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樓夢》研究中的方法問題
七十年代初期以來，《紅樓夢》研究工作曾呈現一種複雜的情況。「四人幫」借「評紅」搞陰謀，並且力圖用他們的謬論來統治和左右《紅樓夢》的研究工作。但他們始料所不及，正是這個時候的帶有群眾性的「紅學」研究中出現的專業和業餘的研究者，後來成了在各地批判「四人幫」「評紅」陰謀的重要力量。而且即使是在「四人幫」橫行、猖獗的時候，不少專業和業餘研究者就已識破他們的陰謀或者對他們的行徑很不滿、很反感。有的研究者則不理他們那一套，而提出了一些新的問題，新的見解，出現了一些新的研究文章和著作。但是，眾所周知，由於「四人幫」曾經篡奪了很大的權力，特別是掌握了重要的宣傳機器，又確實使《紅樓夢》研究工作遭受了一場空前的破壞。
在《紅樓夢》研究史上，把「紅學」赤裸裸地用於反共、反人民的活動，「四人幫」是比胡適棋高一招的。在研究方法上，「四人幫」也是直接師承地主資產階級的新、舊「紅學」的。在他們那裡，反革命的陰謀，是和反科學、反藝術的種種破爛兒雜揉並陳在一起的。他們對於《紅樓夢》研究的干擾和破壞，嚴重地敗壞了革命的學風，從而使我們的文學評論工作者受到了程度不同的「內傷」。誰都知道，唯「首長講話」是從，靠小道消息作「指導」，以「風向」為標準，在《紅樓夢》研究中也曾氾濫一時。甚至我們還看到這樣一種現象：有些同志是願意對《紅樓夢》進行認真地研究的，但也陷入了從某種現成的結論出發，對豐富生動的文學作品搞簡單化的「對號入座」的情況，這也嚴重地貽誤了自己的研究工作。總之，不論何種情況都說明了，只有進一步肅清「四人幫」的流毒，克服研究工作中的不正之風，切實提高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水平，從作品的實際出發開展創造性的研究工作，才能對《紅樓夢》這部中國古典小說史上最優秀的文學巨著做出真正的科學評價。
下面，就前幾年《紅樓夢》研究方法上發生的一些值得注意的傾向，談談個人的看法，與大家一起做些探討。
一
恩格斯在致保·恩斯特的著名信件中說道：「如果不把唯物主義方法當做研究歷史的指南，而把它當作現成的公式，按照它來剪裁各種歷史事實，那末它就會轉變為自己的對立物。」但是，在前幾年的《紅樓夢》研究中，我們的一些同志恰恰就重複了當年保·恩斯特的這種研究方法上的錯誤。這主要表現在有的研究者簡單地狹隘地理解《紅樓夢》是一部「寫階級鬥爭的書」這個論斷，並從「封建社會的主要矛盾是地主階級和農民階級的鬥爭」這個現成的公式出發，按照它來剪裁《紅樓夢》中的情節和人物，用斷章取義的辦法抽取一些「實例」和「枝節」來填充這種公式。這樣一來，不僅《紅樓夢》的真實面貌被歪曲了，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鬥爭理論也被庸俗化了。
翻開前幾年評「紅」的一些文章和小冊子就會發現，不少評論文章在論述《紅樓夢》的所謂的階級鬥爭時，幾乎是不約而同地輾轉相抄地引證第一回甄士隱遭火災後，「與妻子商議且到田莊上去住，偏值近年水旱不收，賊盜蜂起，官兵剿捕，田莊上難以安身」，只好「投他岳丈家去」這幾句話，認為從這裡看到了「風起雲湧的農民革命鬥爭的情景」等等。也有人認為「七十八回寫鎮守青州的恆王和他的寵姬林四娘葬身在農民起義的火海之中」，呈現出「農民對地主的反抗」。更多的研究者在分析小說反映的「階級鬥爭」時，總是談所謂的「幾十條人命」。有一篇文章統計出《紅樓夢》「明確交代的死亡人數就有四十七個」，並以此作為芇?己「堅持用階級觀點研究《紅樓夢》」的證明，似乎是死人越多，作品就越是偉大似的。
不用多說，上述這些頗為流行的「階級分析」，與《紅樓夢》的本來面貌是相去甚遠的。
讀過《紅樓夢》的人都知道，這部小說根本不是一部以農民階級與地主階級的鬥爭為題材的作品。在小說中，也根本看不到什麼「風起雲湧的農民革命鬥爭」和「農民起義的火海」。第一回和第七十八回的這些零星的片段，雖然多多少少涉及到了農民和農村的一些情況，但這不僅遠遠不是小說的主要內容或重要情節，而且這些零星的片言隻語也並不是什麼正面的描寫。因為從《紅樓夢》中實在找不出農民階級與地主階級的「風起雲湧」的鬥爭，就只好望文生意地在「賊盜蜂起」或《姽嫿詞》的片言隻語上大作文章，用評論者的主觀臆想來代替作品的客觀描寫，以填充所謂「階級鬥爭」的公式，這自然是不妥的，但它的根子就在於從「寫階級鬥爭」的公式出發來硬套作品。
至於以《紅樓夢》中的死亡人數來論證小說是一部「寫階級鬥爭的書」，則同樣是膚淺、簡單的看法。所謂「幾十條人命」，有些是階級鬥爭的表現，有些是封建地主階級內部的互相傾軋，有些則連統治階級的內部鬥爭也算不上。離開對作品的主題思想及其所創造的藝術形象進行具體的馬克思主義的分析，用死亡人數的統計來論證《紅樓夢》反映了什麼「激烈」的「階級鬥爭」，顯然在思想和方法上都是不正確的。
按照《紅樓夢》實際，它並不是一部從正面反映封建社會主要矛盾，即農民階級與地主階級矛盾的作品，而是主要通過描寫賈家為主的「四大家族」的衰落過程，通過賈寶玉、林黛玉的愛情悲劇和賈寶玉、薛寶釵的婚姻悲劇，通過一系列典型人物的性格和命運，曲折地深刻地反映了封建社會必不可免的滅亡的命運。因此，我們在分析和研究這部偉大作品時，不應該從「農民階級與地主階級的鬥爭」這個現成公式出發，到作品中按圖索驥，而是應該通過對《紅樓夢》的具體情節、具體人物的分析，從中揭示出作品所表現的重大而深刻的思想主題。
誠然，在賈府內部，並沒有出現農民階級進行反抗和鬥爭的場景，甚至在全部作品中也沒有出現一個體現了農民階級的階級本質的典型形象，但是，以賈家為主的四大家族的衰落過程，小說中各個階級的典型人物的思想、性格、遭遇和命運，歸根到底又都是在封建末世的階級鬥爭的規定、制約和影響下形成的。在曹雪芹的筆下，賈府以縮影的形式集中和概括著自己時代的各種社會矛盾。在政治上，賈家實際上是地主階級國家機器的象徵；在經濟上，這個家族體現了典型的封建生產關係；在思想文化上，它又是腐朽的封建意識形態的頑固堡壘。這就是小說所展示在我們面前的一個經過藝術典型化處理的封建家族。它的命運，實際上也就體現了歷史的動向，預示了封建社會的崩潰。而賈家，它同社會的各種聯繫以及它內部的各種關係，就構成了小說人物典型性格形成和發展的典型環境。在這裡出現的一系列典型人物，都是封建制度沒落過程的產物，各以自己的個性特徵反映了時代的某些本質方面，也就曲折地反映了時代階級鬥爭的歷史動向。賈寶玉、林黛玉雖然是一對貴族男女，但他們的叛逆性格和初步民主主義思想，他們建立在互相瞭解和思想一致基礎上的愛情關係及其悲劇結局，卻迂迴曲折地反映出封建末世階級鬥爭的深刻程度，無論是賈寶玉的「行為偏僻性乖張」也好，林黛玉的多愁善感、憤世嫉俗也好，都不僅僅是「個人的瑣碎慾望」，而是「從他們所處的歷史潮流中得來的」。他們的性格和命運深刻反映了地主階級政治上、思想上開始瓦解的情形，而這種不滿意封建制度的小說人物的出現，也與當時脆弱的資本主義經濟的萌芽力圖衝破僵硬的封建軀殼的最初鬥爭有著某種程度的曲折的聯繫。其他如賈政、薛寶釵、賈探春等「正統」派的失敗結局，王熙鳳對於金錢和權勢的貪婪慾望和「反算了卿卿性命」的結局，賈璉、賈珍、賈蓉、薛蟠等輩的荒淫墮落，也無不生動地反映出封建統治階級已經無力維持自己的統治的深刻危機。至於書中塑造的賈府中奴僕的形象，我們也不能僅僅認為只有金釧跳井、晴雯夭亡、司棋撞牆、鴦鴛上吊……等人命案件才算表現了階級鬥爭。其實，像襲人、平兒這類奴才的典型，儘管對於廣大奴僕來說，她們的生活道路是特殊的。但卻正是通過這種「特殊」，表現了階級陣營面臨重新分化和組合的某些跡象，從自己的「特殊」角度反映了社會階級關係的某些本質方面。
列寧在指出階級分析方法的極端重要性時，又強調了進行這種分析的艱巨性：「只有把某一社會或某幾個社會的全體成員的意向的總和加以研究，才能對這些意向的結果作出科學的判斷。其所以有各種矛盾的意向，是因為每個社會所分成的各階級的生活狀況和生活條件不同。」偉大的現實主義巨著《紅樓夢》是封建社會末期社會生活的藝術的形象的反映，我們說它所反映的當時社會的階級關係和階級鬥爭的圖景簡直就像生活本身那樣豐富和複雜，但這並不就是說它包羅萬象地直接描寫了當時社會的諸多鬥爭。因此，如果不從作品的客觀情況出發，不對小說中充滿矛盾、相互牴觸的形象的總和加以研究，不把握作品以深刻的現實主義力量所反映的促成封建社會衰敗沒落的全部歷史合力，不去分析作品中對立統一而又複雜多樣的社會關係，以及「從一個階級到另一個階級、從過去到將來的許多過渡階段的複雜情景」，僅僅從「農民和地主的階級鬥爭」這個現成的公式出發，去作品中擷取片言隻語或宰割一些情節或細節的碎片以適應自己的公式，這與真正的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並沒有多少共同之處，並且正如恩格斯所說：「它就會轉變為自己的對立物」，轉變為對馬克思主義的嘲諷和對事物真相的歪曲!
二
與對《紅樓夢》「寫階級鬥爭」的簡單化、公式化的理解有關，還有的同志對把《紅樓夢》當作歷史來讀產生了誤解。前幾年，在《紅樓夢》評論中，相當普遍地存在著用算剝削帳、血淚帳的辦法，用「交租單」、「高利貸」、「吃、穿、住、行、藥」等經濟細節的羅列、統計代替對藝術形象進行分析的傾向。應該說，《紅樓夢》在這些方面給我們提供的資料，對於我們是具有認識意義的，不能夠一概地、簡單而籠統地反對從這方面對《紅樓夢》進行研究。問題是有些同志不懂得或根本忘記了，《紅樓夢》並不是歷史或經濟著作，它是通過自己特殊的藝術方式、藝術手段反映生活的，它並不是僅以提供歷史材料或經濟材料為能事，而是以創造具有深刻的認識意義和美學意義的典型人物為中心，作品所表現和描寫的一些經濟的或風俗的細節，也都是為了創造藝術典型服務的。而在這些評論者的筆下，《紅樓夢》這樣「一幅由種種聯繫和相互作用無窮無盡地交織起來的畫面」(恩格斯語)，卻幾乎變成了當時社會經濟狀況的資料彙編，僅僅是「形象化」的史料堆積而已。
應當指出，現實主義文學作品的一個特點誠然在於「細節的真實」，因此，在一定範圍內，歷史學家、經濟學家通過文學作品中的細節描寫來考察和印證一定歷史時期的社會經濟的某些情況，這是無可厚非的，也是文學的認識作用的一種體現。但是，必須認識到，不能用從細節描寫上認識歷史來代替對作品本身的美學評價。許多評論文章在論證把《紅樓夢》當歷史來讀時，都喜歡引用恩格斯在致瑪·哈克奈斯的信中所說的這樣一段話：「他彙集了法國社會的全部歷史，我從這裡，甚至在經濟細節方面，(如革命以後動產和不動產的重新分配)所學的東西，也要比從當時所有職業的歷史學家、經濟學家和統計學家那裡學到的全部東西還要多。」在這裡，恩格斯的確指出了現實主義的文學作品對於我們學習和瞭解一定歷史時期的社會政治、經濟狀況有著不可忽視的作用，我們從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中，例如從《資本論》中，就可以看到馬克思經常引證莎士比亞、歌德、巴爾扎克等人的文學作品來說明一定的經濟現象、經濟規律，但是，在這裡，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只是在把文學作品作為一定的經濟歷史的材料加以利用的，他們從來沒有說過這就是對於文學作品本身的全面分析與研究。與此相反，恩格斯正是在致瑪·哈克奈斯的這封信中，在指出從巴爾扎克的作品中可以學到許多歷史學、經濟學、統計學的東西的同時，更為我們從美學角度分析文學作品提供了光輝的範例。恩格斯從「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入手，指出巴爾扎克「在《人間喜劇》裡給我們提供了一部法國『社會』特別是巴黎『上流社會』的卓越的現實主義歷史，他用編年史的方式幾乎逐年地把上升的資產階級在1816年至1848年這一時期對貴族社會日甚一日的衝擊描寫出來」，「他描寫了這個在他看來是模範社會的最後殘餘怎樣在庸俗的、滿身銅臭的暴發戶的逼攻之下逐漸滅亡，或者被這一暴發戶所腐化」，「他描寫了貴婦人(她們對丈夫的不忠只不過是維護自己的一種方式，這和她們在婚姻上聽人擺佈的方式是完全相適應的)怎樣讓位給專為金錢或衣著而不忠於丈夫的資產階級婦女。」按照恩格斯的看法，正是那些生動深刻的典型環境和典型人物，構成了《人間喜劇》的「中心圖畫」，而那些「經濟細節」的描繪，則處於「中心圖畫」「四周」的位置。恩格斯從來沒有用「經濟細節」的羅列來取代對於小說的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的分析。
學習和領會恩格斯對《人間喜劇》的卓越分析，我們就不難認識到，分析和評論《紅樓夢》這部現實主義的文學巨著，最根本的也是要抓住它的「中心圖畫」，即以賈家為主的「四大家族」日益走向衰敗沒落的典型環境和活動在這個環境中的一系列典型人物。這樣做，不僅和把《紅樓夢》當作歷史來讀沒有矛盾，而且更深刻、更本質地體現出了《紅樓夢》確是一部封建社會的「卓越的現實主義歷史」。因為，它不僅提供了很多可供歷史學家、經濟學家、統計學家瞭解和研究一定歷史時期社會經濟狀況的真實細節，更重要的是展現了歷史生活的巨幅畫卷，通過栩栩如生、豐富多彩的人物形象的塑造，反映出了那個歷史時代的生活與鬥爭，思想與道德，覺醒與痛苦，渴望與熱情，追求與毀滅，等等。「文學是人學」，現實主義敘事作品中心課題是塑造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因此，通過文學作品來認識歷史，最根本的也就是要通過作家所塑造的各個階級、各個階層的富有獨特的性格生命的人物形象這個「社會關係的總和」，來認識一定歷史時期的社會狀況以及思想、心理、道德、法律、美學等方面的特徵，等等。這是文學反映歷史、現實的特別之處，也是它的魅力所在。劾?顯然，用歷史學、經濟學的研究方式取代美學分析，把文學作品，特別是象《紅樓夢》這樣的現實主義巨著僅僅看成是歷史學、經濟學的「形象化」的材料堆積，無疑是大大貶低了這部偉大作品的思想和藝術價值，更談不上用馬克思主義觀點對它做出科學的評價了。
三
在七十年代初期以來的《紅樓夢》評論中，不從作品的客觀實際出發，忽視文藝反映現實的特殊規律，不僅導致了從簡單的社會學的公式出發肢解文藝作品；用歷史學、經濟學的研究方式取代文學分析的錯誤傾向；而且還復活了早已成為歷史陳跡的索隱派「紅學」。
一九七二年，自稱「半個紅學家」的江青在一次關於《紅樓夢》的談話中，就已別有用心地用康熙末年雍正奪嫡的種種陰謀手段來附會《紅樓夢》的情節和人物。以後，柏青(即梁效)、江天之流一擁而上，異口同聲地說什麼「《紅樓夢》寫的是政治鬥爭，愛情只不過是掩蓋」，是「外衣」、「掩護」，等等。而這個「政治鬥爭」，據柏青說，就是指「雍乾時代的政治鬥爭」。總之這些陰謀「紅學」的一個重要內容，就是按照江青的說法，在文章中別有用心地大談什麼「康熙當政的最後幾年，圍繞著皇位的繼承問題，各個政治集團之間展開了你死我活的爭奪」，而特別感到興趣的就是「藏在康熙身邊的第四子雍正陰謀篡權」，「暗害了正在病中的康熙，把詔書中『傳位十四子』篡改成『傳位於四子』」之類。「四人幫」及其宣傳機器這樣做，就從方法上說，也是主觀主義、捕風捉影。根據現有材料，無非只能說明，是曹雪芹的先世在雍正時被抄家。至於這抄家否直接牽涉到雍正奪位這場政治權力鬥爭，並無確鑿材料。即使曹雪芹先世捲進了那場權力鬥爭也並不等於《紅樓夢》所描寫或反映的就是這場權力鬥爭。事實上，柏青之流對此也舉不出像樣的論證，以致只能是含糊其詞。但這種「掩蓋」說卻也造成了一定的影響。當然，從政治傾向上來說，這些文章是與「四人幫」的陰謀「紅學」有本質不同的。但就其研究方法的唯心主義、形而上學特徵說來，卻又不無相似之處。
有一篇文章不僅認為曹雪芹「千方百計用『談情』來掩蓋書中描寫的政治鬥爭」，「書中用談情掩蓋政治鬥爭的實寫之處，應包括那些大大小小的婚姻戀愛的社會悲劇」，而且美其名曰「可以看作是《紅樓夢》特殊藝術表現手法的總概括」。這位作者還特別舉例論述自己的觀點：
例如脂京本第二十一回描寫小丫頭四兒單獨服侍寶玉一段文字後面，有雙行夾批，審其口氣，當是作者和批者的對答：
批者：又是一個有害無益者。作者一生為此所誤，批者一生亦為此所誤。於開卷凡見如此人，世人故為喜，余犯(反)抱恨，蓋四字誤人甚矣。
作者：被誤者深感此批。
根據這段脂批，文章認為：「書中描寫的一個名叫『四兒』的普通丫頭，使批者感慨如此，而且還抽像出來說『四字誤人甚矣』，這不能不令我們作深一層的思考。我以為這裡是借題發揮，『囫圇語』背後的攻擊矛頭指的不是別人，正是曾經對於曹氏家族實行政治打擊的康熙第四子——後來的雍正皇帝。所以作者才接過去說：『被誤者深感此批。』」文章的作者還進一步指出：「《紅樓夢》正文及批語中，這類例證俯拾皆是，不勝枚舉」。但可惜的是，由於作者對此語焉不詳，我們無從對這些「不勝枚舉」的例子逐一加以考察，不過，即從上面舉出的這個例子，我們也就可以看到這種「掩蓋」說，確實在有意無意地重複著老索隱派「紅學」的研究方法。
姑且不說，僅僅是「審其口氣」，就把艿?段脂批說成是批者和作者(曹雪芹)的對答，是否有充足理由，即使確實是他們的對答，又怎能從「四字誤人甚矣」引申出攻擊雍正皇帝的結論呢?而且退一步說，即令這段脂批確有矛頭指向雍正皇帝之意，也僅僅如文章的作者所說，是批書的人在讀《紅樓夢》時「借題發揮」而已，也不能把「脂批」和《紅樓夢》混同起來，說什麼四兒這個「普通丫頭」與雍正皇帝有什麼關係。說穿了，文章作者之所以把丫頭四兒和皇帝雍正扯在一起，就是因為小說中描寫的丫頭名叫「四兒」，雍正皇帝是康熙的「第四子」，都帶有一個「四」字，僅此而已，豈有他哉!不難看出，這並不是從事物的本質中發現事物之間固有的內在聯繫，而是「虛構一些聯繫放到事實中去」(恩格斯：《自然辯證法》，《馬恩選集》第3卷470頁)。很顯然，這種無視作品人物形象本身固有的思想性格內容，而是煞費苦心地從中探求「微言大義」的作法，的確和「紅學」史上曾經佔過統治地位的索隱派「紅學」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
搞「微言大義」，這是我國學術史上一個很古老的傳統。漢儒就把《詩經》中的許多愛情詩生拉硬扯附會成影射君臣關係的「政治詩」，可說是開了「愛情掩蓋」說的先河。此後，這種「掩蓋」說就一直被沿襲下來。「紅學」史上的索隱派，正是這個古老傳統的繼續和發展，其主要特徵就是不從文學作品所描繪的藝術形象出發分析作品的思想意義和藝術價值，而是「以考證之眼」讀《紅樓夢》，或者牽強附會地把《紅樓夢》中的人物和情節與歷史上實有的人物和事件比附起來，或認為「是書全為清世祖與董鄂妃所作，兼及當時諸名王奇女」；或認為是寫康熙時宰相明珠的家事；還有的說是寫乾隆時宰相「和珅之穢史」。近代民主主義革命興起後，更有一些人用狹隘的民族主義的觀點去附會，光怪陸離，無奇不有。但他們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以唯心主義、形而上學的觀點和方法，完全曲解和抹殺了這部偉大的現實主義巨著的反封建的思想內容和作為文學藝術作品的社會典型意義。例如蔡元培就說過《紅樓夢》是於「本事以上加以數層障冪」，特別是「言情之中善用曲筆」，這些說法和七十年代的「掩蓋」說豈不如出一轍。蔡元培並以這種「障冪」說、「曲筆」說為指導，對作品的情節和人物大搞穿鑿附會，諸如什麼「紅」隱「朱」，朱是明朝的姓氏；「賈」諧「假」，「賈府」暗斥偽朝，等等，陷入了荒唐可笑的地步，這是眾所周知的。蔡元培在《〈石頭記〉第六版自序》中，曾歸納了進行索隱的三個公式，即所謂「知其(小說)所寄托之物，可用三法推求：一，品性相類者；二，軼事有征者，三，姓名相關者。」不難看出，從「推求」方法上看，由「四兒」和「四子」的相似推論丫頭四兒在影射雍正皇帝，不也正是用的一種「姓名相關」法嗎?
「紅學」史上的老索隱派和本世紀七十年代的新索隱觀點，都把曹雪芹在第一回說的「真事隱去」、「假語村言」作為自己立論的根據，並將它解釋得十分神秘。他們認為，大量存在的關於愛情婚姻悲劇的描寫以及其它方面的實際描寫都是次要的，是「掩蓋」、「掩護」、「外衣」，在小說的字縫中間卻「不勝枚舉」地隱藏著「雍正奪嫡」之類的「真事」。這實際上是把《紅樓夢》當成了一部影射文學或政治謎語的彙集，並不是抬高了《紅樓夢》的政治歷史意義，而是貶低了它，歪曲了它!
我認為，所謂「將真事隱去」，「用假語村言敷演出一段故事來」，不過是表明作家在創作過程中既利用了自己切身經歷的生活材抖?，而又對這些「真事」加以藝術的虛構，加以概括和集中，加以典型化的處理罷了，並不包含任何神秘莫測的成分在內。應該指出，有些同志在《紅樓夢》研究中，根據脂批和其它有關史料，將小說中的一些情節、人物與曹雪芹的家世材料(包括曹家在雍正、乾隆時期所遭受的巨大變故)相互加以印證，例如以小說十六回提到的賈家、甄家的接駕對照康熙南巡時曹寅家的接駕，等等，這對於我們瞭解作品的社會典型意義以及文藝與生活的關係都是有益處的，但是，如果硬是置作品的藝術形象於不顧，硬是要從字縫中間去尋找被隱去的「真事」或什麼「微言大義」，那就必然要走上索隱派的歧途。
《紅樓夢》研究中所出現的這類現象，是十分值得我們認真思考的。《紅樓夢》問世以後，曾經長時期地遭到地主資產階級新舊「紅學」的嚴重歪曲，這種情況一直延續到解放初期。1954年，毛澤東同志親自領導的批判《紅樓夢》研究中的錯誤傾向的鬥爭，對地主資產階級唯心主義的學術觀點和治學方法，進行了一次大規模的批判，可是，時隔不久，一種「新索隱」又在我國的《紅樓夢》研究以至整個思想文化領域中氾濫起來。在「四人幫」橫行時期，豈止是對《紅樓夢》，對小說《劉志丹》、戲劇《海瑞罷官》等等多不勝數的作品的「研究」，加在它們頭上的重得可怕的罪名，有幾個不是用這種影射比附、微言大義的索隱法羅織而成的?自然，「四人幫」大搞這一切，是為了他們的反革命奪權，這是不用說的。問題是，在他們橫行時期，索隱法不是消聲匿跡了，而是借屍還魂，在我們一些同志中間又重新獲得了市場，這一事實說明了什麼?一方面說明了我國封建文化中的糟粕——微言大義的索隱法的頑固性，它作為兩千年來的習慣勢力像夢魘一般始終在困擾著我們一些人的思想，就是說，有它的根深蒂固的歷史原因；另一方面，也說明了唯心主義、形而上學的思想方法並沒有從我們一些同志們的頭腦中肅清。因此，儘管在政治上我們的這些同志和地主資產階級以至「四人幫」是根本不同，不能相提並論的，但是，由於這種思想方法的影響，就會鬼使神差地使他們接受那些說來荒唐可笑的「索隱」法。連半個多世紀以前的封建遺老王國維早就嘲笑過了的東西，我們今天一些號稱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批評者還要視為珍寶，加以推重，這難道還不是十分具有諷刺意味的事情嗎?
但這些事情對我們同時又是很富有嚴肅的啟示意義的，這就是：我們切不可低估封建思想文化糟粕的流毒，切不可輕視唯心主義、形而上學的危害。這就是《紅樓夢》研究中的這些問題在我們面前提出的十分重要的課題。從這一方面說，肅清封建思想糟粕及唯心主義形而上學的影響，和肅清「四人幫」的流毒，實際上是統一的和同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