向，也由於在某些方面與作者的人生觀、道德觀相左，便使得輓歌型作品獨具特色。這裡我們不妨設想在當時可能有幾種不同的寫法：
1、大批判式：這種寫法是指歷史評價與道德評價的一致。其主要內容是：認識到了封建社會、封建世家的不合理性，指出了它走向滅亡是不可避免的，並且也對其沒有任何姑息與遷就，寬恕與歎挽，而是對其進行了無情的揭露和徹底的批判，表現出了與封建社會、與封建世家勢不兩立的情態以及與歷史同步的態勢。如果曹雪芹在當時這樣寫，《紅樓夢》的真實性和藝術魅力將會大打折扣。
2、大團圓式：這種寫法是指反歷史進步與虛假的道德評價的一致。其主要內容是：寶、黛「改邪歸正」，同視「仕途經濟」為進升之階，立身之本；寶玉更是勤勉上進，日夜讀書，終於不負眾望，登科及第；又時逢朝廷開明，正值用人之際，寶玉加官晉爵，既顯身揚名，又使家道復興，真正的忠孝兩全；而寶、黛、釵三人亦成為一家，「有情人終成眷屬」。它一方面反映出作者對當時統治者的歌頌與讚美，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作者對「金榜題名，洞房花燭」等帶有濃厚封建色彩的人生理想的追求，其結局似乎是圓滿的。然而，這樣的寫法是荒謬的，它既違背歷史，又不合情理，更不合人物思想性格、情感意願。
3、由盛而衰式：這是曹雪芹採用的寫法。其主要內容是清算與懷想。作者清醒地看到了並藝術地描述了這個封建世家以及養育著它的那個社會的罪惡與腐朽。同時又為它的崩潰與滅亡感到切膚的哀痛與惋惜，對它充滿了懷想。當他直面它的罪惡與腐朽時，他表現了一個具有初步民主主義思想的作家所應有的歷史責任感和使命感；而當他想起昔日的榮華以及那被葬送了的他心目中美麗而可貴的東西時，他的內心，他的激情。他的靈魂，他的道德評判，又使他不由自主地成為一塊歷史的絆腳石。前者表現為向前看，後者又表現為向後看。歷史就是這樣無情。當歷史的大波大浪洶湧激盪的時候，不僅將一切塵埃、一切罪孽蕩滌淨盡，甚至連最令人懷想、最美好的東西也被沖刷得蕩然無存。這是怎樣的悲哀與歎挽呢?這種矛盾與錯位又是怎樣折磨著作家的心靈呢?這是巴爾扎克式的輓歌型作品。這是一出人生的大悲劇。陶東風在其《歷史尺度與道德尺度的二元對立》中說過這樣一段精闢的話：「人類歷史前史階段的悲劇性二律背反現象，我以為是文學活動歷史評價與道德評價的二元對立以及輓歌型文學作品產生的深刻社會歷史原因。這種二律背反集中表現為歷史與道德的對立和分離，即歷史的進步並不總是伴隨著道德進步，在一定歷史時期內具有歷史合理性的對象，從道德的眼光看並不具有更為久遠的合理性。這種二律背反之所以同時是悲劇性的，是因為各具合理性的矛盾雙方在一定的歷史時期內無法共存，必以犧牲一方而成全和發展另一方(可參閱黑格爾《美學》卷三(下)第286頁)。歷史的片面性就表現在：在掃蕩舊時代的同時，往往連同它的美也一同帶走。這正如舊的一天過去時，連同落日的壯麗和晚霞的絢爛一起消逝」。[13]我以為這段話充滿了辯證法。它既指出了輓歌型作品如巴爾扎克的作品和《紅樓夢》所形成的深層原因，而且也指出了輓歌、輓歌型作品在本質上乃是一種獨具魅力和難解的文化現象。曹雪芹的這種輓歌式寫法無疑給作品帶來了巨大的張力和無限的魅力，它所產生的那種「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的藝術效果是只可意會而難以言傳，是只可用心、用情去深深體味而難以抽像概括的。它讓我們更加深刻地體會到曹雪芹複雜的歷史觀及其不尋常的家世和人生經歷，特別是他那「滿紙荒唐言」裡的「一把辛酸淚」!可見，《紅樓夢》的輓歌擴大了它本來的意義，上升為一種美學的和文化的意義，是一種輓歌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