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紅樓夢》的喜劇描寫
作為一部輓歌式的文學巨著，《紅樓夢》無疑是表現悲劇主題的小說。然而，就小說本身提供給我們的情節、人物、場景以及語言描寫等等來看，卻又蘊藏著許許多多的喜劇因素。甚至這種種喜劇因素的存在，幾乎成為小說藉以完成悲劇創造的基本藝術運作手段，形成了作品的內在構架。不管小說作者在譜寫這部輓歌式傑作時是否具備喜劇性創作的輕鬆態度與批判精神，也不論曹雪芹在美學追求上是否自覺地運用了諸如幽默與諷刺等藝術手法，存在於小說中的眾多喜劇描寫，抑或可視為小說的情節、人物、場景及語言描寫細節所展示著的喜劇性審美效應，包括諷刺，幽然和滑稽等等，確確實實證明著《紅樓夢》之悲劇主題的最後完成，在某種意義上講，是通過和依靠喜劇性描寫的藝術運作及其審美構成來實現的。
我們知道，「喜劇」一詞通常有兩種含義：一是指美學上的審美範疇；一是指藝術上的表現形式或技法。這兩個不同的「喜劇」概念之間又有著密不可分的內在聯繫：作為審美範疇的「喜劇」以藝術形式或表現技法的「喜劇」為抽像對像；而作為藝術形式或表現技法的「喜劇」，又都具有美學上的「喜劇」性審美效應。《紅樓夢》中的喜劇描寫與藝術構成，正是包括了這兩個「喜劇」概念的全部內涵。即在悲劇人生的藝術表現中，運用喜劇化的藝術手法創造出喜劇性的審美效果；進而以喜襯悲，於繁複謹嚴而又自然天成的藝術運作中，創造了至今令人喟歎、催人淚下、發人深思、啟人徹悟的藝術世界。
一
王國維在論及《紅樓夢》的美學價值時，曾很有見地地指出：代表中國人之精神的戲曲小說，傳統上無不追求大團圓的結局。而其中最「具厭世解脫之精神者，僅有《桃花扇》與《紅樓夢》耳。」１且《桃花扇》「非以描寫人生為事」，只有《紅樓夢》「與一切喜劇相反，徹頭徹尾之悲劇也」。２
在這裡，王國維對悲劇精神的強調，只是指出了《紅樓夢》與傳統中國戲曲小說之「異」，卻忽略了《紅樓夢》與傳統中國戲曲小說之「同」，以及這種異同之間的內在聯繫。《紅樓夢》在美學上的價值，不只是將「傳統的思想和寫法都打破了，」(魯迅語)從而擺脫了由來「大團圓」的審美定勢。同時，作為中國小說史上一座不可逾越的高峰，《紅樓夢》的獨特和偉大之處，不僅體現在對中國小說傳統進行了突破和創新的「總發展」，現在看來，還在於它對中國傳統小說描寫藝術比如喜劇手法之運用所進行的「總繼承」。通過對社會人生喜劇性描寫的藝術運作，來再現封建末世人情冷暖、世態炎涼的悲哀，乃至抒發對人間世事變幻無常的幽怨，等等社會歷史與人生的重重悲劇，才是《紅樓夢》有別於歷來的小說創作並最終構成自身獨特藝術品格和審美價值的所在。
《紅樓夢》所具有的悲劇力量，應該說是來自兩個方面：一是其家族的敗亡及傳統道德的秩序日趨衰微沒落且不可逆轉的悲涼；一是寶黛愛情及寶玉純真自由的人性追求遭到扼殺的悲哀。當賈府及社會現實的種種墮落與醜惡現象達到無以復加和無可救藥的地步，當寶黛愛情及寶玉對自由人生的追求受到社會、時代和家庭的壓抑以至扼殺的時候，那個社會所有的醜惡與美好，便在無法調和的矛盾衝突中同歸於盡。丑與美在這裡一同歸於毀滅，這才是世間最最難以排解的悲哀。《紅樓夢》所以卓然於中國傳統小說那種單純的喜劇描寫，正是由於通過喜劇手法去進行悲劇的創造，並且使其悲劇情味更加濃烈和深重。也正因為如此，小說在藝術創造上依不同的內容作了不同審美效應的描寫處理：對「葫蘆僧亂判葫蘆案」(第四回)、「起嫌疑頑童鬧學堂」(第九回)、「王熙鳳毒設相思局」(第十二回)、「秦可卿死封龍禁尉」(第十三回)、「尷尬人難免尷尬事」(第四十六回)、「呆霸王調情遭毒打」(第四十七回)、「惑奸讒抄檢大觀園」(第七十四回)、「王道士胡謅妒婦方」(第八十回)等章節的內容進行了否定性的喜劇描寫。即通過對「丑」的內容的揭示，指出其中的虛偽、荒唐、墮落與可笑，撕下那些堂而皇之的醜惡假面，由是展露此間喜劇所蘊含著的悲劇的根源，達到諷刺與揭露的批判目的；而對「探寶釵黛玉半含酸」(第八回)、「秦鯨卿夭逝黃泉路」(第十六回)、「西廂記妙詞通戲語」(第二十三回)、「魘魔法姊弟逢五鬼」(第二十五回)、「癡情女情重愈斟情」(第二十九回)、「不了情撮土為香」(第四十三回)、「慧紫鵑情辭試忙玉」(第五十七回)、「癡公子杜撰芙蓉誄」(第七十八回)、等章節的內容卻進行了肯定性的喜劇描寫。即通過種種輕鬆諧趣、機敏幽默以及雅拙可笑的情節描寫，展示寶黛戀情的美好與純真，表現寶玉對自由人生的理想追求和執著。即在其輕鬆描寫與純真展示中，觀照「美好」遭到壓抑與扼殺時的可悲與可歎；至於介乎否定性喜劇的諷刺描寫與肯定性喜劇幽默與諧謔性描寫之間較「中性」的滑稽描寫，如「劉姥姥二進大觀園」(第三十九至四十一回)等章節的內容，則在小說中另有一種意味。對映照其它情節的悲劇情味，在更深層的意義上反映人情世態的無限悲涼，進一步昇華小說的悲劇主題，都有著極為難得的藝術審美效果。可以說，《紅樓夢》這樣一部充滿悲劇情味的小說，正是由於作者在具體創作中通過一系列諸如鬧劇、諧謔、揶揄、調侃、諷刺、冷嘲、幽默、滑稽等等喜劇表現方式和手段的觀照，來展開故事情節，塑造典型人物，構思矛盾衝突，深化悲劇主題的。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小說的前八十回幾乎每回均有喜劇性描寫的因素，而後四十回卻絕少有喜劇性的描寫。讀前八十回，會感到作者似乎已超然於所寫的人物和事件之上；而讀後四十回，則感到作者只是在沉進題材並一味地用力去刻畫人物，完成故事。即後四十回的作者只是在認真地「續」書而非進行自由的藝術創作。比如同是寫宗教的虛偽與紈褲子弟道德的淪喪，前八十回中「王鳳姐弄權鐵檻寺」(第十五回)與後四十回中「水月庵掀翻風月案」(第九十三回)的描寫就不可同日而語：前者寫老尼之奸、鳳姐之偽的筆法以及秦鍾私通智能兒被寶玉撞見的可笑，都在情節及審美效果上不只讓人感到噁心和厭惡、發出一絲冷笑與鄙夷，還有一種震驚與滑稽；後者寫賈芹與尼姑們吃喝嫖賭，卻只是直白的正面交代，讀之感覺不到藝術意義上的審美效應。再如同樣是寫賈寶玉紀念晴雯，第八十九回「人亡物在公子填詞」中的描寫就不如第七十九回「癡公子杜撰芙蓉誄」中的描寫更能抓住寶玉因對晴雯的一腔憶戀之情，以及寶玉一貫喜愛女孩子且一旦情感發現便常常陷入「癡呆和傻氣」情境的可笑與可愛。在考察《紅樓夢》小說描寫的喜劇因素時，發現原作與續書(儘管也有人考證並認為後四十回亦曹氏所作)的這種風格區別，恐怕不只是情節發展到後來的描寫必然，而有著另外的意義與啟示。囿於篇幅及本文題旨，不可能再行詳加舉證，姑存此感於斯，或可為續書研究的一個角度。
二
《紅樓夢》的偉大之處，首先在於通過對一切醜惡的揭露與諷刺，讓讀者於腐朽與墮落中，領悟出封建人生必然走向滅亡之不可挽回的歷史命運。四大家族作為一種制度的象徵，其由盛而衰的過程之必然性，在小說中寧榮二府各色人等的醜行與墮落中表現得至為深刻。這種深刻，不只是府中的爺兒們「竟一代不如一代」而呈現著「陰盛陽衰」的趨勢，而是主要表現在這些「鐘鳴鼎食之家、翰墨詩書之族」的老少爺們在過著那「錦衣紈褲」、「飫甘饜肥」的生活時不僅「安富尊榮者居多，運籌謀劃著無一」，而且不忠不孝有加，聲色犬馬無度。小說中賈府及其社會上層的荒唐、無恥、虛偽、墮落和其不肖子孫們所表演出的一幕幕可惡、可憎、可憐、可笑又可悲的鬧劇，恰恰主要是通過喜劇描寫來完成的。
沒有比禮法無依更能說明封建社會行將就木的趨勢的了。小說開篇不久即在第四回「葫蘆僧亂判葫蘆案」中十分有趣地展示出這樣一個場景：幾度宦海沉浮、自以為人情練達的賈雨村時來運轉，又當上了應天府的知府。上任伊始即碰到一樁人命案。正當他因「事關人命，蒙皇上隆恩，起復委用、實是重生再造，正當殫心竭力圖報之時」，不想偏偏受到門子的「指點」，結果徇情了事。在這裡，細節的喜劇性較之情節本身的諷刺意味似乎更有價值：雨村嘴上說是門子的辦法「不妥」，實際上卻是按門子的指引干的。拋開賈雨村口是心非，虛偽狡猾的可笑性格不談，單說門子，本想以此討好上司，甘心當走狗，未料終被雨村「尋個不是，遠遠的充發了」，落得個「想做奴才而不得」(魯迅語)的可悲下場。拋開堂堂知府竟比不上一個懂得「護官符」原理的門子「高明」所折射出的價值標準淪喪的可悲不談，即是賈雨村與門子之間明裡相互勾結，而暗中又「大不樂業」的人情世態，就足以令人在感到滑稽可笑時，為封建禮法崩壞對人所進行的可怕異化所警醒。曹雪芹畢竟是小說家而非「革命家」，其對人情的嘲弄以及對世態的諷刺，較之對官場的揭露，似乎更能使這等喜劇性描繪達到警世醒人的藝術審美效果。
道德淪喪是一個家族走向沒落的根由。而喜劇作為對披著美的外衣的醜的內容的揭露，又恰恰是對賈府裡的醜行進行曝光和「暗示」的最好手段。小說第九回寫到賈府的私塾學堂時，幾乎是用了漫畫式的諷刺手法：這樣「昌明隆盛之邦，詩禮簪纓之族」的學館裡，儘是一群從小癡迷聲色、一味戀孌的放浪小兒。他們很少聽得進教導，只把「同性戀」作為「學習」的主要課業與行為動機。 聯想到賈政平日裡口口聲聲嚴加管教的訓導，和寶玉表面上見老子「如同耗子遇見貓」，而骨子裡卻全然不顧的情形，紈褲子弟的不可救藥、封建教育的色厲內荏，於此不言自明。賈府學塾裡因爭孌童而引起的硯卷大戰，和污言穢語中所暴露出的賈府「教子有方」的實際，其間的巨大反差及藝術再現，恰是對這樣一個「翰墨詩書之族」的絕妙諷刺!
如果說這些少小爺們的鬧劇只是給其家族的神聖學堂塗上了一抹污穢本色的話，那麼，薛蟠的無知、粗俗乃至無恥與可笑，更是其家族道德淪喪的典型寫照。
同是在第九回，寫薛蟠因為喜好男色，突然「動了龍陽之興」，居然「假來上學讀書」。雖然只是「三日打漁，兩日曬網」，因有賈瑞附助，「被他哄上手」的孌童，也如走馬燈式的輪番替換。這樣的「學生」當然不可能學有「進益」。於是便在人前念出錯別字，把明代大畫家「唐寅」念成「庚黃」。(第二十六回)第二十八回寫到他在馮紫英的宴席上行酒令時的話語，真是曠古名句!諸如「女兒愁，繡房攛出個大馬猴、」「女兒樂，一根 往裡戳」和「一個蚊子哼哼哼」，「兩個蒼蠅嗡嗡嗡」式的小曲，無不表明他是個粗俗下流而及?可恥可笑的醜行角色，一個腹內空空無半點文墨的酒囊飯袋。及至第四十七回，寫到他因調戲柳湘蓮而反被戲弄、挨了好一頓毒打時，讀者無不對這樣一個「性倒錯者」的狼狽相投以鄙夷的微笑；從而在戲弄者被戲弄、做惡者遭懲罰的審美愉悅中感到一種滿足。
然而，恰恰就是這樣一個可笑而又可恥的惡少，作者並沒有僅僅從揭露的意義上對其進行曝光、嘲諷、揶揄和鞭撻，還從另一個角度寫出了薛蟠式的幽默，讀之令人忍俊不禁。那就是第二十五回寫寶玉和鳳姐因遭趙姨娘和馬道婆的作弄詛咒而真的著魔後，整個賈府頓時陷入一片混亂，「獨有薛蟠更比諸人忙到十分去：又恐薛姨媽被人擠倒，又恐薛寶釵被人瞧見，又恐香菱被人臊皮，——知道賈珍等是在女人身上做功夫的，因此忙的不堪。」這樣精彩的描寫之所以具有喜劇性，首先是其所表現出的格外「孝敬」和「細心」，與平日裡那個又呆又傻又粗又笨的薛蟠極不相稱，故而可笑；但他「恐香菱被人臊皮」的奇特心態，又確實只有薛蟠本人自己才會獨有，故而可信。這種介於可信與不可信之間的不協調與不相稱，集中到他這個人物身上，便必然生出可笑的喜劇效果。而最令人叫絕的，是作者緊接著補上一筆：當薛蟠正為自家人的「安全」忙不迭的時候，「忽一眼瞥見了林黛玉風流婉轉，已酥倒在那裡」。噫唏!有心防他人而無意防自己，思與行之「間離」而生出的不同一之同一，使人物為自身樹起一座諷刺的「豐碑」!與他護著母親、妹妹尤其是丫環的「自私」相比，好色更能表明他骨子裡的本性。其它的一切儘管重要，也斷比不上的。曹雪芹在此用了短短一段文字，畫入薛蟠骨髓，為中國的諷刺文學之喜劇描寫嵌入一顆璀璨的明珠，注入人物喜劇性刻劃以無盡的美學內含。
此類手法在小說中還見於對賈珍的有關描寫。如賈珍與兒媳秦可卿的「姦情」(第十三回)，賈珍在為父親奔喪時的「忙碌」實則是為著早點見到尤氏姐妹(第六十三回)，等等暗示和對比，也在「有悖常理」和「名實不符」中對人物的虛偽和可恥作了脂硯齋所謂「特犯不犯」式的委婉揭示。這種「皮裡春秋」式的「灰色幽默」，與對薛蟠描寫的漫畫式誇張相對應，構成《紅樓夢》中對悲劇主題所作的否定性喜劇描寫的又一景觀。
至於賈瑞之死，更屬喜劇式的悲劇。作者寫「風月寶鑒」本有警世之意。賈瑞知迷不誤的「執著」與王熙鳳心懷叵測的「放蕩」之間，似乎「真理」傾向於王熙鳳一邊。但退而思之，拋卻王熙鳳拿假話誑戲賈瑞本身所含的流氣，而注目於嬸嬸以此勾結侄輩的荒唐與蹺蹊，便會發現，原本想捉弄賈瑞的熙鳳，同時也「出賣」了自己：細心的讀者不難於此窺見她與賈蓉的不正常關係。捉弄人者同時被自己所「捉弄」，喜劇色彩昭然若揭。
小說對待迷信及宗教，也是通過喜劇式的諷刺描寫來揭示其虛偽性與欺騙性的。在其喜劇性描寫中，同時還揭示了世俗的人們對待宗教的實用性和隨意性態度。比如小說的第十五回「王鳳姐弄權鐵檻寺」，寫鳳姐來到饅頭庵亦即水月庵休息時，陪她的老尼竟然在她面前關心俗事、走起「後門」來了。而促成「遁世」人的這種「入世」行為，卻是來自錢財的神力!這種「空門」裡冒出來的「實惠」事帶來的喜劇情狀也是不言而喻的。小說如此據實寫來，嘲諷意味異常鮮明。第八十回「王道士胡謅妒婦方」一節，面對寶玉討教「可有帖女人的妒病方子」時，王道士講出了一番直能將普天之下同行都出賣盡的警世妙語：「實告你們說，連膏藥也是假的。我有真藥，我還吃了作神仙呢。有真的，跑到這裡來混?」這便是諷刺，是「一種緊張的期望突然歸於消滅」３後的喜劇，亦即理性對客觀的戲弄。而十五回秦鍾與小尼姑智能通姦之描寫，及六十三回賈敬一心想煉丹得道、服丹成仙，結果因吞金服砂而命歸西天的情節，也同屬小說運用喜劇式手法對描寫對像進行的美學觀照。
三
用諷刺手段揭示「丑」，進而昭示封建制度走向死亡之不可避免的根源，是《紅樓夢》喜劇運作的一個方面。然而，在曹雪芹筆下，真、善和美才是他要表現的主體與中心。寶玉追求人性自由的「癡傻」與寶黛愛情過程中所時時出現的「口角」、「誤會」，乃至可笑的「癡迷」情境，更是小說著力描摹的重點。作者在此同樣使用了喜劇手法，即通過帶有喜劇意味的幽默情境之展示，於可笑但卻可愛的描繪中謳歌「美」。同時，在對「美」被扭曲和壓抑的深刻感歎中，完成小說悲劇主題的審美創造。
作為小說的主人公，賈寶玉儘管也有賈府爺們兒的某些劣跡，但與其它爺們兒相比，與他自己身上所染的惡習相比，他美好的品質還是主要的，並在他的思想性格及言行中佔著主導地位。他的思想及語言，往往看似荒誕乖覺，細究卻大多包含著可貴的成份，儘管聽來令人可笑可歎。其對自由人格的追求，對那些如水女兒們的鍾情與依戀，往往表現為「癡呆」可笑的滑稽幽默情狀。小說正是在這種「癡傻」描寫中肯定並讚賞著寶玉言行的純真與可愛。
第三十回「齡官劃薔癡及局外」，寫寶玉遇見熱戀著賈薔的齡官正鍾情地在地上寫「薔」字，突然天下大雨。寶玉自己站在花間雨地，卻提醒別人躲雨。及至對方誤以為他是女孩子，說「多謝姐姐提醒了我。難道姐姐在外頭有什麼遮雨的」時，方才醒過神來。這裡寫寶玉的可笑與可敬用的是幽默筆法，讀後印象極深。第三十一回「撕扇子作千金一笑」中，寶玉所發的一通「愛物論」，也可以說是至理奇談。其所談論則是從尊重「人」的角度出發，在「人本思想」的前提下講求「愛物」。所以才有了「晴雯撕扇」的任性而又諧趣的情節。對人物的刻劃也因諧趣描寫而生色不少。
寶黛愛情是《紅樓夢》中或可視為主線的情節構成，也是小說中所著意突出且最富悲劇情味的內容。小說在表現寶黛之間純真愛情的過程中，採用了許多饒有諧趣的「誤會」式喜劇描寫，使讀者在為他們惋惜時，始終有著旁觀者的冷靜、明細與欣慰。
小說第八回「探寶釵黛玉半含酸」，寫寶玉因聽了寶釵的勸告沒有吃冷酒，恰逢雪雁來給黛玉送手爐，黛玉便趁勢指桑罵槐地大發醋意，拿丫環當靶子奚落寶玉：「也虧你倒聽他的話。我平日裡和你說的，全當耳旁風，怎麼他說了你就依，比聖旨還快些。」尖酸而又機敏。這或者令人覺得黛玉過於尖刻和神經質，但想到其醋意出自對寶玉的摯愛，和對自身愛情的正常維護，也便不那麼令人生厭，而倒在可笑中令人覺得可愛。黛玉類似的醋意，這裡不是第一次，當然也肯定不會是最後一次。所以到後來第二十八回「薛寶釵羞籠紅麝串」，寫寶玉由於看到寶釵的胳膊生得「肌膚豐澤」、雪白如酥，「不覺動了羨慕之心」。孰料此情此景偏讓黛玉撞見，又拿「呆雁」之喻奚落他。這種表面上的「不意之意」與內心裡的「意之不意」，恰又構成了三個人之間微妙關係交叉對比的喜劇情境。其戀愛心態下的「不防之防」，在旁觀者看來，自然是十分有趣的，是可愛情狀的稚拙流露。小說中此類喜劇描寫的價值，還在於透過它寫出了寶玉內心的性格弱點：一方面向黛玉保證過，不會「見了姐姐忘了妹劦?」；另一方面見到寶釵的酥臂潤肌，又無法不「見了姐姐忘了妹妹」。從而預示著寶黛愛情由於寶玉性格深處的弱點，有可能化為泡影。這也是作者善於「喜中見悲」、「以喜寫悲」的手法體現。
《紅樓夢》對寶黛愛情的喜劇化描寫最集中也最典型的地方，是二人由於愛而生間隙，又為維持愛而試圖消除「誤會」的情節過程。及其兩人在相互表露心跡時難於達到預期效果，反倒假裝生氣而相互「反目」的任性取鬧。所謂「求全之毀」與「不虞之隙」。即為了過分地追求完美而導致的意外失誤。如第十七至十八回裡，寫黛玉因襲人問寶玉，其所佩之物「又是那起沒臉的東西解了去」時，黛玉聞聲過來，劈頭責怪寶玉連自己給他做的荷包也一併送了人，並「賭氣回房，將前日寶玉所煩他作的那個香袋兒——才做了一半——賭氣拿過來就鉸。」未料寶玉「忙把衣領解了，從裡面紅襖襟上將黛玉所給的那荷包解了下來，遞與黛玉瞧道：『你瞧瞧，這是什麼!我哪一回把你的東西給人了?』」既如此，該皆大歡喜了罷。孰料黛玉這面心中一高興，寶玉卻又賭起氣來，要將黛玉給他的荷包退還，說著將東西扔到黛玉懷中。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喜劇高潮迭出。此類描寫，也是小說其它地方所常見的。如第二十三回「西廂記妙詞通戲語」中，寶玉借用《西廂記》中的語句拋擲自己的心聲，未料黛玉卻板起面孔教訓寶玉對她輕薄、出言不遜云云。在這裡，同樣經歷了又一個回合「你方唱罷我登場」的賭氣流淚之後，也是由寶玉上前「『妹妹』長『妹妹』短賠不是」而告終。這種鬧騰，在當時兩人所處的社會情境、年齡特徵，及其性格特點面前，似乎已成為他們相互示愛的獨特、美好、但又是唯一的方式。
正因為小說以此寫出了寶黛之間少年情愛的種種可愛情狀與純真之趣，故一旦這種愛被壓抑、扭曲以致扼殺時，真、善、美的特質與假、丑、惡的環境相映照，激發出來的悲劇情味與悲壯之美，便會更加深入人心，富於可歌可泣的審美意蘊。
四
《紅樓夢》中另有許多的情節與人物，既非至「丑」，亦非至「美」，而是介乎「美」「丑」之間與之外的、較為複雜的喜劇性審美對象。這些人物與情節，較之前文所論之審美客體有所不同，既不屬諷刺對象，又不全屬幽默對象，而是主要以滑稽為形式特徵的喜劇運作。這種運作的功能不能完全看作諷刺，也不能等同於幽默。而是在小說情節構成的穿插縱貫中，反襯小說主旨所體現的人情冷暖與世態炎涼。或是以滑稽可笑之喜劇手法來塑造人物，從而使人物的存在本身成為一種「有意味的形式」，一種由作品結構到主題昇華方面均具象徵意味的藝術因素。
劉姥姥是小說中具有貫穿全篇情節之作用的突出的喜劇角色。她三次進賈府的不同表現，是對賈府沒落、人生無常的鮮明反襯，可謂賈府由盛而衰的見證人。她第一次到賈府是由於窮而去「打抽豐」，第三次是在賈府敗落時前往救助。前者是求人，後者是幫人。這種變遷本身的格局就能使人頓生滄桑之變亦即世態炎涼之感。然小說所著力描寫的是她「二進榮國府」(第三十九回至四十一回)的所見所聞、所感所思、所言所語及所做所為。並且這些都是通過類乎漫畫式的滑稽描寫來實現的。
作為一個不乏精明與世故的莊戶老婆子，「二進榮國府」的劉姥姥為使賈府人高興，曾曲意逢迎、自作自賤，但通過與她本來性格相悖的「反常」表現，倒也映襯出賈府裡的老太太、太太、奶奶、小姐、丫環們在安富尊榮、「飫甘饜肥」的情況下，是如何的空虛和無聊。從而像犬?七十五回「開夜宴異兆發悲音」那樣，通過熱鬧場面的喜劇式描寫，預示著悲劇的即將到來與必然到來。劉姥姥在酒宴上行令時，以蔥、蒜、蘿蔔、倭瓜為喻的諧謔，乃至「老劉老劉、食量大似牛，吃一個老母豬不抬頭」式的滑稽表演(第四十回)，與醉臥大觀園內怡紅院寶玉書房、成為黛玉打趣的「母蝗蟲」式的狼狽，都表明著她乃是全書中除薛蟠外，最有滑稽感的漫畫式人物。小說對薛蟠的漫畫式描寫，意在曝光之餘進行諷刺和鞭撻。而對劉姥姥的描寫，則以取笑他的人後來都賠了不是，挽回了自尊作結，讀後感不到諷刺。是對一個勞動婦女質樸純真而又充滿生命力的獨特審視。因為薛蟠的可笑是其本性的無意識的真實流露，而劉姥姥的可笑則出自人物本身的理智而有意識的即興表演。薛蟠將自己的無知與粗俗，用自以為美的方式表現，所以更「丑」而惹人憎惡；劉姥姥則因為一半出自真實，一半來自有意的自我取笑，無意於掩飾或美化自己，因而雖也滑稽可笑，但在令人同情和理解之外，又感到可敬可愛。這種人物本身性格不同、故手法雖則相似，審美效應卻殊異相反的喜劇描寫，完全驗證了喜劇美學理論關於喜劇性人物構成的基本原理，「是自尊、自嘲與自卑之間的混合」。４
小說中其它關於喜劇性的描寫也很有趣。第四十三回「不了情暫撮土為香」中，茗煙代主子寶玉祭奠金釧兒週年時所口念的祝詞，本身即是一篇異常絕妙的喜劇性幽默文字。其它如第三十三回寶玉挨打前，急於托人捎口信給賈母求救，卻偏遇上一個聾婆子，陰差陽錯地將「要緊」聽成「跳井」，於緊張之時摻入一種意外的不協調，很有幽默情趣。一「急」一「慢」的節奏失調與反差對比，反襯出寶玉挨打的緊張氣氛。至於第十六回，勾秦鍾魂魄的鬼判關於徇情的言論，更是對陽世禮法的揶揄；而第七十三回之「寶玉夜讀圖」，與其說是對寶玉「遇頑怕讀文章」的調侃，毋寧說是對賈政教子有方的嘲弄或者更準確一些。
五
魯迅認為「悲劇將有價值的東西毀滅給人看，喜劇將那無價值的東西撕破給人看」。《紅樓夢》在寫有價值的美好人生走向「毀滅」的過程的同時，即採用了撕破那種無價值人生之醜惡面紗的手法，但手法上又多有突破和發展。賈府的爺們兒及太太奶奶們在「內囊裡盡上來」而親手為自己掘下墳墓的同時，也拉上或挾迫寶黛之流、丫環之屬作「陪葬」或「殉葬」。小說於此在「悲喜相映，莊諧互出」５的藝術運作中，成就了自身作為迄今中國最偉大的小說在情節描寫、藝術構思、人物塑造、細節刻劃時「以喜寫悲」的獨有特色。即不僅突破了歷來「大團圓」的敘事結構方式，而且合理地同時又是集大成地運用了歷來中國小說描寫的喜劇手法，從而在此意義上也完成了對中國傳統小說描寫手法「大突破」中的「總繼承」。
在《紅樓夢》整個喜劇描寫的藝術運作中，「戲劇性」是其喜劇情節描寫的主要特徵。即將喜劇性的情節放到尖銳激烈的矛盾衝突和愛憎分明的強烈對比中去進行「美」「丑」觀照，從而寫來很見揭露效果，極富諷刺功能和批判精神。客觀上構成作品抨擊社會的有力手段，和揭示歷史必然的有效途徑。「典型化」又是人物塑造喜劇化的獨特方式。即在許多近乎漫畫式的誇張與映襯對比、或人物在矛盾中所處地位的表現透視中，凸現其個性。在審美效應上，又把所有人物都置於被同情的位置，進行針砭時多用滑稽幽默，相比之下較少用苛薄的諷刺。從而現出作者在側重於對社會的抨擊、對世態的揭露、和對人物的同情與理解之闊?所持的創作態度，以及藝術與美學上的追求。以喜劇手法結構悲劇，又使小說在生活真實的前提下，藝術上更趨於真實，審美上更富於效果，從而達到了藝術創造至為高妙的辨證境界。
同時也應當指出，作為一部極盡人情冷暖和世態炎涼的末世悲歌，《紅樓夢》這部濃縮著對社會、歷史和人生的盛衰興亡之刻骨感受的自傳體「交響曲」，之所以運用了與主題不甚協調的喜劇性諧謔「變奏」，既是親歷的生活真實昭示給作者的藝術啟悟，也是高超的藝術素養及描寫技巧賦予作品的審美造化。沒有對歷史、社會和人生的深刻認識與超然態度，沒有作者嘔心瀝血，「披閱十載，增刪五次」的藝術錘煉與創作精神，便不會有如此高妙的藝術水準與審美效應。這是曹雪芹及其《紅樓夢》昭示給後人的又一啟示，很值得進一步研究、借鑒和繼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