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蓼生序本石頭記》底本補證
《戚蓼生序本石頭記》在《紅樓夢》版本史上的特殊地位，學界早有共識，毋須贅述；其文本（包括評、批）價值，自魯迅先生予以高度重視，《中國小說史略》有關引證悉以此本為據，素來得到廣泛關注。這樣一個重要版本的「來歷」引起人們探究的興趣，是理所當然的。
1954年一粟《紅樓夢書錄》首先著錄，指出「此本俞明震舊藏，後歸狄葆賢，據以石印」，這就是清宣統三年辛亥（1911）有正書局印行面世的《國初鈔本原本紅樓夢》大字本（上半部），下半部於民國元年（1912）出齊。
周汝昌1963年4月舊稿、1973年4月稍加擴展的《戚蓼生與戚本》作為《紅樓夢新證（增訂本）》附錄（1976年4月， 人民文學出版社）進一步指出，石印戚本的底本有兩種說法：「一說是俞明震舊藏。一說乃夏曾佑（穗卿）舊藏，售於狄手，狄付石印」。
1975年冬，上海古籍書店書庫發現十冊《石頭記》前四十回的抄本，魏紹昌先生親加目驗復多方審核，撰文認定「此抄本確確實實是有正本據以翻印的底本」，文章先在南京師範學院《紅樓夢版本論叢》刊發，後於1979年第二輯《紅樓夢學刊》正式發表。文章對抄本所鈐四方印章詳加考證分析，指出此本初為安徽桐城官僚世家、相國後裔張開模珍藏，後經輾轉歸於有正書局狄平子（葆賢、楚青）所有，始得石印面世；同時對從張開模到狄平子轉手過程之中曾經收藏此本者或說俞明震（恪士）或說夏別士（曾佑）這「兩種說法」作了較為詳盡的客觀介紹。
筆者對上述「兩種說法」分別進行查考，陸續發現幾項材料，認為可以肯定由張到狄之間的一位「二傳手」，只能是俞明震，而不可能是夏別士，後者的「疑案」可以完全排除。特作「補證」，公諸同好。
現已查明，一粟《紅樓夢書錄》所說，有正底本原系俞明震舊藏，源自王伯沆，初見於王氏對「王希廉本」「讀法」所加四條批語之後的一段記載。這一記載提供的信息，出自王伯沆與俞明震的直接交往，屬於親目所睹的第一手證據，確鑿可靠，具有不容置疑的權威性。筆者發現的幾項材料與之互為參證，可以進一步予以證實。
王批王希廉《新評繡像紅樓夢全傳》今藏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共二十四冊。第一冊「卷首」原缺，用1905年王希廉、姚燮合評《增評補圖石頭記》補配。王氏對此本精讀二十遍，歷時二十四載，分用五色筆五次作評點。卷首《讀法》王氏以綠筆加批四條，其後又有一段獨立成段的墨筆記載〔1〕。為了便於說明問題，現全文照錄如下：
八十回本今有正書局已印行。俞恪士所藏原本抄寫甚精，大本黃綾裝，余曾見之。後恪士以贈狄楚青，遂印行，但已非原稿影印矣。余得此本互讀之，竟不逮百二十回本。曾以語與恪士，恪士亦謂然也。（重點筆者所加）
《王伯沆紅樓夢批語彙錄》，1985年1 月已由江蘇古籍出版社出版，筆者曾參加「王批」的部分過錄。以上所引見於原書第一冊第二頁正面，江蘇古籍版第二頁。
這裡有幾點值得特點注意。
首先，據魏紹昌先生介紹，1973年1 月商務印書館香港分館《藝林叢錄》第七編吳則虞《記夏別士》一文說：「有正書局影印戚本《紅樓夢》，狄平子以百金得之別士……」；又，鄭逸梅說，包天笑在香港發表的《釧影樓回憶錄》則說，狄平子是從北京購得。虞說言之鑿鑿，不僅賣方買方俱全，而且列出價格金額。包天笑曾受聘於狄平子的時報社和有正書局，一度共事而朝夕相處，所言應當有根有據。但是虞、包二說不一，甚至存在矛盾，令人難免莫衷一是，信誰是好？王伯沆卻說得明明白白：「余曾見之」，既有對抄寫字跡的評價，還有對裝幀的具體描繪。細加比較不難判斷，虞、包似乎僅只耳聞，其可靠性可信性自不能與王氏之目睹——「見之」相比。
其次，王氏子「見之」之後緊接著寫道：「後恪士以贈狄楚青」，文氣上下貫通。俞恪士「以贈狄楚青」的同「余曾見之」的是同一部書，是為前因，其直接後果則是「遂印行」。於是，俞之所藏與狄之所印，二者的承傳關係也隨之交代得清清楚楚。
再次，惟其因為王氏深悉「來龍」，所以更加關注「去脈」，有正本一旦出版，他即得此本而與自己所藏的王希廉本「互讀之」。比較的結果：其一是「已非原稿影印」，這是指有正本已經經過書局的某些技術處理，當然還應當包括多出來的狄平子所加若干眉批；其二是根據王氏的閱讀、接受，印象是有正本「竟不逮百二十回本」。經過互讀比較的評價，迫不及待地告訴原藏書者，既合情又合理，是乃順理成章。「曾以語與恪士」結果是「恪士亦謂然也」，英雄所見略同並無強加之嫌——像今天似的。所有這一切表明，如果這有正書局印行的八十回本的底本不是俞氏舊藏，王先生的文章決不會這樣寫。
以上各項必須具備同一前提：王、俞之間定有非比一般的深厚友誼。事實正是如此。
王伯沆名瀣（1871—1944），是著名學者，是「博通經史小學、各體詩文、下逮說部，莫不精究」（受業弟子王煥鑣語，見南京師範學院《文教資料簡報》1982年3.4合期）， 「舉世共仰」的「一代通儒」（唐圭璋語，見同上1982年7.8合期），早已名滿大江南北。 俞明震字恪士號觚庵（1860—1918），以光緒十六年（1890）三甲六十二名進士授選庶吉士，後署贛南道；是康梁變法的積極支持者，戊戌（1898）後任江南陸師學堂附設礦務鐵路學堂總辦。魯迅就讀該校時曾看見他手上拿著《時務報》坐在馬車上看， 當屬候補道中的新派人物。 宣統二年（1910）調任甘肅提學使遷布政使，入民國為肅政使。在他任職南京時，出於對王伯沆聲望學識的敬重，聘為學堂教習。兩人相交甚篤，過從甚密，時相唱和。王詩《初夏偕友登掃葉樓頗感舊遊，晚循冶城至圖書館小飲，因賦三首》其一，有自注云：「與陳伯嚴（三立）、劉幼雲、胡漱唐、俞觚庵（明震）、陳蒼虯諸人屢游此」。「同光體」代表詩人陳三立（伯嚴）《散原精舍詩續集》有《癸丑（民國二年，1913）五月十三日至焦山，同游為陳仁先、黃同武、胡漱唐、俞恪士、壽丞兄弟，越二日王伯沆自金陵來會。凡三宿而去》詩，正可對參。直到1918年俞明震逝世，王伯沆還作有《挽觚庵》七律二首：「把君乳酪三旬別，誇我西湖百態濃。……青溪又是梅花發，忍掛霜鐔吊冷蹤」。其中寄托了無窮哀思，同時表明他們之間的交誼時間之久，如果初交始於俞之供職南京，那麼在俞明震西去甘肅以及其後稱病歸里以後，他們都還保持著聯繫，過從不斷，一直延續到俞之逝世。
王伯沆與俞明震、陳三立兩家同時相洽，更有另一層因緣。俞陳兩家三代世交又是兩代姻親，陳三立續絃夫人俞明詩是俞明震胞妹，則堪稱聯結兩家之「關鍵」。陳三立光緒二十七年（1901）移家南京定居之初，曾設立家塾延師課子，王伯沆以久負詩名入選而聘為西席。陳寅恪先生作為三立公之子正是於此時執經受業。王氏後來受聘於俞明震並從而成為好友，很可能就是由於至親之舉薦紹介。
誠然，王氏以墨筆補記此事，可能在1927年之夏也可能在1932年冬，相去有正本初版面世已歷十幾二十年；但是比起吳則虞之《記夏別士》和包天笑之《釧影樓回憶錄》卻早出整整四十年。由此不難引出結論：博聞強記而享有盛名的一代通儒，後來成為兩江師範學堂、南京高等師範學堂、中央大學著名教授的王伯沆，以其同陳俞兩家十分密切的關係，對於一部抄寫甚精、而行世後產生巨大影響的戚序本《石頭記》原收藏者的記憶，實在沒有理由提出懷疑與異議，更何況這是一部他「曾見之」而留下深刻印象的著作呢！更須進一步指出的是，這一段「補記」並不是突然心血來潮無的放矢的隨意筆墨，而有著明確的針對性，是針對王、姚合評的《增評補圖石頭記》讀法第二十五條「有謂此書只八十回，其餘四十回乃出另手，是何言與？」而作。先是，已用綠筆批道：「此書（後）四十回確係高蘭墅先生所增，見張船山《詩》注，高與船山相友，此言必不妄。」是對「此何言與」針鋒相對的回答。相隔數年之後，再次精讀細批，重讀「綠批」感到意猶未盡，才又以墨筆補記。儘管依於伯沆的閱讀感受，認為八十回本「不逮百二十回本」，但是他尊重事實而並無偏見，所以鄭重指出確有八十回本在，而後四十回「確係」高鶚增補，是對「是何言與」的再次回答。這樣才引出俞恪士所藏原書「以贈狄楚青，遂印行」的一段故實。這段「補記」之中正凝聚了一位真正的學者的嚴謹學風，其以確鑿事實為論據的嚴密論證和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令人欽佩。
事情到此還沒有結束。筆者還發現一條雖有人提及卻未予足夠重視的材料，堪稱一條重可千鈞的鐵證。
王伯沆受業弟子、俞明震的嫡親外甥、國學大師陳寅恪先生所著《柳如是別傳》首章，在述及該書編著緣起時，有一段話恰與王伯沆殊途而同歸，把有正本底本原藏者都「歸」到俞明震的名下：
寅恪少時家居江寧頭條巷，是時海內尚稱安，而識者知其將變。寅恪雖年在童幼，然亦有所感觸，因欲縱觀所未見之書，以釋幽憂之思。舅伯山陰俞觚齋同寓頭條巷。兩家衡宇相望，往來便近。俞先生藏書不富，而頗有精本。如四十年前戚蓼生鈔八十回石頭記，其原本即先生官翰林日以三十金得自京師海王村書肆者也。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版第3頁
陳寅恪先生八斗五車之才學，早已名震海內外，茲僅略舉一端。自稱與寅恪先生三代世交、兩代姻親、七年同學（先在美國哈佛大學後在德國柏林大學）的俞大維，在台灣出版的《陳寅恪先生論集》卷首《懷念陳寅恪先生》一文中說：「他對十三經不但大部分能背誦，而且對每字必求正解。」以如此超乎常人的記憶力，述及撰著《柳如是別傳》緣起，是由於從伯舅俞氏藏書中讀到錢遵王注《牧齋詩集》「大好之」，從而深入研究錢、柳情緣所致；那麼，當他同時憶及當時還讀過另一「精本」戚序《石頭記》，顯然不是隨意涉筆，而是出自極為深刻的印象。至於「四十年前」則是取自成數。《柳如是別傳》完稿於1964年，開始著筆則在1954 年。 有正本分上下兩集各十冊先後出版於1911 年和1912年，下推四十年已是五十年代，時間銜接是大體無誤的。
據蔣天樞先生編著《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1901年陳寅恪隨父陳三立定居金陵時，年方十二歲，十八歲考取上海復旦公學，其間十三至十六歲隨兄衡恪（師曾）東渡日本留學，十五歲暑假回國考取官費，冬初返日，次年冬復因病回國休養。則僅十二歲一年時間較為集中，便於家塾課讀之餘終日埋頭家藏極富的珍貴古籍，並且為了寬釋幽思「欲縱觀所未見之書」，於是就近到衡宇相望的伯舅家遍覽精本，接觸戚本當在此時：所以選擇了「年在童幼」的準確措辭。其時，八國聯軍強侵北京的硝煙初散，以孫中山為代表的革命黨人正在海外積聚力量、建立組織，逐步形成革命政綱，辛亥革命在表面的暫時平靜之中醞釀。「海內尚稱安，而識者知其將變」的時局判斷與當時的形勢發展完全吻合。因此，當時雖在童幼之年，卻已有所覺察，有所感觸，故能深深銘記而久難忘懷，直至五十年代仍似記憶猶新。至於所述俞氏收藏之原委，更令人確信不疑：時間——官翰林即被選授庶吉士之時；地點——京師海王村，正是著名的書肆集中所在；價格——三十金。伯舅親口所說，外甥親耳所聞，消息來源真實、具體，當然更加可靠。相形之下，鄭逸梅轉述的包天笑所謂狄平子「從北京購得」的傳聞，吳則虞所謂「狄平子以百金得之別士」之所據，自然成了烏有鄉故事，又怎能與可以背誦大部分十三經的陳先生的記憶同日而語！
再考俞明震的宦跡履痕， 此公離江南而西去甘肅是在宣統二年（1910）。王伯沆所說，俞以所藏戚序本「贈狄楚青」，當然只能在此之前。狄得此本，由珍愛而起意印行，進而進行策劃、準備、到技術處理、上石付印，在本世紀之初的條件下，這一過程不可能太短；加之他煞有介事地要在原有批評之外加上他的若干眉批，恐怕少不了須經一番苦讀苦思，斟酌推敲，決不能一揮而就。假設以上兩個方面所需時間在一年以上，大概不能認為是過寬的估算。有正本上集十冊出版於宣統三年，下集十冊出版於次年。那麼，俞之「贈」狄肯定還在俞西去甘肅之前的某一年或者更早，這樣，王伯沆的「見之」、陳寅恪的「縱觀」，也就完全接榫而合符了。
以上「補證」，管窺蠡測，尚祈方家教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