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庚辰校本有關的幾個問題
在古往今來的各種《紅樓夢》校印本中，去年５月首次出版的這部《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庚辰校本》（簡稱庚辰校本），顯然是最為獨特的。它既是面向廣大讀者的一種通行本，同時又具有濃厚的學術探討性質。儘管它問世之初還帶有一個草創之本不盡人意的諸多疏漏，但其出版後所引起的強烈反響和受到的普遍歡迎，頗有些出乎主 流學者的意料之外。在出版不到一年的時間裡，竟重印了四次，還包括兩次大的修訂及相應的脫銷檔期。
如今這一重加修訂改版的新三版的面世，相信會給熱愛它的讀者帶來新的驚喜。作為此書的校訂者，為了對讀者負責，我覺得有必要借此機會，把與此有關的一些情況——如新三版與去年的首版和二版有何區別，庚辰校本與五年前（２００１）面世的姊妹本《脂硯齋重評石頭記甲戌校本》（簡稱甲戌校本）是什麼關係等等——都作一點簡要的說明。不過為了讓讀者獲得更明晰的印象，有必要先從一個更帶根本性的問題談起。 脂評本與程高本的區別何在
這看起來是一個對紅學稍有涉獵的人都會一清二楚的簡單問題，近來卻忽然令好些人都犯起了糊塗。因為按過去的常識，所謂脂評本或曰脂本，乃指二十世紀初以來，在國內外被陸續發現的一種大多帶有脂硯齋批語而源自曹雪芹生前歷次定本（僅存八十回之前的文字）的《紅樓夢》古抄本，裡面雖然也有不同程度的抄誤或擅改，但相對說來，這類古抄本和作者的原著差異較小。而所謂程高本，則指在曹雪芹去世二三十年之後，由程偉元、高鶚根據他們所見到的一兩種脂評抄本，經大幅度修改整理之後，與一種明顯屬後人續作的後四十回合併印行的古印本，因先後印行過兩種，通常按其順序稱之為程甲本和程乙本（也有人說還存在少數他們後來又作了某些局部修改的程丙本和程丁本），合起來則叫程高本或程本。由此可見，脂本與程本的本質區別，除了在篡改原著的程度上有著因量變而引起質變的性質不同之外，二者在抄本與印本這一外部形態上的迥異，也是極重要的特徵。
然而近十餘年來，以國內某權威學術機構為代表的少數紅學專家，卻通過主持編纂一些大型工具書等方式，正式將程高本中最具代表性的程甲本亦劃歸到脂本行列。理由是程甲本的「底本亦系脂本系統之早期抄本」云云。實際上，不論程甲或程乙，既然都叫《紅樓夢》，則不論其作過多大的篡改，其主體仍來源於脂本即曹雪芹某一定本的傳抄本，應該是不足為奇的，倘若由此便認定程甲本可列入脂本行列，那程乙本不也同樣可以列入嗎？脂本與程本的區別又何在？故從義理上說，這種明顯不合邏輯與規範的劃分方式，是不可能被絕大多數學者所接受的，但其披著權力外衣的「權威性」誤導，對於年輕學者和未來學術的負面影響，仍令人擔憂。 甲戌校本與庚辰校本之比較
先看這兩種校本所依據的底本的重要性。在現存十二種脂評本（包括去年新發現的卞藏本）當中，若按其忠實反映曹雪芹原著真貌的整體水平來排隊，冠軍顯然是甲戌本。庚辰本因存在著原定本謄錄者一定程度的刪改（著重體現在對脂批的取捨上），只能算得上亞軍。然而甲戌本只殘存了十六回（約為原稿的五分之一），這和真實保存了作者最後一次定本全貌的庚辰本比較起來，後者顯然更能完整地體現曹雪芹原著的全貌。而庚辰本前十一回未過錄脂批的巨大遺憾，又只能由甲戌本前八回中所保留的高密度脂批（達１１００餘條，相當於庚辰本全部脂批總數的二分之一）加以有效地彌補。再加上甲戌本第一回還保留了該本獨存而其他各本皆佚的一整頁原稿（約四百餘字正文加七條脂批）等諸多彌足珍貴的特色，這都使得僅殘存十六回的甲戌本在現存脂本中仍然足以和庚辰本比肩稱雄。
所以，在校訂者選擇現存脂本中最具特殊代表性的三種（另一種是蒙古王府本），來構成這套《紅樓夢脂評校本叢書》時，便首先選擇了以甲戌校本為「豹頭」，以庚辰校本為「豬肚」，以蒙府校本為「鳳尾」。此三者之不可或缺的閱讀、研究、資料、收藏價值及其無可替代性與高度代表性，均毋庸置疑。
如果實事求是地對已經出版的甲戌、庚辰這兩種校本作一個公正的價值評估，是否可以這樣說：２００１年春天問世的甲戌校本，乃首開了讓一種極其珍貴的《紅樓夢》古抄本從少數專家的象牙之塔真正走向民眾的先河，從而對新世紀逐漸興起的「紅樓熱」與「紅學熱」起到了某種奠基或曰推波助瀾的作用。而庚辰校本在２００６年５月的出版，則是繼甲戌校本之後，更加完整地將一部足以體現曹雪芹生前最後定本原貌的脂評古抄本，首次經全面深入地校訂整理而進入廣大讀者的閱讀視野。而且，這兩種校本的出現，在《紅樓夢》的校勘史、出版史和傳播史上都足可視為一個劃時代的事件或曰分水嶺——即從過去有不同程度篡改、閹割（比如對脂批）的《紅樓夢》白文本校勘、出版和閱讀，真正回歸到能夠完整體現作者原著真貌的脂評本閱讀。這應該是一次革命性的變革。
此外，這兩種《紅樓夢》校本所體現的六要素——在通行印本中的版本開創性與唯一性，在真正體現原著風貌上的完整性與真實性，以及在校勘考訂上的嚴謹性與突破性——是不是也該引起當今學界的重視並及時地加以探討總結呢？令人遺憾的是，對學術進展缺乏正常的評估機制與監控機制，正是當今中國社會科學界尤其是紅學領域由來已久的通病；而某些學術領導機構日益濃重的狹隘門派色彩及缺乏民主機制等等，則是其權威性與代表性幾乎喪失殆盡的重要根源。 短期內再作修訂的必要性
甲戌校本和庚辰校本的先後問世，雖然不為學界的權威人士所正常關注，卻理所當然地受到了廣大讀者（包括絕大多數的紅學研究者）的熱烈歡迎。因而這兩種校本出版之後都面臨一個共同的現狀，即迅速的多次重印和多次修訂。這在《紅樓夢》的版本史上的確是一個特例，但這一情況到底正常不正常，應該不應該，在有些人看來似乎也成了一個問題。
不妨回顧一下過去的圖書出版歷史，常常可以看到這樣兩種情況：一種是在比較暢銷的此類書籍中，有的總是要在其間作一些正式或非正式的修訂，甚至每重印一次都必作修訂並加寫一則修訂版序言或後記之類。而另一種情況則是（這突出地表現在某些古籍的校訂本上），這類書因其原著受人歡迎，即使校訂或排印中問題多多、讀者意見也多多，卻仍能持續不斷地暢銷，甚至在校訂者分明健在的情況下亦數十年如一日地不作任何修訂。上述兩種情形，究竟哪一種更好呢？毫無疑問應該是前者。有人或許會說，你現在那麼快就對一本書重新作了修訂，先買此書的人咋辦？但是我卻要反問，如果一本書在下次重印時，著者或校訂者明知有錯也不作修訂，那先買的人是不是就會更好一些呢？其實對一本出版過的書修訂得越及時和修訂的次數越多，除了可以體現著者或校訂者的責任心較強之外，恐怕只能說明這書銷售得快也比較受讀者歡迎。這種及時的修訂對先購此書的人並不帶來損害，卻大有利於後來的讀者和未來的學術進展。如果以為書重印得快，也該明知有錯而聽之任之，以求先來後到的讀者都能「一視同仁」，則前文所說那後一種著者或校訂者，就該大大地被稱讚了。但這樣看待問題的合理性又在哪裡呢？
一本書剛出版時，總是不可能百分之百地不出現排版印刷的錯誤，也不可能百分之百地要求著者或校訂者不出現思想上、技藝上或學術上的失誤，要緊的是，應該及時地發現問題並及時地加以改正。然而當今之世，人心浮躁，責任心滑坡，圖書報刊的差錯率居高不下，某些出版部門或作家學者，要麼對別人的意見置之不理，要麼強詞奪理倒打一耙，已成司空見慣的社會現象。為了與這種不良風氣反其道而行之，我在甲戌校本和庚辰校本出版後，除自己更加嚴格地再行檢點之外，一直堅持採用鼓勵甚至動員讀者（包括紅樓網站的網友）積極參與糾錯並給予獎勵等辦法，以求獲得盡快的改進。通過這樣與讀者的良性互動，不僅迅速地提高了書的質量，對我個人的學術思想亦多有啟迪；同時還有效地普及了《紅樓夢》的版本知識和其他相關知識，鍛煉了「紅迷」讀者的鑒別能力和學術水平，並從中發現了不少優秀的人才。這後面一項，對未來學術的發展，意義尤為重大。
關於對我個人學術思想的啟迪，這裡舉一個小小的例子。去年庚辰校本出版不久，一位名叫朱江的年僅十七八歲的高中應屆畢業生（現已上大學一年級），在她寫給我的信中提了一些頗有深度的問題。其中一個問題便是，她很不理解第六十二回探春在提到每個人的生日時說的一句話：「過了燈節，就是老太太和寶姐姐，他們娘兒兩個遇的巧。」朱江在信中問道：「書中寫老太太過生日分明是八月初三，怎麼這裡又說過了燈節就是老太太和寶姐姐的生日呢？」這一問可真把我給問住了。像這樣一句在書中一帶而過的話，我過去還真沒在意，也從沒聽說其他哪位文人雅士或紅學專家在意過。因而在古往今來的各種通行印本和現存的所有脂評抄本中，全都白紙黑字地寫著這句大致相同的話，人們幾百年來均熟視無睹，偏偏被一個十幾歲的小姑娘敏銳地提出了疑問。記得有人說過：能提出問題，便是解決問題的一半（大意）。看來事實確乎如此。經朱江這麼一提醒，我很快便研究出一個結論：此處的「老太太」，應該是原定本謄錄者對「姨太太」的抄誤——「姨」字誤作「老」，系草書形訛所致甚明。於是在新三版中，我對探春這句話中的「老」字補作了校改標識，並加了條校注。這一校訂，顯然是合乎實際也經得起驗證的。書中明寫寶釵的生日為一月二十一日，與「過了燈節（即正月十五元宵節）」相吻合。探春說「他們娘兒兩個遇的巧」，從輩分上看也分明是指薛姨媽和薛寶釵母女。而薛姨媽被尊稱為「姨太太」，這在書中也是有據可查的，如第六十七回賈母便稱薛姨媽為「姨太太」；這樣的稱呼出自探春這個晚輩之口，更是情理中事。唯一的疑點是，薛姨媽的生日是否真的和薛寶釵遇的巧？——雖然探春所說「遇的巧」，並沒有指是同一天，只說「過了燈節」，但至少應該在同一個月才對。縱觀全書，似乎只有第五十七回提到過薛姨媽的生日，卻也是囫圇的一句：「目今是薛姨媽的生日，自賈母起，諸人皆有祝賀之禮。」既沒有寫明日期，也沒有提及和寶釵的生日有何關聯。但據此前僅相隔兩回的第五十五回開頭所寫「且說元宵已過」及「剛將年事忙完」等語來看，將薛姨媽的生日認定為距元宵節不久，恐怕也說得過去。
由此可見，在熱愛《紅樓夢》的普通讀者當中，往往蘊藏著大智慧。紅學家們切不可等閒視之。 新三版與舊版之區別及其他
現在讀者見到的這個庚辰校本新三版，除了封面、版式和開本均重新設計煥然一新之外，在全書內容上的修訂則著重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在與讀者的互動中，充分汲取大家的正確意見，全面地排查糾正了舊版尚存的錯漏字句和排版中的其他技術故障（如某些雙行批語的跳行錯亂等）。如今在這方面雖不敢說已經萬無一失，至少是向盡早實現零差錯（當然是指技術上而非學術上）的目標，又向前跨進了一大步。二是在全面引進新發現的卞藏本重要版本信息的基礎上，對全書的校訂及相關論述作了重新審視與調整提升：如改寫、增補了大量的註釋條目，修改、調整了書前的導論、校勘說明及脂評本源流示意圖等。當然，這還只是校訂者對卞藏本信息的粗淺認識，尚有待於今後作更深入細緻的研究。
關於卞藏本，不妨多說幾句。去年由上海敬華藝術品拍賣公司拍賣面世的這一僅存前十回文字及第三十三回至八十回總目的新發現的脂評古抄本——後來以購得此本的卞亦文先生的姓氏冠名為「卞藏本」——雖然只是一個所剩無幾的殘本，卻在近百年陸續現世的脂評古抄本家族中又增添了一名新的成員，從而使得現存於世的十一種脂本，在新世紀的「紅樓熱」和「紅學熱」中真正變成了「十二金釵」。僅從這極具象徵意義的層面上看，已經非常令人振奮，更別說經筆者初步研究，此本之版本價值實遠遠超出於人們的最初想像。可以斷言，卞藏本的發現，對推動《紅樓夢》版本學的進一步發展，以及對脂本源流及《紅樓夢》原文真貌的深入揭示，都將起到非常積極的作用。 題外的趣話
甲戌校本與庚辰校本的出版問世，可以說是我這個半路出家的紅學研究者此生最大的宿願。我也從不隱諱自己這樣做的初衷是為了正本清源，即為紅學諸多問題的撥亂反正和為紅學的普及奠定一個堅實的基礎。包括近年來我借用社會學和人類文化學中常常提及的「草根文化」（ｇｒａｓｓ－ｒｏｏｔｅｄ ｃｕｌｔｕｒｅ）這一概念，所極力倡導的「草根紅學」的蓬勃興起，似乎都反映出我在學術上的某種理想主義和使命感。但我堅信自己在治學上一直是務實的，即所謂腳踏實地，絕不是那種想入非非的妄人之所為。
有趣的是，多少年來，隨著我在學術上的理想式追求與使命感的日益深入，似乎冥冥之中真有某種宿命在制約著我、支配著我、激勵著我。一些令我百思不解的重大「事例」，我可能會在未來的自敘性作品中有所披露，這裡只是趣味性地指出一點生活細節上的巧合。
許多讀者都知道，我治紅學的基地是在西南古鹽都的自流井陋室——釋夢齋。我向來以此自嘲：這個從古至今頗有些名聲的「自流井」（即今之自貢市中心區），似乎限定了我終其一生都只能在體制外放任自流地從事研究，因而在學術上不免帶有某種獨立不羈、天馬行空的意味。然而在２００１年我的甲戌校本問世之初，我在北京選購了一套新居，恰巧在萬科星園中的「雙子座」。於是，我的治學基地部分地轉移到了這一「雙子星座」。從此，我便隱約感覺自己漸漸地由放任自流而身不由己地被推上了紅學界日漸分明的兩大營壘中的另一極。可以說，在寫這篇小文之前，我還並沒有意識到我的上述這種感覺與治學基地的部分轉移之間有何因果關係；日前偶然讀到海外學者韓良露先生的《伊斯坦堡就是我的命運》（載《萬象》雜誌２００６年１２月號），卻被其中一段文字震驚了：
希臘神話中的信息使者雙子星座……這個在神話中代表天使米加勒的雙子星，負責的工作是與世人講道，將宇宙或神的訊息用人類聽得懂的方式傳說出去。雙子星的雙重性，既是尋求對稱，亦是不斷衝突的正反能量，在永恆的拉扯與衝突中追求和解與統一。但任何一次能量的暫時匪合，勢必開展新的對立。這是無止盡的輪迴。
這不能不使我聯想起紅學泰斗周汝昌先生在為我的甲戌校本作序時，對我校訂此書的一句贊語：「這真是一種『菩薩之心』，為『情聖』雪芹說法宣教。」加上後來逐漸形成的客觀趨勢，豈不真有點像韓先生所謂之「雙子星的雙重性，既是尋求對稱，亦是不斷衝突的正反能量，在永恆的拉扯與衝突中追求和解與統一」？凡讀過庚辰校本上我寫的導論《走出象牙之塔》和初版後記《想起了〈尤利西斯〉》，以及讀過拙著《草根紅學雜俎》的自序《不妨樹一面旗幟》（曾載《博覽群書》２００４年第１期），並略知我的生活軌跡的讀者，在看到這段海外學者的文字時，是否也會或多或少地產生與我相似的聯想呢？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庚辰校本》修訂三版，鄧遂夫校訂，作家出版社２００７年３月版，１０８．００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