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樓夢》的反清用意
關於《紅樓夢》一書含有「反清吊明」思想的說法由來已久。除了近代王夢阮、鄧狂言、蔡元培等發表出《紅樓夢索隱》、《紅樓夢釋真》、《石頭記索隱》等著作，對《紅樓夢》「反清吊明」的思想進行闡述外，早在清代護花主人王希廉、大某山民姚燮、太平閒人張新之的《金玉緣》（現稱《三家評紅樓夢》）中，就有過關於《紅樓夢》反清的隱隱約約的披露。在胡適為首的考證派拿來證明「《紅樓夢》的著者是曹雪芹」的《甲戍脂評本》中，也有許多關於《紅樓夢》反清內容的評語提示，如「大有深意焉」、「罵得爽快」、「罵殺」等等。只是因為受滿清時期殘酷的文字獄禁錮等歷史條件的限制，清朝的紅學評注家對《紅樓夢》中所含有的反清內容或者說得比較含糊，或者說得證據乏力，反而造成了多少年來《紅樓夢》研究的各執一詞。
本文試以《紅樓夢》書中日期所隱含的明末清初之際的重大歷史事件，來進一步說明《紅樓夢》是一部「反清吊明」的政治小說。事實上，只要我們把《紅樓夢》書中記載的，不論是作者重複指出的，還是書中一語帶過的所有日期經過一番整理，再將其與明末清初的一些重大事件和重要日期進行對照，就會發現，該書中一些隱隱約約的日期，與明末清初的政權更替、重大歷史事件有著非常明顯的直接關係！只不過是作者通過隱蔽而高超的藝術手法，別出心裁地將這些歷史事件或者進行指桑罵槐、偷梁換柱的醜化和詛咒，或者表達痛心疾首的悼念和緬懷而已。透過書中這些確切日期和故事情節所揭示的重大歷史事件，我們或許可以看到，一個或者幾個經過「一番夢幻」後的飽學漢人，正噙著兩眼辛酸淚水，以一般人難以理解的曲筆深文，在「奈何天，傷懷日，寂寥時」，編寫著這部「懷金悼玉」——緬懷金陵舊都，悼念明朝政權為主要宗旨的藝術精品《紅樓夢》，以「滿紙荒唐言」，委婉、曲折地表達出他們「反清吊明」的強烈意願。
一、《紅樓夢》書中日期往往有所實指
在《紅樓夢》書中，許多故事情節都是以時間順序鋪開的，在書中大量的時間記載裡，有相當多的具體時間是與明末清初的重大歷史事件密切相關的。比如書中最先提到的「十九日乃黃道之期」，「三月十五日葫蘆廟炸供」，點明的意思就是中國歷史上的甲申之變，即李自成於崇禎十七年（1664年）三月十五日兵臨北京城下，十七日包圍北京，崇禎帝自縊於煤山；十九日李自成進駐紫禁城。甄士隱說的「十九日乃黃道之期」，實是反其意而用之。
在第三回書中，林如海準備送黛玉進京，「如海乃說『已擇了出月初二日小女入都，尊兄（指賈雨村）即同路而往，豈不兩便？』」這個出月初二，指的便是多爾袞被吳三桂邀請入關後，甲申年（1664年）五月初二日，多爾袞正式進駐北京。由於多爾袞進北京的明史記載和清室記載有五月初二和五月初三的差別，不論五月初二或五月初三都是明朝與清朝改朝換代的重大歷史坐標。為了強調這個五月初二、五月初三的特殊性，作者於是借賈母帶全家大小於五月初一日到清虛觀打醮禱福，賈寶玉、林黛玉於五月初二日大吵一場，五月初三日薛蟠生日予以大力渲染。
在這部書中，像這樣以具體時間來安排故事情節的地方有數十處之多，但並非每個日期都實有所指，有相當一部分日期是假語村言，是為「作者故將真事隱去」中的真事作掩護的。即使有些書中日期對明末清初重大的歷史事件有所提示或點撥，也往往隱在全書的曲筆深文中，讀者們一般難以發現。一些直接關係清朝入主北京，明朝政權徹底垮台的真事和具體日期，則被作者別具苦心地隱藏在足以「令世人換新眼目」的秦氏喪禮、鳳姐生日、黛玉悲吟《葬花詩》、賈母禱福等等故事裡。
二、借林老姑爺死於九月初三日諷刺乾隆於九月初三日登基
秦可卿是在第十回書中得的病，請了許多大夫看了不見好轉。經張太醫論病源，開藥方之後，仍然見效不大。到了十一回，作者點明，「這年正是十一月三十日冬至。到了交節的那幾日，賈母、王夫人、鳳姐兒日日差人去看秦氏，回來的都說，這幾日也沒見添病，也不見甚好。」第十二回寫的主要是鳳姐毒設想思局，把個賈瑞活活折磨致死。在這回書的最後，作者寫到「這年冬底，林如海的書信寄來，卻為身染重疾，寫書特來接林黛玉回去。」賈母便打發了賈璉送黛玉登舟去了揚州。緊接十三回，秦氏突然莫名其妙地死了，鳳姐應賈珍相求協助寧國府料理秦氏喪事。在秦氏停靈治喪的「四十九日，寧國府街上，一條白漫漫人來人往，花簇簇官去官來」，簡直是盛況空前！這個隆重盛大的喪禮活動進入到「五七正五日上」，只見「那應佛僧正開方破獄，傳燈照亡，參閻君，拘都鬼，筵請地藏王，開金橋，引幢幡；那道士們正伏章申表，朝三清，叩玉帝；神僧們行香，放焰口，拜水懺；又有十三眾青年尼僧搭繡衣，靸紅鞋，在靈前默誦接引諸咒，十分熱鬧。」
當時那鳳姐兒正忙著鬧著，忽見與賈璉同去揚州的小廝昭兒從蘇州回來了，告訴鳳姐說，是「二爺打發回來的，林姑老爺是九月初三日巳時沒的」，「二爺打發小的來報個信，請安，討老太太示下」，「叫把大毛衣服帶幾件去。」鳳姐於是連夜打點了賈璉需用之物，交付昭兒帶蘇州去了。秦氏七七四十九日停靈期滿，因出殯而把這喪禮推到高潮。作者寫道：至天明吉時，一般六十四名青衣請靈，前面打起巨大的銘旌，僅那前來送殯的官客便有：「鎮國公牛清之孫，現襲一等伯牛繼宗；理國公柳彪之孫，現襲一等子柳芳；齊國公陳翼之孫，世襲三品威鎮將軍陳瑞文；治國公馬魁之孫，世襲三品威遠將軍馬尚平；修國公侯曉明之孫，世襲一等子侯孝康」，等等等等，不勝枚舉。各種大小轎車輛不下百十餘乘。「連前面各色執事、陳設、百耍，浩浩蕩蕩，一帶擺三四里遠。」沿途兩旁，但見「綵棚高搭，設席張筵，和音奏樂」，俱是各家王爺、王侯路祭。這些王爺則「坐大轎，鳴鑼張傘而來，至棚前落轎，手下各官兩旁傭侍，軍民人眾，不得喧嘩。」秦氏出殯時，「一時只見寧府大殯浩浩蕩蕩，壓地銀山一般從北而至。」當寧府開路傳事人等看見北靜王等王侯在綵棚等候，報與賈珍時，賈珍「同賈赦、賈政三人連忙迎來，以國禮相見。」
通過以上書中出現的日期，再結合昭兒從蘇州回來報信說林如海死去的時辰日子，以及對一個並無身份地位可言，且死得不明不白的秦氏的出殯場面描寫，還有前來送殯的王孫公子姓名；「壓地銀山般從北而至」的方位陳述；「路上綵棚高搭，設席張筵，和音奏樂」的喜慶氣氛；特別是賈珍、賈赦、賈政連忙迎來「以國禮相見」的種種措辭，都隱藏著作者借秦氏喪禮，刻意諷刺乃至詛咒滿清皇朝的良苦用心。當然，作者的這番用心，同樣是以「賈雨村言」為掩護，通過相應的具體日期，揭示出一些相關的重大歷史事件而得以充分體現的。
前面說到，在鳳姐協理寧國府喪事期間，賈璉的小廝昭兒從蘇州趕回來告訴鳳姐說，「林姑老爺是九月初三日巳時沒的。」巳時，即是現在所說的上午九時至十一時之間，而九月初三日這一天就是清朝乾隆帝於雍正十三年（1735年）隆重登基的日子。（1）這樣說來，林姑老爺正好是在乾隆登基的同月同日同時沒的了。在通常情況下，上午九時至十一時的巳時是進行各種慶典儀式的既定時間。而昭兒向鳳姐「昭告（詔告）」林姑老爺死信時，正值秦氏喪禮中和尚道士「開方破獄，傳燈照亡，參閻君拘都鬼，筵清地藏王，開金橋，引幢幡，伏章申表，朝三清，叩玉帝」十分熱鬧的「五七正五日」。如此巧妙的時間安排，如此荒誕的場面描寫，如此不約而同的「九月初三日巳時」，而且又是出自「昭兒」之口，在作者的「滿紙荒唐言」裡，豈不是明擺著對乾隆帝登基的莫大諷刺和別有用心的詛咒嗎？
到了後來的四十三回，作者又編派出鳳姐九月初二日生日。這一天，鳳姐兒在接受眾人祝壽敬酒，滿面春風之際，卻偏偏碰見其丈夫賈璉與鮑二家的在一起勾搭通姦。鳳姐一怒之下，趁著酒興，把那鮑二家的狠狠的辱罵廝打了一頓。不想第二天，還是這個九月初三日，那個鮑二家的竟然上吊死了。就在作者慢條斯理地胡謅這些故事時，還有著一個頗為耐人回味的細節，就是那個叫做「昭兒」的賈璉的小廝，在整部《紅樓夢》書中，就僅僅扮演了這麼一回「昭告（詔告）」「林姑老爺是九月初三日巳時沒的」的角色，此外，就再也找不到這個「昭兒」的半點身影了。至於昭兒回來取過冬的大毛衣，更屬「假語村言」，因賈璉本是年底去的揚州！
三、借秦可卿出殯詛咒順治皇帝十月初一北京登基
再把上面的話接下來，即昭兒從蘇州趕回來告訴鳳姐林如海死信——「林姑老爺是九月初三日巳時沒的」那天，正好是秦氏喪事期間的五七正五日。所謂五七正五日，是指七七四十九日喪事中的第五個七日再加五日，即四七二十八再加五天，是其喪事進行到第三十三天的時候，離滿七七四十九日再出殯的日子還差十六七天時間。按昭兒於九月初四即林如海死後的第二天從蘇州乘船（應是直接從揚州趕回來，作者又在此處耍了遮眼法，因昭兒的主要任務是回來報信）趕回來十天左右途程計算，昭兒回賈府的日期大約是九月十四日左右。這樣，秦氏這個規模巨大，盛況空前，被作者不遺餘力大肆鋪排、渲染的出殯儀式，應該是十月初一的樣子。而這十月初一呢，卻又正好是當年順治元年（1644年）孝莊文皇后攜年僅六歲的清朝順治帝從瀋陽遷都南下，在北京舉行盛大隆重的登基大典的日子。（2）當是時，對明朝江山圖謀已久的滿清皇室，正好趕上明朝末年的李自成起義，被吳三桂邀請入關，得以僥倖進入北京。在多爾袞的主持下，順治帝於十月初一日親臨南郊，告祭天地，即皇帝位，成為統治全中國的大清第一帝。也就是從這一天開始，即清朝定鼎北京之後，為了統一全國，對其他所有的政治軍事勢力都列為「偽逆」或「叛賊」，予以全面鎮壓；對凡是抗清的軍民皆進行血腥屠殺。出於對明末清初清兵血腥屠殺漢人的痛恨，出於對明朝政權徹底垮台的緬懷，該書作者在「無可奈何」的情況下，假借為秦氏出殯，對順治登基，親臨南郊告祭天地的盛況同樣進行了巧妙而「惡毒」的諷刺和詛咒。
如前文所述，在書中，作者把秦氏喪禮寫成「大小轎車輛，不下百十餘乘」，「各色執事、陳設、百耍、浩浩蕩蕩一帶擺三四里遠」；「路旁綵棚高塔，設席張筵，和音奏樂」，王爺們「坐著大轎，鳴鑼張傘而來，手下各官兩旁擁侍」的一派喜氣洋洋的慶典場面，其實就是借此陳述和再現當時順治帝親臨南郊登皇帝位時的盛況。而「寧府大殯浩浩蕩蕩壓地銀山一般從北而至」一語，就是順治帝「親臨南郊，告祭天地即宣帝位」時，百官擁侍，萬兵護衛的現場描寫！至於賈珍、賈赦、賈政與眾位王爺「以國禮相見」，則是直接明瞭的將這場「喪禮」宣佈為隆重而盛大的「國禮」了。
雖然作者對當年順治登基大典的盛況，借秦氏出殯的盛大場面進行了刻意的諷刺，甚至可以說是「惡毒」的詛咒，但他本想表達清楚的「十月初一日」的時間概念畢竟隱蔽太深，他對滿清皇朝所要發洩仇恨的良苦用心很難被讀者所理解。為了解決這一問題，作者於是在第四十七回書中的九月十四日，通過寶玉和柳湘蓮在賴尚榮那裡渴酒的工夫，談及秦鍾墳地一事時，對這個當時世人皆知的「十月初一」進行了煞有其事的明確提示。柳湘蓮說：「眼前十月初一日，我已經（為秦鍾）打點下上墳的花消。」作為滿清皇朝正式入主北京，順治帝在北京登基的日子——十月初一日，當時的舉國上下是否每年於這一天舉辦相應的慶典活動，可能已難考證。但十月初一這一天，在明清兩朝的政權更替中，肯定是一個具有劃時代意義的非同一般的日子。完全可這樣說，「十月初一日」這個日子，無論在當時滿清皇室官員的印象中，還是普通百姓的心目中，乃至在明朝遺民、漢人士大夫的記憶裡，應該都是刻骨銘心的，更不敢對此予以褻瀆。可是在《紅樓夢》這部書中，作者卻對它進行了一個全新的註解：這個「十月初一日」，不僅僅是秦氏出殯時，賈珍、賈赦、賈政與本朝王爺「以國禮相見」的日子，還是寶玉、柳湘蓮一直惦念著為秦鍾上墳的日子。而秦鍾這個名字，似乎可以當「情種」解，也未嘗不可作「清終」讀，秦可卿也未嘗不可作「清可傾」解。「清終」者，「清可傾」者，作者既是借此對清朝政權壽終正寢的詛咒，也是對滿清朝廷必然傾覆的預言。
另外，還如筆者《曹雪芹是「抄寫勤」借代的簡單道理》一文所說，作者在陳述為秦氏送殯的眾多王孫公子時，所用姓名多冠以「牛、彪、馬、翼、珠（豬）、侯（猴）」等字眼，把包括榮、寧二府在內的清朝侯門貴族當作禽獸進行痛罵（3），這是因為明末清初時的漢人，主要是士大夫階層斥清朝為「妖」，視滿清所蓄髮辮為「禽獸」的緣故。為避重複之嫌，本文不再贅述。
四、借黛玉《葬花詩》悼念於四月二十五日遇難的史可法和明朝最後一個皇帝永歷帝
只要是讀過《紅樓夢》的人，都知道黛玉葬花的故事，知道黛玉《葬花詩》的委婉哀傷和文情兼美。當時清朝時期的評論家怕受文字獄的迫害，分明知道這首《葬花詩》除對書中黛玉的最後歸宿有所照應外，另有反清隱寓也不敢直接說破。即使是《甲戌脂評本》中，評者對這首詩的後評也是欲言又止，故弄玄虛，卻不敢一語道破真旨，只是說 「難為了作者了。」（4）到了後來，特別是近80多年來，人們又被胡適為首的紅學家「《紅樓夢》的著者是曹雪芹」，「《紅樓夢》是一部隱去真事的自敘」說法所蒙蔽。以致大多數讀者，甚至包括一些研究《紅樓夢》的權威學者，把黛玉《葬花詩》簡單的理解成黛玉對花木一春，紅顏易老的自作多情的傷感。就連馮其庸先生也認為「林黛玉的《葬花辭》借花自喻，將落花與自己的身世融為一體」，而唱出的「令人心碎腸斷的悲歌」。（5）
然而，如果按照書中日期的提示，再結合黛玉《葬花詩》的措辭，就會發現，這首廣為人知的《葬花詩》，原本就是作者進行鮮明的「反清吊明」的「反詩」。
要想說明這個問題，還得從黛玉《葬花詩》所涉及的具體日期和相關的故事情節入手。
作者在二十六回結尾部分寫到，黛玉那天吃了晚飯後，見寶玉被賈政叫去一日未回來，便去怡紅院打聽，誰知晴雯等丫頭不給開門。後來卻發現寶玉和寶釵在院內而引起誤會，認為自己「到底是客邊」，「無依無靠」，便悲悲慼戚的嗚咽起來。她這一哭，連「那附近柳枝花朵上的宿鳥棲鴨」，也「不忍再聽」，飛起遠避了。
在緊接著的二十七回中，作者寫道：「至次日乃是四月二十六日，原來這日未時交芒種節。尚古風俗，凡交芒種節的這日，都要擺設各色禮物，祭錢花神。言芒種一過，便是夏日了，眾花皆卸，花神退位，須要錢行。然閨中更興這件風俗，所以大觀園中之人都早起來了」，把一個大觀園打扮得「滿園中繡帶飄飄，花枝招展」。寶釵、迎春、探春等眾姊妹在園中盡情頑耍。只有黛玉因夜間失寐，於這天起來遲了，便獨自一個人跑到曾與寶玉一起葬桃花的花塚，以極其傷感的心情，嗚嗚咽咽地吟出一首揪心撕肺、推人淚下的《葬花詩》：
花謝花飛花滿天，紅消香斷有誰憐？游絲軟系飄春榭，落絮輕沾撲繡簾。閨中女兒惜春暮，愁緒滿懷無處訴，手把花鋤出繡閨，忍踏落花來復去。柳絲榆莢自芳菲，不管桃飄與李飛。桃李明年能再發，明年閨中知有誰？三月香巢已壘成，梁間燕子太無情！明年花發雖可啄，卻不道人去梁空巢也傾。一年三百六十日，風刀霜劍嚴相逼，明媚鮮妍能幾時，一朝飄泊難尋覓。花開易見落難尋，階前悶殺葬花人，獨倚花鋤淚暗灑，灑上空枝見血痕。杜鵑無語正黃昏，荷鋤歸去掩重門。青燈照壁人初睡，冷雨敲窗被未溫。怪奴底事倍傷神，半為憐春半惱春：憐春忽至惱忽去，至又無言去不聞。昨宵庭外悲歌發，知是花魂與鳥魂？花魂鳥魂總難留，鳥自無言花自羞。願奴脅下生雙翼，隨花飛到天盡頭。天盡頭，何處有香丘？未若錦囊收艷骨，一抔淨土掩風流。質本潔來還潔去，強於污淖陷渠溝。爾今死去儂收葬，未卜儂身何日喪？儂今葬花人笑癡，他年葬儂知是誰？試看春殘花漸落，便是紅顏老死時。一朝春盡紅顏花，花落人亡兩不知！
作者還寫到，由於寶玉一時找不著黛玉，又「看見許多鳳仙、石榴等各色落花，錦重重的落了一地」，「便把那花兜了起來，登山渡水，過樹穿花，一直奔了那日同林黛玉葬桃花的去處來。」 在第二十八回的開頭，作者則進一步說明，黛玉之所以口吟這《葬花詩》，是因為把「昨夜晴雯不開門一事，錯疑在寶玉身上。至次日又可巧遇見餞花之期，正在一腔無明未曾發洩，又勾起傷春愁思，因把這些殘花落瓣去掩埋，由不得感花傷己，哭了幾聲」，便隨口念出這首詩來。
在這裡，作者以一語雙關的高超的藝術手法，含蓄又明白的指出，黛玉的《葬花詩》，其實是「一腔無明」的發洩！而「無明」二字，只不過是借用了佛家經書中「無明」的表面字眼，真正的含意則是作者借黛玉之口，發洩明朝滅亡後「無明」的亡國之痛！據史料記載，順治二年（1645年）四月十七日，清軍兵臨揚州城下，次日對揚州發起四面圍攻。史可法率全城軍民據守。二十五，在孤立無援的情況下，揚州終被攻陷，史可法被俘後拒絕投降而慷慨就義。次年，他的家人因找不到他的屍首，就將其衣冠葬於梅花嶺。從四月二十五日破城，至五月初五日，清兵在揚州城內無日不殺人，「揚州士民死者凡八十餘萬」。故史稱「揚州十日」。（6）同樣是這個17年後的康熙元年（1622年）的四月二十五日上午，吳三桂在昆明對永歷帝父子執行死刑，用弓弦將其逐個勒死，永歷帝時年38歲。（7）永歷父子的被殺，宣告了永歷政權與清朝頑強抗爭戰鬥了15年之後的徹底失敗，宣告了明朝政權的徹底垮台。很顯然，黛玉於四月二十六日這天吟出的《葬花詩》，其實是通過「昨宵庭外悲歌發」中「昨宵」二字，對順治二年（1645年）四月二十五日揚州失陷後慘遭清兵屠殺的揚州數十萬軍民的亡魂進行的沉痛哀悼；對當時捨生取義、視死如歸的史可法等抗清將士進行的深切緬懷；對康熙元年（1662年）四月二十五日南明最後一個皇帝——永歷皇帝父子被吳三桂處死，明朝政權徹底垮台寄托的無限哀思。至於作者在書中「四月二十六日未時交芒種」的說法，則同樣是「假語村言」，是為四月二十六日「昨宵」所指的「四月二十五日」，這個極其特殊的歷史日期做掩護的。
在這首《葬花詩》中，作者以「花飛花落花滿天，紅消香斷有誰憐」的開頭，「手把花鋤出繡閨，忍踏落花來復出」暗示出當年揚州城血肉橫飛、屍骨遍地的慘烈；以「桃李明年能再發，明年閨中知有誰？……明年花發雖可啄，卻不道人去梁空巢也傾」暗示出當年揚州幾乎是萬戶蕭疏人絕城空的淒慘；以「一年三百六十日，風刀霜劍嚴相逼，明媚鮮妍能幾時，一朝飄泊難尋覓」寫出當時滿清朝廷對漢人進行瘋狂殺戳、殘酷鎮壓，描繪出漢人飄泊求生，屍骨難尋的悲涼；以「獨倚花鋤淚暗灑，灑上空枝見血痕」，表白出作者對揚州淪陷國破家亡後，無數同胞被殺的悲痛欲絕；而「天盡頭，何處有香丘？未若錦囊收艷骨，一抔淨土掩風流。質本潔來還潔去，強於污淖陷渠溝」幾句詩，既明確地表達出這葬花塚就是掩埋史可法等抗清將士風流艷骨之處的象徵，同時還表示出作者對史可法等抗清將士寧死不屈、誓不降清的高尚品格的敬仰，以及作者同樣的志氣！但迫於明朝政權的徹底垮台，作者雖然有滿腔的「無明」之痛，也只能以「爾今死去儂收葬，未卜儂身何日喪? 儂今葬花人笑癡，他年葬儂知是誰」的複雜心情，以「一把辛酸淚」，表示出對國家前途的擔心，對自身歸宿的茫然，而流露出無奈的感傷!
為了更進一步地加深讀者四月二十六日和《葬花詩》的印象，作者於二十九回書中，又通過張道士之口對賈母說：「前日四月二十六日，我這裡做遮天大王的聖誕，人也來的少，東西也很乾淨，我說請哥兒來逛逛，怎麼說不在家？」我們如果順著作者的提示，再去回顧一下寶玉四月二十六日不在家的原因，就會對作者的用意更加清楚：寶玉那天本來是如二十七回書中所說的將「錦重重的落了一地」的「鳳仙、石榴等各色落花」「兜了起來」準備掩埋，但在聽了黛玉吟出的這首《葬花詩》後，不由得為自己「逃大造，出塵網，使可解釋這段悲傷」而倒在那山坡上「心碎腸斷」地痛哭呢！「大造」是大難後得以重生的意思，「塵網」的本意是人在世間受種種磨難。但在這裡，作者把寶玉寫成逃過一場劫難，逃出一片羅網的經歷後，才「一而二、二而三、反覆推求了去」，真正理解到黛玉詩中的悲傷。如果把寶玉在這裡「逃大造，出塵網」的比喻，再和第八回書中寶玉示與寶釵通靈寶玉時，「白骨如山忘姓氏，無非公子與紅妝」一語進行聯想，作者借寶玉陳述的這番親自經歷，就顯然不是一般的「一番夢幻」，而是借此表明作者見證過「白骨如山」的親身經歷，逃出「大造」，掙脫「塵網」之後對「這段悲傷」的回顧。因此，這首《葬花詩》的主題和影射，乃至這部《紅樓夢》的主題和「隱去的真事」，就被作者說得非常透徹了。
此外，書中那張道士說的「四月二十六日」「做遮天大王的聖誕」一事，也是作者再一次借張道士之舉，為死於四月二十五的永歷帝父子進行追悼緬懷，為「揚州十日」中遇難的史可法等將士及無數死難者超度亡魂。所以，書中四月二十六日的重複出現，九月初三日重複出現，以及十月初一的明確寫出，絕對不是偶然的。
特別需要指出的是，我國根本沒有祭餞花神的風俗。所以，作者在書中借芒種而祭餞花神，純屬作者故弄玄虛的一種杜撰。那麼，作者先杜撰出一個祭餞花神的先決條件，以此推出黛玉的《葬花詩》，如此精心的安排，也確實是「難為了作者了」。史可法在明末清初曾經產生過巨大的影響，乾隆之初的進士全祖望亦寫過《梅花嶺記》的著名文章，對史可法偉大的民族氣節表示出深切的敬仰和懷念，對貪生怕死賣國求榮的洪承疇進行了無情的鞭撻。全祖望在文中有多處寫到梅花嶺或梅花，並抒發出「梅花如香，芳香不染」的感慨。這樣，作者借出身於揚州的林黛玉之口，借「祭餞花神」來祭餞梅花嶺上的英魂，也就並不顯得孤立和偶然了。
五、書中別有用意的荒唐描寫都是為其反清目的作掩護的
行文到此，很有可能一些讀者朋友對本文前面的一些說法提出疑問：即就算十月初一日是1644年順治帝在北京登基的日子，九月初三是1735年乾隆帝正式登基的日子，兩者相隔近百年。即使是順治二年（1645年）四月二十五日揚州被陷，史可法被殺，及因此發生的「揚州十日」，與康熙元年（1662年）四月二十五日的永歷帝父子在昆明處死，其間也相隔17年之久。本文將相隔那麼久的歷史事件扯在一起，是否有點太牽強附會了呢？
為說明這一點，我們必須首先知道書中開頭的第一句話「此書出處既明」和緊按著的「當日地陷東南」。「出處既明」點明此書的初衷是為了「繼明」，「當日地陷東南」是指此書創作在南京淪陷明朝已亡之後；充分領會書中第五回《紅樓夢引子》中「趁著這奈何天，傷懷日，寂寥時，試遣愚衷。因此上，演出這懷金悼玉的《紅樓夢》」的用意；深刻理解作者「曾經過一番夢幻之後」，面對「千紅一窟（哭）」、「萬艷同杯（悲）」、「地陷東南」國破家亡的悲痛，只好「無可奈何」地用「假語村言」，「故將真事隱去」而「敷衍出來」這部《紅樓夢》，「以告天下人」的創作動機。就能看出書中的「悼紅軒」就是悼念朱氏皇室——明朝的場所，就能知道這《紅樓夢》的真正核心就是「懷金悼玉」。這個「金」，就是明朝洪武元年（1368年）建都，後來成為明朝陪都的金陵（現在的南京）。玉，就是明朝滅亡之後，所失去的國家政權，在中國古代歷史上多以玉璽象徵國家政權，從而有所謂「傳國玉璽」之說。至於書中其他的一切藝術手法，包括寶玉黛玉間纏綿悱惻的愛情故事，黛玉、寶釵、元春等「金陵十二釵」的不同歸宿，乃至以賈府與官場王府交往為線索，對當時官場的無情諷刺等等，都是作者為「懷金悼玉」，「反清吊明」作掩護作陪襯的，都是作者或隱蔽，或直接的「一腔無明」的發洩！這其中的根本原因就是，作者和當時一些漢人士大夫的「正統思想」一樣，把1644年順治帝入主北京，滿清貴族對全中國進行統治認為是奇恥大辱！以致脂評本在賈雨村娶了甄士隱的丫頭嬌杏為妻後，有一段這樣的評語：「好極，與英蓮『有命無運』四字，遙遙相映射。蓮，主也；杏，僕也。今蓮反無運，而杏則兩全。可知世人原在運數，不在眼下之高低也。此則大有深意存焉。」（8）這「大有深意存焉」就直接點明了當時明清交替的背景。即原本為僕的滿清因李自成、吳三桂的原因，僥倖入關而成為漢人的主子，本為主子的明朝皇室卻「有命無運」，因為霍啟（禍起）而無處可覓了。兩百多年後，孫中山先生把「驅除韃虜，恢復中華」作為推翻滿清皇朝的革命口號和政治主張，推翻了滿清皇朝，漢人又名正言順當起了主人。《紅樓夢》作者對「清終」、「清可傾」的期盼和願望，終於實現了。
因此，作者在「奈何天，傷懷日」，「無可奈何」的情況下，以極高超的藝術手法，把這些在明清政權交替中有著重要意義的日期及事件，通過時間的濃縮而寫在一起，進行或諷刺，或詛咒，或哀悼，或緬懷的藝術處理，也就順理成章了。更何況小說畢竟不是史書，它既有跨越時空的屬性，又有作者自由發揮的空間。如《紅樓夢》第一回，作者分明說「這段故事」並「無朝代年紀可考」，但在第十八回書中賈政對元妃有「惟朝乾夕惕，忠於厥職外，願我君萬歲千秋，乃天下蒼生之同幸也」等語，其「朝乾夕惕」出自雍正之口，年羹堯在奏折中把「朝乾夕惕」錯寫成「夕惕朝乾」，世宗於雍正三年（1725年）三月二十三日在諭旨中譴責年羹堯：「年羹堯非粗心辦事之人，直不欲以朝乾夕惕之於聯耳……今年羹堯既不以朝乾夕惕許聯，則年羹堯青海之功亦在聯許與不許之間而為定也。」（9）書中所指，也就非常明顯了。
再就是，《紅樓夢》作者在整部書中不但對一些時間跨度很大的歷史事件進行藝術上的濃縮，還把書中的人物年齡，故事情節的先後順序大多寫得顛顛倒倒，被不少讀者認為是「矛盾百出」。其實，讀者們只要領悟了作者一言以蔽之的「滿紙荒唐言」的首先聲明，和「懷金悼玉」的創作動機，就能理解作者對書中的人物年齡那麼處理的良苦用心了。比如賈雨村分明說賈寶玉是生於元妃出生後的第二年，第十七回又寫成是元妃未入宮時，父母年邁始得此弟，「其名分雖系姊弟，其情狀有如母子」；林黛玉進京時最多七歲，但第一次見到寶玉時，書中說寶玉卻是「一位年輕的公子」，過了好多年後，寶玉還始終是一個十三歲的小孩子。還有黛玉進京當年，薛寶釵與惹了人命官司的薛蟠進京，寶釵小薛蟠兩歲，其時鳳姐已二十出頭，若以二十八回書中鳳姐稱薛蟠為大哥看，寶釵進京那年最少也有十八歲了，因她本來就是為待選宮中才人才進京的，但幾年後，賈母又掏出二十兩銀子，為寶釵做起十五歲的生日來。再是寶玉黛玉的奶媽甚至比賈母的年紀還大，老得連路都走不動，這麼大年紀的人，又何來的奶汁餵養寶玉和黛玉？在書中，如此不合情理，極其唐荒其實另有深意的描寫，簡直不可勝數（另文專述）。所以，作者把相隔十幾年或相隔好幾年的重大歷史日期和事件攪在一起進行藝術加工，並與整部「滿紙荒唐言」融為一體，也就不足為怪了。
本文試用書中日期對照明末清初的重大歷史事件，對博大精深的偉大著作《紅樓夢》進行初步解悟，從而進一步得出《紅樓夢》是一部使「閨閣昭傳」為名，行「反清吊明」為實的政治小說的結論。如果我們不被胡適等人「《紅樓夢》的著者是曹雪芹」，「《紅樓夢》是一部隱去真事的自敘：裡面的甄賈兩寶玉，即是曹雪芹自己的化身；甄賈兩府即是曹家的影子」的說法所蒙蔽和束縛，而是從明末清初歷史變革這一廣闊的時代背景中，參照當時重大歷史日期和事件來解讀《紅樓夢》，或許，我們還能從中領悟出更為深刻，更有新意的內容。至少，不會被胡適《紅樓夢考證》的奇談怪論所迷惑。誠如俞平伯先生所言，「如能把距離放遠些，或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則可避免許多煙霧，而《紅樓夢》的真相亦可以稍稍澄清了。」（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