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紅樓夢》考證的荒唐
最近一段時間，紅樓夢學會（下稱紅學會）的權威們對劉心武先生在中央電視台「揭秘《紅樓夢》」的「秦學」講座群起而攻之，他們紛紛指責劉心武先生的「秦學」是信口亂說，給中國的學術氛圍、學術環境造成了很不好的影響。然而在筆者看來，若是縱觀自胡適引發的80多年的《紅樓夢》考證歷程，縱觀考證派紅學家幾十年的曹雪芹生平家世考證，紅學會權威所津津樂道的「曹學」似乎比劉心武的「秦學」還要荒唐得多。為了說明這個問題，筆者試從周汝昌先生編寫的《曹雪芹生平簡表》及紅學家們的相關說法入手，談談紅學會的權威們在曹雪芹生平家世考證方面的種種荒唐現象。
一、 周汝昌先生推測而成的《曹雪芹生平簡表》，是幾十年來考證派進行《紅樓夢》考證的重要依據
早在1947年，周汝昌先生就編出了一份《曹雪芹生平年表》（1）（周老在新著《紅樓奪目紅》中，將其稱為《曹雪芹生平簡表》）。雖然胡適先生當年對這一年表不以為然，但隨著周汝昌先生《紅樓夢新證》在1953年的發表，隨著周汝昌先生在新中國紅學權威的逐步確立，周老所編的《曹雪芹生平簡表》，基本成為了考證派對曹雪芹進行生平家世考證的依據。幾十年來，考證派幾乎都是沿用周老在這一年表中提出的曹雪芹卒於癸未1763年之說。在此期間，雖然還有關於曹雪芹卒年的不同版本，由於種種原因，這些版本並沒有從根本上對周汝昌先生的這一說法造成衝擊。比如胡適於1927年得到的脂評本中，上有一句批語「能解者，方有辛酸之淚哭成此書，壬午除夕，書未成芹為淚盡而逝，余嘗哭芹，淚亦待盡……」數語，胡適先生據此推測「曹雪芹死在乾隆壬午除夕（一七六三年二月十三日）」。（2）一些考證派的大師們通過考證，認為脂批「壬午除夕」為「癸未除夕」之筆誤，並於1962年對此進行了反覆的大規模論爭，以期取得一個「科學」的結論。令人莫名其妙的是，通過這場論爭，反而更加增強了周汝昌關於癸未之說的優勢地位。對這場關於曹雪芹究竟卒於哪一年的大規模論爭，劉夢溪先生在他的《紅樓夢與百年中國》中，有過一段客觀介紹：
曹雪芹卒年問題，是考證派紅學的必爭之地。胡適在《紅樓夢考證》中，始而提出卒於乾隆乙酉（1765年），在《跋紅樓夢考證》裡改為甲申（1764年）。後來甲戍本出現，根據「壬午除夕」的脂批，復主壬午（1762年）。1947年，周汝昌提出卒於癸未（1763年），從此壬午、癸未兩說長期爭論不休，前後發表的文章達數十篇之多。
1962年曹雪芹二百週年忌日前夕，卒年論戰達到高潮，僅《光明日報》和《文匯報》，在三個多月時間裡，就發表各種不同觀點互相駁難的文章十三篇，盛況實屬空前。……雖未形成（曹雪芹卒年的）定論，討論得相當深入，是一次充分反映紅學學術水平的論爭，社會各界為之刮目相看。這之前，由於胡適、俞平伯的力主，壬午說略佔上風；經過1962年的會戰，癸未說明顯得勢。但後來甲申說復出，對「壬午除夕」的脂批重新加以句讀，確認「壬午除夕」是批語署年，不是雪芹逝去時間。壬午和癸未兩說便都處於守勢。
通過這場大規模的論爭，特別是通過1963年開展的紀念曹雪芹逝世200週年的活動，便形成了數十年來一直沿用的說法，即《紅樓夢》作者曹雪芹逝世於1763年「癸未除夕」云云。雖然紅學會名譽會長馮其庸先生和紅學會副會長蔡義江先生對此有不同看法，馮其庸先生一直堅持胡適所認定的「壬午」的說法，認為曹雪芹逝世於1762年，不是1763年。（3）蔡義江先生認為這兩個說法都不一定對，曹雪芹應該卒於乾隆二十九年甲申（1764年2月2日正月初一日），與癸未說的公元紀年相同。（4）由於1762、1763、1764，上下之間僅僅一年之差，紅學界的權威們在這個問題上也就沒有形成很尖銳的衝突。周汝昌先生關於曹雪芹卒於1763年癸未之說，「經過1962年的會戰」而「明顯得勢」，成為了1963年紀念曹雪芹逝世兩百週年的依據，這一說法為周老確立在考證派的中堅和集大成者地位，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周老為了全面論證和鞏固他的這一學說，以「借玉通靈存翰墨，為芹辛苦見平生」自許，為考證曹雪芹的生平家世付出了畢生的精力。為了證明這個曹雪芹的絕對真實，為了強調曹雪芹逝世於1763年，周老還忘不了在自己的新著中宣揚他所編撰的《曹雪芹生平簡表》。
然而，我們如果對周老於1947年編出的基本定形的《曹雪芹生平簡表》細加分析，就會發現其中許多謬誤和乃至荒誕不經的地方！為了說明這個《曹雪芹生平簡表》的荒誕不經，為了說明考證派紅學大師追捧考證了數十年的「曹學」荒唐至極，筆者將周老新著《紅樓奪目紅》中的《曹雪芹生平簡表》（下稱曹表），全部轉錄於下：
曹雪芹生平簡表
雍正二年（甲辰1724）閏四月二十六日生。
雍正三年（乙巳1725）四月二十六日芒種週歲，遂以芒種為生辰之標誌。
雍正六年（戊申1728）父曹頫\獲罪抄家逮問，家口回京，住蒜市口。
乾隆元年（丙辰1736）赦免各頂「罪款」，家復小康。十三歲（書中元宵節省親至除夕。寶玉亦十三歲）。是年四月二十六日又巧逢芒種節（書中餞花會）。
乾隆二年（丁巳1737）正月，康熙之熙嬪薨。嬪陳氏，為慎郡王胤禧之生母（書中「老太妃」薨逝）。
乾隆五年（庚申1740）康熙太子胤礽之長子弘皙謀立朝廷，暗刺乾隆，事敗。雪芹家復被牽累，再次抄沒，家遂破敗。雪芹貧困流落。曾任內務府筆帖式。
乾隆十九年（甲戍1754）《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初有清抄定本（未完）。
乾隆二十年（乙亥1755）續作《石頭記》。
乾隆二十一年（丙子1756）脂批於第七十五回前記云：「乾隆二十一年丙子五月初七日對清。缺中秋詩，俟雪芹。」是為當時書稿進度情況。脂硯實為之助撰。
乾隆二十二年（丁丑1757）友人敦誠有《寄懷曹雪芹》詩。回顧右翼宗學夜話，相勸勿作富家食客，「不如著書黃葉村」。此時雪芹當已到西山，離開敦惠伯富良家（西城石虎胡同）。
乾隆二十三年（戊寅1758）友人敦敏自是夏存詩至癸未年者，多詠及雪芹。
乾隆二十四年（乙卯1759）今存「乙卯本」《石頭記》抄本，始有「脂硯」批語紀年。
乾隆二十五年（庚辰1760）今存「庚辰本」《石頭記》，皆「脂硯齋四閱評過」。
乾隆二十六年（辛巳1761）重到金陵後返京，友人詩每言「秦淮舊夢人猶在」，「廢官頹樓夢舊家」，皆隱指《紅樓夢》寫作。
乾隆二十七年（壬午1762）敦敏有《佩刀質酒歌》，紀雪芹秋末來訪共飲情況。脂批「壬午重陽」有「索書甚迫」之語。重陽後亦不復見批語。當有故事。
乾隆二十八年（癸未1763）春二月末。敦敏詩邀雪芹三月初相聚（為敦誠生辰）。未至。秋日，受子痘殤，感傷成疾。脂批：「……書未成，芹為淚盡而逝；余嘗哭芹，淚亦待盡……」記之是「壬午除夕」逝世，經考，知為「癸未除夕」筆之誤。卒年四十歲。
乾隆二十九（甲申1764）敦誠開年輓詩：「曉風昨日拂銘旌」，「四十年華太瘦生」，皆為史證。（周老引用的這兩句詩有誤，原句應為：「四十年蕭然太瘦生，曉風昨日拂銘旌。」筆者注）
二、考證派沿襲了數十年的曹雪芹生平之談，是沒有半點科學性的信口開河
據這個《曹表》所稱，曹雪芹生於雍正二年（1724年），1728年曹頫\獲罪回京，其時曹雪芹年僅四歲，照表中推算為五虛歲。蔡義江先生稱，當時「雪芹虛歲僅為四歲，實足年齡最多只有三歲，多半還不到三歲。」（5）表中又稱，到了乾隆十九年（1754年），已經有了《甲戍脂硯齋重評石頭記》。這樣算來，曹雪芹其時僅僅三十歲。那麼，《紅樓夢》就應該是這個曹雪芹在二十歲之前開始寫的。道理很簡單，既然是《甲戍脂硯齋重評石頭記》，那就應該有《某某年初評石頭記》才說得通。像這麼一部兩百多年來多少紅學泰斗都理不清讀不懂的百科全書，誰也說不清脂硯齋要經過幾年的閱讀理解後才能點評，要花幾年時間才能一筆一畫地謄抄、初評出來。馮其庸先生是當今最具代表的紅學權威，他老人家對《紅樓夢》進行「潛心研究」就達二十多年，然後才推出他的心血之作《瓜飯樓重校評批紅樓夢》。而在這二十多年的「潛心研究」之前，馮老早在解放初期就對《紅樓夢》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對《紅樓夢》進行過「反覆研讀」，還在文革初期用毛筆抄寫過影印本《庚辰本石頭記》。（6）筆者僅用毛筆抄一部《三家評〈紅樓夢〉》小楷就花了三年多的時間，更遑談對其進行解析和評論。若以此類推，脂硯齋對《石頭記》歷時五年或十年一評也不為過。
由於不能確定脂硯齋具體用了幾年來初評《石頭記》，又不能把脂硯齋評批《石頭記》的時間設想得太多，我們權且以最短的三年時間推定脂硯齋連評帶抄進行初評，那麼這部《石頭記》最遲在1751年前就必須完成。這說明曹雪芹完成這部《石頭記》，脂硯齋開始點評這部書時，曹雪芹最多二十七歲。在《甲戍脂硯齋重評石頭記》中，有一首開場詩的結尾稱：「字字看來都是血，十年辛苦不尋常」。這「十年辛苦不尋常」與《紅樓夢》開頭「後因曹雪芹於『悼紅軒』披閱十載，增刪五次，纂成目錄，分出章回，又題曰《金陵十二釵》」的說法是一致的，都是「十年」的時間概念。既然都是十年的時間概念，也就說明該書已經全部完成。以這個《曹表》結合「十年辛苦不尋常」的《紅樓夢》書中陳述來看，曹雪芹開始寫這部書的時間不能晚於十七歲。作為一個年僅十七歲的人，為什麼要寫出一部無數人解析一輩子都解不出「其中味」的「偉大著作」？他寫這部書，又是出於什麼目的？他寫這部書，要不要進行前期的構思和部署？如果他再花去一兩年的時間去構思，一個十五六歲的毛頭小伙子，能有「編述一集以告天下人」的膽識嗎？能寫出這麼一部值得當今紅學會名譽會長馮其庸先生都認為「對這部博大精深的《紅樓夢》來說，我的學養遠不足以勝任研究這部巨著」（7）的偉大著作嗎？一個年僅四歲就遭受家庭變故，曾經顯赫非常的家族被朝廷抄家問罪，其父母都惶惶如喪家之犬的曹雪芹，既不可能有「錦衣紈褲」「飫甘饜肥」的生活經歷，更談不上得到滿室書香的家庭薰陶，後來還落魄到「舉家食粥酒常賒」（8）的地步。這樣的一個曹雪芹，能具備無比豐富的社會閱歷，無比淵博的學識水平嗎？他能對皇宮中的各種禮儀各種陳設瞭如指掌信手拈來嗎？他能胸藏大觀園中那樣恢宏的景觀結構嗎？他能對當時皇室官場的黑暗內幕如此瞭解並恨之入骨嗎？他能對只有成年人才具有的心理特徵處世方法，進行入木三分出神入化的刻畫嗎？如此年輕幼稚的年齡定位，是令人無法想像的，是無論如何說不過去的！可是，蔡義江先生竟認為這樣的事情是完全可以做到的，是不應該值得令人懷疑的。
蔡義江先生指出：
有人表示懷疑，說（曹雪芹）從十八九歲寫到二十八九歲，這麼一部「百科全書」式的偉大的小說能寫出來嗎？其實是應該相信的。比如前蘇聯有一個作家，叫肖洛霍夫，他寫了《靜靜的頓河》，譯過來厚厚的四本。你如果看由小說改編成的電影的話，可能一個晚上還看不完。你知道他什麼時候寫出來的？《靜靜的頓河》出版的時候懷疑他寫不出來，是剽竊人家的成果什麼什麼的。還打了許多筆墨官司。到後來，肖洛霍夫的手稿找到了，這才證實就是他二十二歲之前自己寫的東西。曹雪芹就不行？從二十歲之前開始寫，就寫不出來？所以說我覺得根本不成其為理由的。（9）
蔡義江先生以肖洛霍夫能在二十二歲之前寫出《靜靜的頓河》，來證明曹雪芹也可以從十八九歲到二十八九歲寫出一部「百科全書」式的偉大小說。他的這一說法也許有一點點可以成立的理由，因為他老人家找來了一個可比的人物作「旁證」。然而，蔡義江先生僅僅對曹雪芹於十八九歲至二十八九歲之間寫作《紅樓夢》進行了推測，對曹雪芹的舊有《風月寶鑒》的解釋，就似乎有點含糊其辭，無法深入下去了。蔡義江先生對脂評本《石頭記》中關於「雪芹舊有《風月寶鑒》之書」的評語是這樣解釋的：
在《紅樓夢》故事裡面講到《風月寶鑒》，而且在書開頭提過「東魯孔梅溪題曰《風月寶鑒》」，東魯是山東。在這個上面有一條眉批，……批語說：「雪芹舊有《風月寶鑒》之書，乃其弟棠村序也。今棠村已逝，余睹新懷舊，故仍因之。」就是說我看到這個新的稿子寫出來，就想到了舊的稿子，所以我仍用了舊書名。從這一個批，把《風月寶鑒》跟《石頭記》這兩種書稿，一前一後用新舊連起來，《風月寶鑒》做為《紅樓夢》的第一稿來算是可能的，寫得大概比較幼稚。當然，也還存在另外可能，就是《風月寶鑒》是曹雪芹的另外一部書，這部書沒有傳下來。總之，我們要說明，他的五次修改書稿，都是在他1754年之前，就是三十歲以前。（10）
用蔡義江先生的說法，曹雪芹新有《石頭記》，舊有《風月寶鑒》。《石頭記》有可能是曹雪芹在「比較幼稚」的《風月寶鑒》基礎上的進一步加工，還有一種可能「就是《風月寶鑒》是曹雪芹的另外一部書，這部書沒有傳下來」。如果以紅學大師們「科學的考證」方法對這一重要情節進行考證，那麼，曹雪芹的這部沒傳下來的書又寫了幾年？完成於進行《紅樓夢》創作的多少年以前？據有關詞典註解，「舊」是年代久遠的意思。這「舊有」二字既可以按三十年五十年算，最短也不該少於十年二十年。若是三年五年之隔，充其量只能稱「前有」而不是「舊有」。如果以最短的「舊有」時間概念進行推算，即以十年的「舊有」時間，再加七八年的寫作時間類推，這部《風月寶鑒》只能是曹雪芹寫作於剛剛出生之際；若以十五年、二十年的「舊有」時間概念推算，這部《風月寶鑒》就只能由曹雪芹寫作於出生之前了；而為其《風月寶鑒》作序的已逝的「其弟棠村」，究竟於何歲何年為其哥哥的著作作序，又是逝於何歲何年，就更不可考證了。這樣的加減乘除，也許沒有讀過書的文盲也能算出來。這樣看來，蔡義江先生所認為的曹雪芹在舊有《風月寶鑒》的基礎上「從十八九寫到二十八九歲」寫出《紅樓夢》的結論，簡直就是天方夜談！
為了比較簡單明瞭地闡述這個根本不可能存在的事實，筆者試將周汝昌先生編製的《曹雪芹生平簡表》，再結合敦誠敦敏兄弟的相對年齡，以逆向的方式排列出來，從而看出紅學家們沿襲這個年表所進行的《紅樓夢》考證，是何等的荒誕離奇；蔡義江副會長對曹雪芹三十歲之前能寫出《紅樓夢》的說法，是何等的信口開河，荒唐可笑。
曹雪芹生平及其《紅樓夢》創作的逆向一覽表（據周汝昌《曹雪芹生平簡表》編）
三、考證派對曹雪芹生平家世的考證，也許是人類文明史上一場荒唐鬧劇
毫無疑問，筆者在上文逆向《曹表》中所反映的事實是根本不能存在的。在古今中外的人類文明史上，從來就沒有一個十六七歲的人能寫出一部兩百多年來無數人都研究不透的書的先例，更不可能有一個剛剛出生或還沒有出生的人便寫出了一部「比較幼稚」的《風月寶鑒》，並由一個無可考據的「弟弟」為其作序！退一萬步來說，就是將雪芹舊有《風月寶鑒》的「舊有」二字理解為「前有」或「已有」，這部《風月寶鑒》也要耗費雪芹好幾年的時間進行創作。若照這個《曹表》推算，其時的雪芹也只能是個一身稚氣的十歲頑童而已，為其作序的弟弟仍然不可考證。這樣的事情也是不可能存在的！
《紅樓夢》書中開頭寫到：「欲將已往所賴天恩祖德，錦衣紈褲之時，飫甘饜美（肥）之日，背父母教育之恩，負師兄規訓之德，以致今日一技無成，半生潦倒之罪，編述一集，以告天下人。」這已清楚寫明這部書是一個從錦衣玉食的紈褲子弟，落魄為「一技無成，半生潦倒」的人寫的。而自稱「半生潦倒」的人，至少是四十歲以上的人。蔡義江先生所說的「從十八九歲寫到二十八九歲」的曹雪芹，無論如何也不可能稱自己已經「半生潦倒」。而且這個書中自稱「半生潦倒」的人，是個既有父母又有兄長弟弟的人，與紅學會權威們考證崇拜了多少年的曹寅之孫曹雪芹，根本扯不上半點關係。因為在紅學家們考證得來的《五慶堂族譜》中，並沒有關於曹雪芹的半點記載。即使有些紅學家認為這個族譜中的曹天祐，就是《紅樓夢》著者曹雪芹，可是族譜上的曹天祐也既無兄長，又無弟弟。因此，無論從這個曹雪芹的年齡推算，族譜記載，還是從《紅樓夢》書中、脂評本中所披露的作者的社會關係、社會閱歷來看，考證派所認為的曹寅的孫子曹雪芹都與這些相關說法搭不上半點關係。馮其庸先生稱，曹雪芹逝世於1762年，終年虛歲48歲。（11）照馮老的意思，曹雪芹寫作《風月寶鑒》的年齡應該在周汝昌先生所制的《曹表》的說法上再加上8歲，但這一說法同樣存在解釋不通的問題，即一個年僅8歲的曹雪芹，不可能寫出一部《風月寶鑒》；一個比曹雪芹小近二十歲的敦誠，不可能以長輩的口氣去告誡一個早已寫好了兩部著作的偉大天才，不可能以極其輕蔑的口氣，教訓一個比他父親小不了幾歲的曹雪芹說「勸君莫彈食客鋏，勸君莫叩富兒門，殘杯冷炙有德色，不如著書黃葉村」；（12）一個死於將近五十歲的曹雪芹，更不可能被其小了近二十歲的小朋友敦誠在其輓詩中寫成「四十蕭然太瘦生」！（13）馮老關於曹雪芹的這一說法，不僅與《紅樓夢》一書開頭的「半生潦倒」之說格格不入，而且同樣無法證明這個雪芹究竟是曹寅的兒子還是其孫子，無法證明這個曹雪芹究竟生於何年，死於何歲這一最核心的問題。
令人難以理解的是，紅學會的權威們對一個分明破綻百出的曹雪芹生平家世的考證，永遠也捨不得割愛。馮其庸等先生至今還在高呼著「可以（對《紅樓夢》）再研究一千年」（14），其意思就是要把曹雪芹的生平家世永遠考證下去。為了維持這場考證的長盛不衰，考證派的權威們使出了渾身的解數，讓《紅樓夢》考證始終煥發出特有的魅力。在考證派的權威圈子內，在認為曹雪芹是《紅樓夢》作者的前提下，只要與曹雪芹家世有關的「學術論文」，不論是與《紅樓夢》研究隔靴搔癢的曹雪芹祖籍考證，還是對脂硯齋各執一詞的「大膽假設」，都被其視為對《紅樓夢》進行的科學考證。為了製造《紅樓夢》考證的轟動效應，考證派的一些大師們甚至對一些早被證明是作偽的曹雪芹假畫相、假墓石、假詩，進行輪番炒作。而任何懷疑曹雪芹是《紅樓夢》作者的看法和文章，則被其視為唯心主義的「索隱」，視為《紅樓夢》研究中的洪水猛獸，遭到紅學會權威的興師問罪。在考證派的紅學權威內部，儘管他們對曹雪芹是《紅樓夢》作者的觀點相同，他們對曹雪芹家世進行永遠考證的追求相同，但他們對曹雪芹的祖籍、生年、卒年乃至對脂硯齋的看法都可以各持己見，他們在這些方面的考證成果可以永遠不必達成共識，並以各持高見的考證成果成為享譽海內外「德高望重」的紅學大師。
如在曹雪芹的祖籍方面，紅學家們除了一個鐵嶺之說，還有馮其庸、周汝昌各為代表的遼陽、豐潤之說。（15）生卒年方面，馮其庸認為曹雪芹約生於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卒於乾隆二十七年壬午除夕，公歷1763年2月12日；（16）周汝昌認為曹雪芹生於雍正二年（甲辰1724年）閏四月二十六，卒於乾隆二十八（癸未1763年）春二月末；（17）李希凡對曹雪芹的生年遠遠沒有周汝昌的以上說法有把握，認為「曹雪芹究竟生於那一年，目前只有一個『約略』的推算——『約1715年』」。（18）而蔡義江認為「曹雪芹卒於乾隆二十九年甲申1764年春，只活了四十歲，則其出生當在雍正三年（乙巳1725）。」（19）
對脂硯齋和畸笏叟的考證可謂成果多多，僅胡適先生對此就有幾種說法，他剛說完「脂硯齋是雪芹同族的親屬」，馬上又改口說脂硯齋「也許是曹顒或曹頎的兒子」，過了一段時間，又「相信脂硯齋即是那位愛吃胭脂的寶玉，即是曹雪芹自己」。魏同賢先生曾指出，胡適對脂硯齋這種「翻來覆去，模凌兩可」的說法「顯得蒼白無力，甚至陷入荒謬」。（20）周汝昌先生則一口咬定脂硯齋就是史湘雲，並稱這是他憑「悟」性「悟」出來的平生最為得意的考證成果；（21）蔡義江卻以「充分理由」認為，「無論是哪一方面看，畸笏叟都只能是（曹雪芹的父親）曹頫\」；（22）吳世昌以為是曹宣的第四子曹碩；俞平伯以為大概是雪芹的舅舅；趙岡最初以為是曹頫\的遺腹子，後改變為最可能是雪芹的叔叔。（23）
此外，紅學家們對八十回和一百二十回的看法也莫衷一是。比如蔡義江認為「後四十回沒有曹雪芹一個字」；（24）並列出後四十回「變了主題，與書名旨義不符」、「過於穿鑿，求戲劇性而失真」、「扭曲形象，令前後判若二人」、「語言乾枯，全無風趣與幽默」、「缺乏創意，重提或模仿前事」、「裝神弄鬼，加重了迷信成分」、「因襲前人，有時還難免出醜」等幾大弊端。（25）周汝昌認為後四十回純粹是被「高鶚作了大量的篡改」，「甚至改得驢唇不對馬嘴」。（26）馮其庸的說法就有點含糊不清甚至自相矛盾。如他在《論程甲本問世的歷史意義》中說到，「我至今認為這後四十回，不是曹雪芹的文字，拿這個後四十回如果與前八十回比，我認為它有三個方面比不上曹雪芹的前八十回。」緊接著又說，「那末，這後四十回的作者是誰，它的來歷如何呢？在沒有其他可靠的證據之前，我認為仍然應該重視程偉元的話。」似乎肯定一百二十回出自一人之手。馮老還指出，「過去紅學界有些研究者對程本系統的百廿回本深惡痛絕，予以全部否定，是極為不公的。」（27）他的說法與周汝昌、蔡義江的說法又相去甚遠。在這一方面，林冠夫說得比較客觀。他認為，「我們沒有理由懷疑程偉元序是在弄虛作假，恰恰相反，倒都證明了他所說的是事實。也就是說，胡適的高鶚作後四十回續書的結論，是很難成立的。因此說，《紅樓夢》後四十回續書的作者，雖然不是曹雪芹，但也不大可能是高鶚，而是另有其人。這個是誰，迄今還是個迷。」（28）
有關曹雪芹本人的考證成果就更多了。比如，馮其庸考證出曹雪芹是一個「由富貴墜入窮困的作者」，（29）「曹雪芹大概在四十歲前後移居北京西郊傍近西山的荒村」，「曹雪芹在三十歲左右開始《紅樓夢》的寫作」。（30）蔡義江認為從三歲多被趕上抄家的曹雪芹「沒有趕上過好日子」，《紅樓夢》是曹雪芹「二十歲之前開始寫的，在三十歲之前寫完。」曹雪芹死於1764年（僅四十歲），但從三十歲至四十歲死前的「最後十年，曹雪芹沒有再寫也沒有再改《紅樓夢》」。（31）周汝昌言之鑿鑿地一口咬定曹雪芹生於雍正二年閏四月二十六日未時，並列出本文前面所引用的《曹表》。李希凡則稱「曹雪芹離開江寧和揚州年齡不可能太小」，（32）其說法與蔡義江、周汝昌明顯不同。此外，馮其庸認為「曹雪芹實際上還是曹宣的嫡孫，而不是曹寅的嫡孫，所以把曹雪芹作為曹頫\的兒子，則一切問題都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釋。」只是馮老的這一解釋又從根本上推翻了他老人家自己一貫堅持的「曹雪芹是曹寅之孫」的說法。（33）蔡義江「思索了很久」以後，「聯想曹頫\的處境及其與雪芹的父子關係，就豁然開朗了」，認為「畸笏是曹頫\，那就解釋的通了」。（34）周汝昌則分明在自己編成的《曹表》中稱「（曹雪芹）父曹頫\獲罪抄家逮問，家口回京，住蒜市口」，但在同一本書中，周老又坦率而自相矛盾地指出「曹雪芹命苦，至今連父親是誰也成了懸案。」（35）林冠夫對此問題好像拿不定主意，他說「曹雪芹的父親，究竟是曹顒還是曹頫\，……迄今還是個迷」，「無論說是曹顒還是曹頫\，都只是一種推測」。（36）
根據這些考證派大師幾十年來的考證成果，我們或許可以得出一個各位大師自以為科學且皆大歡喜的結論。歸納起來就是：這個十八九歲或是二十多歲開始進行《紅樓夢》創作的曹雪芹，至少有兩個或者是三個祖先發源地；有三個不同的生年；有三個不同的卒年；脂硯齋評本中的脂硯齋和畸笏叟的想像空間太多；關於曹雪芹的說法不能統一，也不能和《紅樓夢》書中情節接榫，並且始終找不出這個曹雪芹究竟是曹寅的兒子，還是曹寅或曹宣的孫子，還是曹寅或曹頫\本人的統一答案；所有關於曹雪芹於何時何地寫作《紅樓夢》的說法，只能憑清代明義、敦誠兄弟的詩句或傳聞進行盡可能的邏輯推理、大膽假設和豐富聯想，同樣找不到半點確鑿的證據。造成這一現象的主要原因是「有關曹雪芹的直接資料不多，因而研究工作存在著相當的困難」（37），並非是考證派紅學大師主觀上的不努力。正是因為這樣，也就有了紅學會還要對曹雪芹生平家世永遠考證下去的全部理由；正是因為這樣，也就有了人類文明史上一場投資最大，版本最多，歷時最長，參與學者不可勝數，社會影響無法估量的很難收場的「曹學」鬧劇。
四、風行了80多年的《紅樓夢》考證，必將退出歷史舞台
最近出版的2005年第六期《紅樓夢學刊》，發表了《馮其庸、李希凡、張慶善訪談錄——關於劉心武「秦學」的談話》。在這篇《訪談錄》中，紅學會的權威們針對劉心武在中央電視台「信口亂說」「秦學」群起而攻之，紅學會會長張慶善嚴厲指出：「中央電視台和劉心武都是一種很不負責很不嚴肅的行為。這種所謂的研究解讀，不僅僅對《紅樓夢》研究產生了很不好的影響，而且對中國的學術氛圍、學術環境也產生了非常不好的影響。」（38）作為德高望重的紅學權威，為了中國良好的學術氛圍，學術環境不受破壞，而對中央電視台提出「忠告」，其出發點是難能可貴的。令人遺憾的是，紅學會的權威們只是善於責人以周地批評他人，卻不願律己以嚴來反省自己，不能以自己在《訪談錄》中所標榜的「學問要有學問的品格，學問要有學問的規範，信口亂說怎麼能稱為學問呢」（39）為標準來要求自己。如果他們能以這一標準來要求自己，以這一標準對《紅樓夢》考證進行反思和總結，那麼，他們也應該對幾十年來的曹雪芹生平家世考證進行正反兩方面的總結；應該向廣大讀者對考證派沿用了幾十年的《曹表》提供一個科學的解讀方案；應該反省紅學權威們各執一詞破綻百出的「紅學」、「曹學」專著流向社會後，在無數讀者中造成了多大的思想混亂；應該反省將並沒定論，破綻多多的曹雪芹塞在各種教科書、各種詞典字典、各種相關史料中的作法，給「中國的學術氛圍、學術環境」造成了多麼不可估量的混亂；應該反省考證派幾十年來推崇的「曹學」是不是比劉心武的「秦學」更加荒唐。而不是只會用一些重複了幾十年的陳舊套話為其荒唐至極的曹雪芹生平家世考證進行辯護，說什麼「考證作者家世是應該的，因為留下的歷史資料實在太少了，而且作者的家世的確對他寫這部作品是有影響的」；（40）甚至還在自欺欺人地鼓吹「研究一部作品要研究作家的身世，要瞭解作家的處境，瞭解作家所處的社會，這是我們傳統的研究文學的基本規律，叫做『知人論世』，這些方法都是科學的。」（41）
很富戲劇性的是，還是在這篇《訪談錄》中，李希凡先生一改自己以前關於「《紅樓夢》是一部政治小說，是描寫階級鬥爭的書」（42）的說法，以滿不在乎的口氣稱，「我一直有一個觀點，《紅樓夢》是一部小說（而已）」。（43）既然如此，這部誰都知道是一部小說而已的書，真的值得那麼多紅學大師，為兩百多年前不過是民間的一個小說作者家世進行無休無止的「科學的考證」嗎？這些「科學的考證」真像紅學大師們反覆強調的那樣意義深遠嗎？即使清代的學者研究《紅樓夢》談及曹雪芹，那也不過是民間學者茶餘飯後的「消愁破悶」，那些學者並沒有拿當時朝廷半文銀子的俸祿。在21世紀改革開放的今天，中國還有必要讓納稅人供養幾個紅學權威，讓他們各持己見地進行永遠都沒有正確答案的曹雪芹家世考證，而對其它不同觀點的紅學研究進行不遺餘力的打壓嗎？還有必要只允許紅學會幾個考證派大師「大膽假設」，信口開河的「紅學」專著充斥和壟斷市場，讓廣大讀者不知所云嗎？
《紅樓夢》書中寫到，「千里搭長棚，沒有不散的筵席。」（44）儘管紅學會的考證派大師對自己的權威地位百般維護，並希望這樣的權威地位永遠鞏固下去，對《紅樓夢》作者曹雪芹的家世永遠考證下去，口口聲聲稱要對《紅樓夢》「再研究一千年」，然而，「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隨著曹雪芹家世考證暴露出越來越多的破綻和荒唐，隨著廣大讀者對《紅樓夢》考證提出越來越尖銳的質疑和挑戰，考證派的日子恐怕是越來越難過了；風行了天下八十多年的《紅樓夢》考證，這場對「中國的學術氛圍，學術環境也產生了非常不好的影響」的荒唐鬧劇，絕對不可能再風風光光地重演下去了。我們可以預言，隨著《紅樓夢》考證在歷史舞台上的逐步淡化，隨之而來的必將是一個真正的百家爭鳴的「紅學」天地，一個真正的百花齊放的學術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