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樓夢》若干問題的探討
關於《紅樓夢》，正如最近出版的《紅樓夢學刊》在創刊詞中所說的：我們對這部偉大作品的研究還做得很不夠，全面地科學地評價和闡發《紅樓夢》的思想意義和藝術價值，把古典作家的寶貴遺產真正變成廣大群眾手裡的財富，仍然是我國古典文學和文藝理論工作者面臨的一項重要任務。｜解放以來，除受「四人幫」觀點干擾的一段時期以外，相對的說，對《紅樓夢》的討論和研究，在古典文學領域中還是首屈一指的。無論從有關《紅樓夢》資料的搜集來說，或者從打開研討的廣闊道路來說，或者從出版有關《紅樓夢》的專著來說，都說明許多論者是盡了很大的努力的，也取得了多方面的成績。因為《紅樓夢》這部巨著，無論在思想內容上或藝術表現上，都經得起我們不斷地去鑽研發掘，而問題的複雜性又的確使我們感到：「對這部偉大作品的研究還做得很不夠」。
從各個角度發表的有關《紅樓夢》研究的文章，都可以不同程度地有助於增進我們對本書的理解；但「全面地科學地評價和闡發《紅樓夢》的思想意義和藝術價值」，應該是一個帶有普遍性的中心課題。當然，這個中心課題的獲得適當解決，並不是一蹴可幾的；也必然有賴於從各個角度研究所得成果的推進。這就要求我們：既要不斷開展從各個角度的廣泛研討，也要隨時就中心課題提出一些值得共同商榷的意見，使兩個方面的研究工作適當地加強聯繫，從而更有效地促進和提高我們鑽研問題的興趣和水平。就目前有關本書的研究情況來說，這後一部分的工作似乎比較薄弱一些。
我對《紅樓夢》只是一般的愛好者，沒有下過鑽研的功夫。不僅沒有寫過這方面的文章，對有關《紅樓夢》的論著也讀得比較少。不過我是一個古典文學教師，對中國文學史有關問題的探討都有興趣，《紅樓夢》的問題也就自然會引起我的注意和思考。積之既久，也就有一些不成熟的想法。我願意提出來向同志們請教，希望拋出這一塊磚，引出同志們的許多玉來!
一
最近重讀何其芳同志在一九五六年寫的《論〈紅樓夢〉》一文(見《文學研究集刊》第五冊)，這篇文章總結了建國以來到當時為止的有關《紅樓夢》問題的討論情況，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文章的內容很豐富，談到的問題都很平正而又切實。時間雖然過了二十多年，仍然使我感到是一篇很有份量的重要論文，仍然給我在一些重要問題上以很大的啟發!在解放初展開的《紅樓夢》討論當中，大家很快就都發現《紅樓夢》反封建的廣泛性和強烈性，都感到是前所未有的文學作品。由於當時史學界關於明、清資本主義萌芽的說法頗為流行，於是很自然地就有許多論者用來解釋《紅樓夢》反封建的思想內容。提得很明確的如：「紅樓夢應該被認為代表十八世紀上半期的中國未成熟的資本主義關係的市民文學的作品」，「曹雪芹就是屬於貴族官僚家庭出身而受了新興的市民思想影響的一個典型人物」，「應該說他(指曹雪芹)基本上是站在新興的市民立場上來反封建的」(見《紅樓夢問題討論集》三集)。同時，又把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唐甄、顏元、戴震等在曹雪芹以前的清代著名思想家都說成是「新興的市民的代表」，認為「《紅樓夢》正面人物所達到的思想高度，是與當時最進步的思想潮流互相輝映的」(見同上)。甚至對於《聊齋誌異》、《桃花扇》、《儒林外史》等作品也用這種方式來解釋，認為《紅樓夢》和那些作品都「賦有資產階級革命時期的性質」(見《紅樓夢問題討論集》四集)。當時學術界在《紅樓夢》問題的討論中出現這樣的情況是可以理解的，這是因為：(1)中國資本主義的發生、發展，不同於西方，需要作縝密的研討；(2)《紅樓夢》的思想內容很複雜；(3)就當時的多數同志來說，學習馬列主義的時間不長，生搬硬套的現象在所難免。何其芳同志在他的論文中，針對這種現象，用大量的篇幅，大體上從三個方面來進行探索、考察和分析：1、指出「中國的思想史文學史和歐洲的思想史文學史，是有很多具體的差異的」。雖然沒有作深入的論述，但問題是提得比較明確的。2、全面掌握黃宗羲等思想家的學術觀點來論證他們都不可能是「新興的市民的代表」，並指出論者的片面性甚至斷章取義來加以比附的不良現象，論述得切實而明確。3、從《紅樓夢》原著的有關內容作了一定的重點分析，結果是都和市民思想對不上號。雖然作者曾說「我這裡所能作的也不過是提出一些懷疑的意見而已」，但我認為無論從作者寫作的態度和方法來說，都是實事求是的。何其芳同志在他的這篇文章中又曾說到當時許多論者的這種現象：「確定曹雪芹基本上是站在『新興的市民』的立場上，而又說他『找不到出路』，這本身好像就是矛盾的」。以子之矛，攻子之盾，這問題的確提得很有趣也很有力量，主張《紅樓夢》代表「新興的市民」說者是很難回答的。問題在於：何其芳同志的這篇文章發表了二十多年，直到現在為止，或明或暗地主張《紅樓夢》代表「新興的市民」或「資本主義萌芽」說者，仍然是屢見不鮮，而結論也仍然是「找不到出路」。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現象呢?問題既然還存在，我們也就還有進一步論證的必要!
我們先從側面的學術動態來觀察、論證一下吧!在解放初，一般也是把龔自珍看作代表資產階級的啟蒙思想家。近年來的評價漸趨平實，如任繼愈同志主編的《中國哲學簡史》裡面說他「並未能超出封建主義的框框」。就是最近發表的幾篇論文，雖然有的強調「叛逆性」或「資本主義萌芽」，但也認為和曹雪芹一樣「找不到出路」。
龔自珍晚於曹雪芹約八十年，他已經初步看到帝國主義的侵略，真正處於中國社會大變革的前夕。因此，他的詩、文、政論中所表現的反封建的思想，比之曹雪芹更為激烈、更為直接、也更為明確。但評論家為什麼仍說他「並未能超出封建主義的框框」，或者認為和曹雪芹一樣「找不到出路」呢?這個問題非本文所能回答，也不是本人的能力回答得了的，自然要留待史學專家去研究。但從這裡可以得到啟發：要論證龔自珍的思想是代表新興力量的，尚且如此困難，要論證曹雪芹代表「新興的市民」自然要更困難得多了。
無論是曹雪芹也好，龔自珍也好，認為他們都找不到出路，看不見光明的說法似乎是一致，或是可以取得一致的。那末，問題的分歧就應該出在對「資本主義萌芽」或「新興的市民」作如何的解釋上面了。
二
上文曾提到：何其芳同志就中國資本主義的發生、發展不同於西方，作了一定的解釋，也就是針對市民的不同涵義來說的。但因為馬、恩大師們對這個問題沒有作過系統的論述，要徹底地解釋清楚，就有待於繼續研究。
最近我讀到顧准同志的一篇遺稿《資本的原始積累和資本主義發展》內容很多，為了行文方便，這裡有必要先作一個極簡單的介紹：顧准同志這篇論文認為：資本主義並不單純是一種經濟現象，它也是一種法權體系，法權體系是上層建築。接著對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的相互關係，進行了比較深入的探討，作了比較詳細的論述。認為資本主義是從希臘羅馬文明產生出來的，中國的情況顯然有所不同，不可能從內部臊?然生長出資本主義來。然後在這一論證的基礎上，對中國停滯的原因作了比較詳細的探討，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用顧准同志自己的話來說：「歷史的探索，對於立志為人類服務的人來說，從來都是服務於改革當前現實，和規劃未來方向的」。於此可見：這篇論文涉及範圍的廣泛及其意義的重要。也正因為如此，才能附帶地把我們在《紅樓夢》討論上存在的重點疑難問題，解釋得更加明確，更加徹底。因為我們要「改革當前現實，和規劃未來方向」，固然必須把中國是如何走過來的歷史規律探討個清楚明白；而我們要論證《紅樓夢》這部文學巨著所反映的時代精神，自然更不能脫離歷史規律的本來面目去尋求解釋，這是不言而喻的。原文比較長，但通過上文的介紹，總的精神不難掌握。在這裡我只再摘引一些對我們用來論證問題最有關聯的語句：城邦國家，商業城邦，這都是希臘羅馬的傳統，其淵源遠遠超過中世紀，這是西方傳統的一個顯著特點。中國從來沒有產生過商業本位的政治實體，而且也不可能產生出這樣的政治實體。
中國從不缺少商業，……但是，中國的城市、市井、市肆，卻從來是在皇朝嚴格控制之下，是皇朝的搖錢樹，皇朝決不允許商業本位的城市，城邦的產生。這是中國傳統和希臘羅馬——基督教文明傳統的極大區別之一。
歐洲中世紀城市的興起，更和羅馬傳統的法權觀念有關係。中世紀歐洲的城市，是一個擺脫了封建主和王朝的封建義務的自治體。
「擺脫私人關係和私人服役制度的自治市『地方自治體』興起了，結果形成準備加入政界的新階級」(作者引自莫爾頓《人民的英國史》)。中國歷史上的法，是明君治天下的武器，法和刑是聯在一起的，法絕對不和權聯在一起。可是，取法希臘精神的羅馬法，以及繼承羅馬法傳統的歐洲法律，法首先是和權聯在一起。正因為城市具有特別的法權，所以它有特殊的政治地位。十九世紀中期，穆勒的書中，十分強調一切營業性事物都絕不宜由政府來辦，這其實是十七至二十世紀三個世紀以來的基本態度。以此與中國漢代開始的鹽鐵國營，及其後連綿不絕直到清代的食鹽官賣，廣州十三行是皇商的傳統相比，可以更加突出地看出它的特點。
儘管摘引的詞句很難構成完整的系統，但作者通過中西文化發展的具體對比，切實而明確地使我們瞭解到：《紅樓夢》時代的中國市民，決不可能和西歐資產階級前身的市民相提並論，它們中間是有著質的區別的。這就給我們提供了清初乃至鴉片戰爭以前還不可能產生資本主義的有力論據，不僅可以解決《紅樓夢》作者的思想性質問題；而且推而至於龔自珍的思想性質問題，也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釋。由於顧准同志的論文關係到中國現實建設的重要性，自然有待於有關方面的專家來作全面的研究和深入的討論；但就本文所摘引的部分來論證我們所要解決的問題，在原已作了許多探討的基礎上，可以說大大推進了一步，我們完全可以有理由說：《紅樓夢》代表「新興的市民」或「資本主義萌芽」的說法，是難以成立的。據王崑崙、王金陵同志寫的《嚴格的要求，熱情的愛護——回憶周總理對昆劇〈晴雯〉的一次講話》一文中轉述周總理的話：曹雪芹生活的那個時期的中國，既無新興的資產階級，更沒有無產階級。康熙時，封建制度雖然已經衰落，處在崩潰前夕，但海禁未開，外國的資產階級新思想無從傳播，社會思想中，沒有任何新的東西來代替舊的。因此，曹雪芹雖然有進步思想，但最後仍是沒有出路，只好讓寶玉出家當了和尚——這當犄?是高鶚所續，但他看過曹雪芹原來的目錄嘛。｜又說：托爾斯泰比曹雪芹要晚一百年，尚且沒有出路，何況曹雪芹呢?他反對科舉，反對壓迫婦女，但他無能為力，不能改變現狀，他只能是個「半革命派」。周總理的話，自然反映了他對中國社會長期觀察分析的結果，基本上也是和我們的論證相符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