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紅樓夢》正旨
一
是怎樣的思想與激情，使曹雪芹在「茅椽蓬牖，繩床瓦灶」，「舉家食粥酒常賒」「日望西山餐暮霞」１的困境之下，嘔心瀝血構建如此宏大的藝術殿堂，以致「書未成，芹淚盡而逝」？２《紅樓夢》的正旨問題，自她問世以來，一直逗引著新舊紅學家的興趣。自然，「經學家看見《易》，道學家看見淫，才子看見纏綿，革命家看見排滿，流言家看見宮闈秘事」３以及「文革」中有人看見「階級鬥爭」，都已「悠謬不足辯」了。而「愛情」說、「婦女」說，似乎概括得狹窄些。誠然，《紅樓夢》寫了不少愛情悲劇，也寫了不少婦女，從而表現了曹雪芹進步的愛情觀、婦女觀。但《紅樓夢》還寫了與愛情、婦女無關的社會生活。至於「民主」說，「反封建」說，則有「大而化之」之嫌。因為《孔雀東南飛》或《水滸傳》也是「反封建」的。我們尋求的是《紅樓夢》主旨的自身的特殊性。
筆者認為，《紅樓夢》所描寫的對象，是作者從「人道主義宗旨角度所看到的現實」４，統帥全書所有事件、人物、細節的中心思想(即正旨)是「人道主義，是個人的幸福和有充分價值的生活」。５
二
曹雪芹自己對《紅樓夢》正旨有許多撲朔迷離的說法。先說「篇中用『夢』『幻』等字，卻是此書正旨」（第一回），又借空空道人之口說《紅樓夢》有兩大特點，其一就是「大旨不過談情」。對於集中體現其社會思想、美學思想的寶玉，有時說他為「情癡情種」，有時稱他是「意淫」者，又反覆強調他的「通靈性」。
按現代哲學或心理學的理論：曹雪芹所說的「情」當然就是「感情」；所謂「靈性」，也即人的本性（或曰人性）。而人的「需要即他們的本性」６，「整個歷史也無非是人類本性的不斷改變而已」７。當需要得到滿足時，一般就產生愉快、高興等感情體驗，反之，則產生不快，痛苦等感情體驗。可見，人的感情與人的需要密切相聯，即「情」與「性」密不可分。（難怪我們的古人把「情」與「性」比喻為水與波的關係：靜時是性，動則是情，性情之為物，二而一者也。）寶玉的「意淫」，脂評說是「體貼」８，警幻仙子說是「天生成一段癡情」（第五回）。表面看，似指寶玉對女性的特別尊重與關懷，但詳觀寶玉為人，他於其他人際關係中，也歷來「作小服低，賠身下氣，性情體貼，話語纏綿」（第九回）。可見，「意淫」就是追求全部社會關係的合乎人性，而這正是人道主義的核心思想。
由此可見，曹雪芹所極力表現的「情」、「靈性」、「意淫」，用現代名詞說，它們不過是人情、人性、人道這些密切相關的概念在中國特定歷史時期的特殊表述（儘管還沒有達到現代人道主義的高度）。至於曹雪芹所說的「夢」、「幻」字樣，脂評已作了很好的回答：不過是「借幻說法，而幻中更自多情」９，又「因情捉筆，而情裡編成癡幻。試問君家識得否，色空空色兩無干。」十
看到《紅樓夢》這一思想特色的清代無名氏在其《讀紅樓夢隨筆》一書中明確指出：「意淫二字是寶玉一生定評，卻是紅樓全部正旨」⑾。尤其值得重視的是魯迅的論述。他在《中國小說史略》中，認為「紅樓夢在說部中所以為巨製」以致成為「三百年中創作之冠冕」乃在於作者「知人性之深，得忠恕之道」⑿。雖然，魯迅沒有明言《紅樓夢》正旨，也不啻於明言。
三
當然，作家的自我聲明，他人對《紅樓夢》的論斷，都還不足以成為論證其正旨的充分理由。關鍵在於這些聲明、論斷是否符合《紅樓夢》的實際。
本文擬從三個方面，對《紅樓夢》的藝術描寫作粗略分析，試圖論證人遊「主義思想是貫穿《紅樓夢》的一根「紅」線。
一、價值·需要·人性----作為悲劇的《紅樓夢》
眾所周知：《紅樓夢》是偉大的悲劇傑作。而何謂悲劇？人們曾對此發表過很多意見。而魯迅說得尤為精闢：「悲劇將人生的有價值的東西毀滅給人看」⒀。
按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價值是從人們對待滿足他們需要的外界物的關係中產生的。就是說，價值世界實際上是人的需要的世界。離開人、人的需要就沒有價值。可見，在所有價值中，人自身是最高價值。在部落文化中，個人僅僅是社會的公共財產，「個性的發展還不是自覺意識到的生命形式」而在「相信因果報應（karma），相信符術（tally）威力的地方，為了在來世報答和贖罪……他們今世的形體，很難看作是一個體現了其全部潛力的自我滿足的整體。」「只有在人們認識到個人生命是自身的目的，是衡量其他事物的尺度，悲劇才能興起，才能繁榮」⒁。這樣看來，魯迅所說的「人生的有價值的東西」，也就是人自身生存與發展所應有的東西，也就是合乎人性（需要）的東西。（這樣，價值、需要、人性、情感又成了密切相關的概念。本文在使用這些概念時，僅取其相互聯繫的一面，為行文方便，交替出現。）曹雪芹正是站在時代的高度上，從人自身的存在與發展是最高價值的視野，對合乎人性的追求，對人生的有價值的東西，予以熱情頌揚，而為這些東西的被毀滅被扭曲而演出這悲金悼玉的《紅樓夢》。
不用說，寶玉、黛玉是貫穿全書的中心人物，曹雪芹的人道主義思想主要或集中地通過他們「為確立個人的尊嚴和自由而進行的鬥爭體現出來的」⒂。可以說，在《紅樓夢》的悲劇人物中，在賈府的大觀園內，寶黛是人性覺悟的先驅者。他們呼吸著舊制度散佈的窒息人性的「濁臭」，嚮往著自由與平等。這種人性呼喚集中表現於寶玉的「女兒經」，「意淫」情。這與其說是少男對少女的崇拜，不如說是對美好人性的崇拜；與其說是代女性向男性發出的抗議，不如說是人性對反人性制度的抗議。如果說最初的階級壓迫是同男性對女性的奴役相一致，那麼，寶玉對男性的貶抑則是對統治階級的否定（儘管他本人沒有達到如此認識高度，但事實就是如此）。
至於元春、迎春、探春、惜春、湘雲……這些「公府千金，侯門艷質」，作為生物存在，她們似乎不缺少什麼。但作為社會的、文化的存在，她們被剝奪了作為人最起碼的要求：尊嚴；最基本的權利：自由；最後一點希望：愛情；最短暫的財富：青春。貴為皇妃的元春在省親時強顏歡笑的情景，對「田舍之家」「得遂天倫之樂」的羨慕，於「今雖富貴，骨肉分離，終無意趣」的感喟（十八回），都可視為人權對皇權、人性對非人性的抗議（儘管他本人無此自覺）。西方哲學家說：人最需要的還是人。而元春的青春、生命，統統在那「不得見人的去處」消耗、毀滅。逆來順受的「二木頭」迎春，在暴發戶孫紹祖的眼中，只不過是他「驕奢淫蕩貪歡媾」的工具。她所失去的不僅僅是公府千金的身價，也不僅僅是愛情的幸福，最殘酷的是：連人的尊嚴也蕩然無存。「才自清明志自高」的探春，照何其芳同志的分析：「如果生長在合理的社會裡，才能得到充分發展，是可以作出許多有益於社會的事情的。」⒃但那個社會並不可能替她準備「自我實現」的機會。她唯一可走的路：出嫁。而出嫁也不過是「清明涕泣江邊望，千里東風一夢遙」的悲劇結局。惜春與妙玉則在封建末世的風雨飄搖中關閉了人性的窗口：把「自我」交給了「天國」，把人性托給了神性----以青燈古殿的難加寂寞，代替了紅樓朱粉的少女夢幻；以皈依佛門的「天國之戀」，代替了現實人生的合理之想……人生在這痛苦掙扎中黯淡無光，人性被扭得畸形怪狀。才思敏捷、英豪闊大的史湘雲，其最好的命運也不過「廝配得才貌仙郎，博得個地久天長」，更何況，就連這點也沒有：「雲散高唐，水涸湘江」。
對以上諸人物的悲劇性質，人們不難體會。但被曹雪芹一齊列入「薄命司」的尚有寶釵、鳳姐、襲人等人。曹雪芹無疑也把她們當作悲劇人物處理的。表面看來，似乎不倫不類，而實際上正是他的偉大處。
寶釵、貌美、有才。本來也是一個「清淨潔白」富有人性的女兒。瞧她自己說法：「我也是淘氣的」，「怕看正經書」，愛看「雜書」。「後來被大人知道了，打的打，罵的罵，燒的燒」才「丟開了」（四十二回）。這就是說，在強大的舊勢力面前她收斂了少女的鋒芒，「移了」人的「性情」去適應社會的需要。自此「安分隨時」、「罕言寡語」。寶釵悲劇性在於，當舊制度的滅亡已成為「歷史的必然要求」，她還把謬誤當成合理性的東西，從而毀滅了自己「有價值的東西」。（「襲乃釵副」，襲人的情況與寶釵類似，這裡不再分析）。
鳳姐，「是一條美麗的蛇」⒄。她有「花柳姿，鸞鳳儀，還有那百般的機靈」⒅。應該說，這是她身上「有價值的東西」。可是，金錢、權力吞食了這一切：她利用其美貌去毒死賈天祥，她的「百般的機靈」異化為詭計多端，陰險奸詐；她的伶牙俐齒，變成了討好「上級」的資本。總之，她由美麗的人變成了「美麗的蛇」，有價值的東西異化為無價值的東西。
釵、鳳、襲的悲劇乃人性被異化扭曲的悲劇，也就是人生有價值的東西被毀滅的悲劇。曹雪芹把她們與黛玉等人一齊列入「薄命司」，當悲劇人物處理，正體現了他那人道主義情懷。
特別難能可貴的是：曹雪芹還把他的人道主義激情與溫情傾注在那些「身為下賤」的丫頭們身上。被列入「薄命司」的晴雯、香菱是被剝奪得最多、最慘的女子。雨果在《悲慘世界》裡激憤地指出：在歐洲文明的外衣下，實際存在著奴隸制，這種制度「壓迫婦女，壓迫柔情，壓迫弱質，壓迫美貌，壓迫母性」，一句話，壓迫人性。所有這一切壓迫，中國的女奴們都領受過了。晴雯自小被買賣，先是失掉了人身自由，再後就連「其先之鄉籍姓氏」也「湮淪莫能考」（七十八回）。可「造物主」偏賜以美麗，而王夫人就憑她的「水蛇腰，削肩膀兒」就斷定她「浪」，心裡「不能安靜」，就斷定她勾引寶玉。至於她的聰明，王夫人就更「看不上」，甚至她的穿著，她也要干預：「誰許你這樣花紅柳綠的裝扮」。這些還不夠，王夫人終於下令剝奪她所有衣物，只留一點「貼身的衣服」，趕出了家門。被剝奪了這一切，人就無法活下去了。她只能從這個世界被擠走了（七十四、七十八回）。
如果說晴雯只因為她的「俏」與「勇」而被毀滅，那麼，對於「呆」與「弱」的香菱又如何呢？社會既不容「俏」與「勇」，那它就更無情地去「壓迫弱質」，「壓迫柔情」。對於這個自幼被拐騙的女子，只要無人打她，賜以溫飽，再有一個真情男子娶她為妻，她對這個世界也就無所求了，自謂「從此得所」、「罪孽可滿了」（第四回），可就連這點她也不可能滿足。
總之，《紅樓夢》中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悲劇，貫穿看一個基本精神----「將人生的有價值的東西毀滅給人看」----人應有的幸福、應享的自由、應得的尊嚴……一句話，一切合乎人性的需求，一切為人特有的美好東西：情感、意志、才思、詩情乃至美麗容顏、豆蔻年華、青春的歡樂、活躍的生命都被那個不合理的社會吞噬得無影無蹤。曹雪芹是位熱愛人類、熱愛生活、熱愛生命的偉大作家，他對那些合乎人性的需求予以熱情謳歌，對他們的悲劇結局傾注辛酸的血淚。《紅樓夢》的字裡行間，處處洋溢著曹雪芹的人道主義激情與溫情。
二、諷刺·幽默·人道----具有喜劇因素的《紅樓夢》
《紅樓夢》是偉大的悲劇傑作，同時也包含喜劇手段的運用。笑是喜劇藝術的重要手段，諷刺與幽默又是它的基本類型。諷刺的主要形態是「尖銳的嘲笑和憤怒的譴責」和由此產生的「諷刺形象的尖銳性和無情性，產生誇張、色彩凝煉、諷刺畫式的筆法」⒆，而「以幽默為基礎的藝術作品，只要求作溫和的微笑和開善意的玩笑」⒇。通觀《紅樓夢》的全部喜劇描寫，她主要的不是用諷刺的「筆法」，而以幽默為審美評價的手段。也就是說，曹雪芹對喜劇人物的「笑」只是一種「溫和的微笑」或「開善意的玩笑」，而不是刻毒的嘲弄或無慈悲的冷笑。這種笑，尖銳但不失厚道，否定而不流於傷害，鋒利而不失人情味，嚴峻而不失真誠。用清代無名氏的話說，就是「譏諷得詩人之厚」註釋(21)，用魯迅的話說，有「忠恕之道」。一句話，是真正人道的笑。曹雪芹對薛蟠、賈蓉等人的否定與譏刺，都是以這種幽默的笑來完成的。限於篇幟，這裡不再詳述，僅舉一例以證之。
鳳姐因賈蓉背著她為賈璉偷娶尤二姐效勞而大為惱怒，大發雷霆，嚇得賈蓉魂不附體，連連磕頭：「實在嬸娘氣不平，何用嬸娘打？等我自己打。嬸娘只別生氣！」「說著，就自己舉手，左右開弓，自己打了一頓嘴巴子。又自己問著自己說：『以後可還再顧三不顧四的不了？以後還單聽叔叔的話，不聽嬸娘的話不了？嬸娘怎樣待你？你這沒天理，沒良心的！』」「眾人又要勸，又要笑，又不敢笑。」（六十四回）
不用說，曹雪芹對賈蓉這類人物是否定的、譏刺的。但從這個場面的字裡行間，我們分明看到，曹雪芹對於被笑者的笑又不失厚道與仁慈。用別林斯基的話說是一種「在憤怒中保持平靜、狡猾中保持仁厚」註釋(22)的人道主義的態度。卡西爾寫道：「喜劇藝術最高程度地具有所有藝術共有的那種本能----同情感」註釋(23)，這征之於《紅樓夢》，我們體會尤深。要指出的是這種人道主義的態度，並不是一種狹隘的偏見，無是非的寬容，廉價的憐憫，而是基於曹雪芹「知人性之深」。曹雪芹太懂得人了。他知道人的善與惡，更知道造成「善」與「惡」的種種現實條件、現實關係。他站在人道主義的高山上，俯視腳下的芸芸眾生，他知道其醜，識其惡，但他不願置之死地而後快。如果說，幽默的笑總是人道的，那麼，正因為曹雪芹是人道的，他才用幽默的笑作為審美評價的手段。
三、社會·自然·人生----作為正劇的《紅樓夢》
《紅樓夢》尚有更多的人物，有的具有正面素質，但又未寫出悲劇結局；有的具有喜劇人物的否定品質，但又並不可笑。總之，這樣的人物，既非純悲劇人物，也非純喜劇人物，我們姑稱之為正劇人物。這類人物，在《紅樓夢》中是一個複雜的群體，不可一概而論。大致說來，對這個群體，曹雪芹一是寫出了某些人物的人性美，二是寫出了人性的複雜性。這裡姑以對鶯兒、傻大姐、王一貼的描寫為例。
鶯兒是寶釵的丫頭。因寶玉要結一個汗巾絡子，鶯兒便問道：
「汗巾子什麼顏色？」寶玉道：「大紅的」。鶯兒道：「大紅的須是黑絡子才好看，或者石青的，才壓得住顏色。」寶玉道：「松花配什麼？」鶯兒道：「松花配桃紅。」寶玉笑鈞「：「這才姣艷。再要雅淡之中帶些姣艷。」鶯兒道：「蔥綠柳黃，可倒雅淡。」（第三十五回）
粗心的讀者大約要嫌作者太婆婆媽媽地饒舌，但只要我們認真揣摹就不難發現：正是通過鶯兒的這番「色彩學」理論，以及她「姣腔宛轉、語笑為癡」的情態，曹雪芹熱情謳歌了這個普通丫頭的智慧的心靈和純潔的精神世界。
還有那個「年方十四歲」的「傻大姐」。「她生的體肥面闊，兩足大腳，做粗活很爽利簡捷」，「且心性愚頑，一無知識，出言可以發笑，賈母歡喜，便起名為傻大姐」。她拾得繡春囊，見其中兩人「赤條條的相抱」，還以為「兩個妖精打架」，甚至「要拿去給賈母看呢！」直到被邢夫人發現，揚言如要說出去「連你也要打死」才「嚇得黃了臉」。（七十三回）
在眾多小腳玲瓏，體態風流的美人中，在「連雀兒到了你們這裡，他也變俊了」的大觀園裡（四十一回，劉老老語），傻大姐那「體肥面闊，兩足大腳」，顯得多麼」突出」！在「每日偷雞戲狗，爬灰的爬灰，養小叔子的養小叔子」的賈府，傻大姐把「赤條條相抱」的兩個人，認作是「兩個妖精打架」，又顯得多麼「愚頑」、「無知」。可正是從這裡，我們看到了一個未經雕塑、散發著泥土芳香的村姑。她「傻」得可愛！曹雪芹沒有把她當丑角，相反，在字裡行間洋溢著他對這位小丫頭「愚頑」性格的人道主義溫情。
王一貼，是《紅樓夢》中的「匆匆過客」。假就是真，惡就是善，丑就是美，在王一貼身上奇妙地統一起來了。他說「膏藥靈驗，一貼病除」，這是假話，可他並不諱言他的假（話）是假（話），這就是「真」（話）。賣假藥騙人，這是「惡」，可他並不諱言他在騙人：「我有真藥，我還吃了做神仙呢，有真的跑到這裡來混？」（八十回）這種直率、坦白又是「善」。有了那些「假」、「惡」就「丑」，而有了這些「真」、「善」又「美」。王一貼的可愛也就產生於這種假、惡、丑與真、善、美繞在一起的幽默中。幽默正是他對付窮困的良方，借助它，可以在精神上解脫自己而不致被生活壓垮，又可以縮短與周圍人的距離，調節人際關係，獲得同情。試想，沒有他「胡諂」的「妒婦方」，就沒有寶玉、焙茗的「大笑不止」，也就沒有他們之間的和諧空氣，對王一貼說，他的「油嘴」簡直是他謀生的手段。難怪他在「榮寧二府走動慣熟」（八十回）。在這個小人物的喜劇性格的表面上，打上深深的悲劇印記，曹雪芹對他身上的那奇妙結合，寄予了深深的同情。
讀過《紅樓夢》的人都能體會到：對其中的許多人物（賈母、賈政等等），我們很難用一個「善」，或一個「惡」作簡單的概括，很難用只是「愛」或只是「恨」去對待他們。魯迅精闢地把這個特色概括為「美惡並舉而無褒貶」註釋(24)。「美惡並舉」是指作家按生活本身的辯證法寫出了人的性格的複雜性與多面性；所謂「無褒貶」是指作家對這些複雜的人物評價，在其形式上無褒貶之詞，把自己隱蔽得很深，只是「冷靜」地寫出性格本身。這種嚴峻的現實主義態度，又恰恰是人道主義的態度。所以，「美惡並舉而無褒貶」，是曹雪芹的「狡猾處」，也正是他的偉大處：這是現實主義與人道主義的雙重勝利。但中國的索隱派紅學家並不懂得曹雪芹的這種偉大，一定要在《紅樓夢》的字裡行間尋覓抑揚臧否的「微言大義」，這就是大大貶低了曹雪芹的偉大旨趣。
總之，貫穿《紅樓夢》全部內容的紅線，始終是人的命運、人的價值、人的需要。文學反映社會乃至政治，都必須據此進行。這是文學乃至藝術的一條規律，偏離這條規律，也就會失去魅力。
並沒有永久的不變的人性。人性總是社會的，歷史的。但是，在社會發展各個階段產生的人性追求，也會參與任何一個歷史階段的人的行動。這就是說，儘管人類分散居住在各處，儘管人們的價值標準有歷史性、社會性、民族性。「但是，所有文化實體都表現出同樣的基本的價值標準一一生存，相互合作，養有兒童，崇拜卓越的存在物，避免苦難，避免非正義和痛苦。……作為一種生物的社會的和文化的存在，人類追求他的目的」註釋(25)。也許，正因為《紅樓夢》「不僅包含有那一時代所提供出來的東西，而且含有全人類的能打動各個時代人們心靈的東西」註釋(26)，她才成為充滿魅力與活力的不朽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