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樓夢》南京方言考之一
我國古典文學中偉大的現實主義傑作《紅樓夢》的方言，迄今為止，學者們對於這個屬於語言研究範疇的紅學專題研究，不乏精深之作，但論及南京方言的卻不多見。
本文試圖從語言學的角度，從南京方言的發展變遷史，從《紅樓夢》自身的語言事實並聯繫曹雪芹的家世、生平，對《紅樓夢》的南京方言作初步考辨。
(一)
在《紅樓夢》的方言研究方面，可供觀察、查考的原始資料大概當推脂硯齋的三處評語了。現據庚辰本實錄於下：
其一：
按此頁中若干人說話語氣，以及動用器物飲食之類，皆東西南北互相兼用，此姑娘之稱亦南北相兼而用者無疑矣。(第三十九回)
其二：
此姑娘亦姑姑娘娘之稱……皆南北互用之一語也。(第五十二回)
其三：
前注不謬，此亦為南北互用之文。(第五十三回)
脂硯齋是一位對曹雪芹和他的《紅樓夢》的創作十分瞭解的人。脂硯齋的上述批語，要言不煩地揭示了《紅樓夢》廣收各種方言，「東西南北互相兼用」或「南北相兼而用」的語言事實，指出了語言巨匠曹雪芹廣采「南北」方言中的有益成份使其筆下的形象更具生活氣息、更富典型性的語言特色。但是，《紅樓夢》文學語言的基礎是「南北」中的「南」方言呢，還是「北」方言(或云：是以「南」方言為主，還是以「北」方言為主)?顯然，脂硯齋的批語未作明示。
清代太平閒人(張新之)云：「書中多有俗語巧語，皆道地北京話，不雜他處方言。」用不著舉出書證，脂硯齋的三處評語就足可駁倒其武斷之說了。
考今之紅學研究者的研究成果，斷言《紅樓夢》是以北京方言為主寫成的不乏其人。例如吳世昌同志在他的《紅樓夢百二十回本中的問題》一文中說過：「曹雪芹《紅樓夢》中人物的對話，主要是用北京方言，但他有時也偶爾用些江南方言中的單詞只句，以透露故事的素材背景。」
戴不凡同志的《揭開〈紅樓夢〉之謎——論曹雪芹是在〈風月寶鑒〉基礎上巧手新裁改作成書的》一文發表後，在紅學界展開了一場關於《紅樓夢》著作權問題的熱烈討論，由於戴君以《紅樓夢》的語言是「純粹京話和道地吳語並存」為「內證之一」，用以論證「雪芹實是在他人舊稿基礎上重新創造成書的」這一論點，不少紅學家撰文駁之。對於《紅樓夢》中的方言問題，駁文的有關觀點摘錄於下：
陳熙中、侯忠義《曹雪芹的著作權不容輕易否定》：「《紅樓夢》中的語言，基本上是典範的北京話，同時吸收和運用了一些方言詞。」
王孟白《關於〈紅樓夢〉著作權問題》：「其實《紅樓夢》裡大量存在的，不是吳語詞彙，而是北京方言。」
扎拉嘎《關於〈紅樓夢〉的作者問題》：「《紅樓夢》作者在選擇北京方言為基礎的同時，吸收各種方言口語，『東西南北互相兼用』，首先是為了使自己筆下的形象更加具有生活氣息，更加典型化。」
宋謀瑒《並沒有揭開的謎底》：「戴不凡同志在《紅樓夢》中即使再找出大量吳語詞彙，也無法改變《紅樓夢》主要是以北方方言為基礎的普通話寫成的這一事實。」
薛瑞生《「石兄(石頭)說」質疑》：「《紅樓夢》是以北京話為基礎的北方語言寫的，這卻是大抵至今還為廣大讀者所公認的事實。」
上引材料說明，對於《紅樓夢》中的語言構成，幾乎是眾中一辭——《紅樓夢》是以北京方言為基礎寫成的。然仔細推敲各持論者的原文，便會發現：立論根據不足。
既然脂評明示「南北互用」，在未加詳證的情況下，為什麼一定要強調非以北京方言(或謂之「官話」)為基礎，而不能反之呢?
我們經過對《紅樓夢》語言的考釋，卻認為：《?紅樓夢》是以南京方言為基礎，同時吸收了一些北京方言、吳語方言和其他方言寫成的。
當代紅學專家所言之「北京方言(北京話)」亦稱之為「官語」。所謂「官話」，即共同語言。
誠然從漢語方言發展變遷史上，可以考證出：自明成祖遷都北京之後，在相當長的時期裡逐漸形成了以北京話為基礎的「官話」。正當曹雪芹的父親獲罪抄家而返回北京的當年，即雍正六年(1728年)，清王朝頒發了一道在福建、廣東推廣「官話」的「上諭」，「令福建、廣東兩省督撫，轉飭所屬各府州縣有司及教官，遍佈傳示，多方教導，務期語言明白，使人通曉，不得仍舊習為鄉音」(《大清世宗憲皇帝實錄》卷之七十二)。俞正燮《癸巳存稿》九中記載：「雍正六年奉旨，以福建、廣東人多不諳官話，著地方官訓導。延臣議以八年為限；舉人、生員、貢監、童生不諳官話者，不准送試；福建省城四門設立正音書館。」
然而，南京方言(南京話)在「成祖北遷」之前卻也是作為官話使用的。鮑明煒先生就一千多年來南京方言的演變加以考證，在他的《南京方言歷史演變初探》一文中推論「北方話渡過長江，以建康為中心，形成後來的所謂官話，實自東晉南朝始」，並指出：南京方言在魏晉南北朝時期處吳語的邊沿，臨北方話的汪洋大海，由於龍蟠虎踞的南京為兵家必爭之地，千百年來幾經戰亂，幾經「北人南遷，定居金陵」，帶來北京話，一次又一次與土語交融，使本來已屬北方話系統的南京話逐漸向北方話轉化。其中有三個重要之點，對證明《紅樓夢》主要是用南京話寫成的有重要作用，故摘要概說於下：
(1)四世紀末，長江南岸九江至鎮江一帶，正好是現在屬於北方方言系統的江淮次方言的南沿(這個時期南京方言屬江東方言區即吳語區)；到了東晉南朝時期，作為京都的南京(建康)是南北士族和北方南遷的平民聚居最多的地方，建康土語受到北方話的影響較大較深，從而發生向北方話靠攏的變化。
(2)五代時期，北方大亂，南唐較為穩定，作為京都的南京(金陵)，客戶多來自北方；北宋末年金兵南侵，在南宋時期又有大批北人南遷，南京話又向北方話進一步轉變。至清末咸豐、同治年間，南京人口的十分之七是皖鄂人氏，另有不少蘇北人和一些滿人，他們均操北方話，因此南京話中的北方話成分大為增加。抗日戰爭時期，南京人口大減，抗戰勝利後補充的幾十萬人以蘇北皖北居多，加之解放後普通話的勢力日益擴大，本來就屬於北方話系統的南京話離普通話的距離大為縮短了。
(3)值得一提的是，明朝初期「徙蘇浙上戶四萬五千餘家實京師」，後又「徙富民實京師」，因此南京的蘇浙人增多，南京話中的吳語成分有所增加。
另外，日本學者巖田禮1987年4月在南京大學作了一次漢語方言研究報告。他指出：從魏晉以後到明朝，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南京話都是作為漢語官話使用的。他還舉了些例證，如：日本江戶時期(1603—1867年)實行鎖國政策，關閉門戶，嚴禁與外國通商，當時僅在長崎與中國、荷蘭商人作一些有限貿易，而中國商人在與日本人做生意時，所使用的就是南京官話。同時，日本一位學者太田齋也在這個方面作了考證，他認為傳教士金尼閣所寫的《西儒耳目資》(1626年成書，供西洋人學習中國話參用)的基礎方言是南京官話。
以上所引，對於我們論證《紅樓夢》的語言結構有什麼啟示呢?
其一，本來就屬於北方話系統的南京方言，在其自身的演變過程中，不斷地與北方話交融，不斷地向北方話轉化，曹雪芹所著《紅樓夢》使用的南京方言正是這種不斷向北方話芽?化的，並且北方話成分大大增加了的南京話。同時，這種南京話曾作為官話在歷史上產生過很大影響、發揮過很大作用，甚至於中國商人在日本江戶時期與日本人做生意用的是南京官話，1626年成書的《西儒耳目資》用的基礎方言也是南京官話。
其二，清代，以北京話為官話；加之曹雪芹寓居北京有三十年左右(據考其間曾下過江南來到南京)，他受到北京官話的影響，這是十分自然的，其著作中有北京方言，也是在所難免的。當今的普通話是以北京話為代表的，是以北方方言為基礎的。曹雪芹操慣了南京話，也受到北京話的熏染，說他使用的語言已近乎當今的普通話，恐怕不無道理吧!但是說他寫《紅樓夢》用的是地道的北京話，或以北京話為主，則難以服人。
其三，明代的南京話中吳語成分有所增加，特別是曹氏宗族在金陵期間還盤根錯節於姑蘇、揚州一帶，這些也都給童年、少年時代的曹雪芹以深刻的影響。所以，其巨著《紅樓夢》中吳語方言詞、揚州方言詞也是不乏其例的。
綜上所述，從南京方言的演變史中，我們將《紅樓夢》放在一定的歷史的語言條件中來加以考察分析，其結論應當是：《紅樓夢》是以南京方言為基礎，並使用了北京方言、吳語方言寫成的。
當然，漢語方言的差別，主要表現在語音方面，其次表現在詞彙方面，為進一步證明上述論斷，本文將舉出書證，略加闡釋，在此不加贅述。
(二)
曹雪芹的家世與生平奠定了曹雪芹使用南京方言的基礎。任何人，在一定的社會生活中所使用的語言，大體總要受到自己的籍貫、出生、生長的地域、學習和生活的環境乃至家庭成員用語的氛圍等多種因素的直接影響，孩提時代尤為如此。
因此，我們就有必要簡述曹雪芹的家世和生平，引用許多紅學專家通過考證、研究所得的成果，論證一下孩提時代的曹雪芹受到的語言「直接影響」。
關於曹雪芹的家史，自他的曾祖曹璽起三代世襲江寧織造，這已是眾所公認的定論了。
曹璽於康熙二年(1663)出任江寧織造，直到康熙二十三年卒於任所為止，歷時二十二年之多。大約間隔了七八年之後，即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11月，其長子曹寅(曹雪芹之祖父)自蘇州赴任江寧織造，直到康熙五十一年七月亡故為止，任職多達二十年。曹寅死後，康熙命其子曹繼任江寧織造，至康熙五十三年冬病故，曹雪芹的父親曹俯由康熙敕命承繼曹寅為嗣子，以襲任織造之職，雍正繼位後五年(1727年)12月，曹俯為皇室政爭所牽連，被免去任職十三年之久的織造，次年春天被抄家，大部分財產籍沒，被迫「還歸故里」——北京。
曹雪芹從曾祖曹璽1663年出任江寧織造開始，至曹俯1727年獲罪丟官為止，曹氏四代寓居南京足足有六十年之久，試想，若要確定曹雪芹的原籍所在，寫下「江蘇南京」四個字，這恐怕不會有人提出疑義吧!
四世寄寓古都南京，且延續六十年之久，難道能說南京方言對這個家族沒有直接影響嗎?曹家幾乎就是金陵土著了，其藉以交流思想的工具必然是南京方言，這難道還有懷疑嗎?
至於說到曹雪芹的生平，經紅學專家們的考證和研究，一般都認定曹雪芹就誕生在其父曹俯任職的江寧織造署內(今南京市城內利濟巷)。而且，據吳世昌、吳恩裕、劉夢溪、王利器、馮其庸等紅學專家認定，曹雪芹是在十四歲之時因父親獲罪而隨同返回北京的。如此說來，曹雪芹不僅生於南京，而且還在南京度過了他的童年和少年時代。顯而易見，曹雪芹生活在近似「金陵土著」的曹氏家族之中，不僅學會、操慣而且熟練掌握了南京方言，這是不可置疑的。
另據雍正六年江寧織造的後繼者隋赫德的奏折說：曹家查抄之時，大小男女人丁尚有一百十四。而且，在查抄曹家之後，雍正還敕令南京方面「少留房屋，以資養贍」。曹家返歸故里後，隋赫德將「在京房屋人口酌量撥給」曹家，雍正還讓怡親王允祥「照看」曹家。所以，曹家歸京時，尚有人丁不少。這樣的家族，沒有幾十年的時間，要改變他們之間操慣了的南京方言，是不大可能的；而曹雪芹已熟練運用的南京方言和語氣的抒發，要改變也不是一二十年就能辦得到的。
總之，從曹雪芹的家世和生平來看，曹雪芹生活在近乎「金陵土著」的曹氏家族，不僅會說用慣而且熟悉掌握了南京方言；儘管曹雪芹在十四歲時家族被抄，返回北京，但原在金陵的家眷僕役還有相當數量族居，家族之中仍然充滿南京方言的語言氣氛，在這樣的氛圍中，曹雪芹何能立即改變操用南京方言的習慣?所以，創作之時，將南京方言付諸筆端，寫出了中國古典文學中最光輝的現實主義傑作。
《紅樓夢》中藝術群像定籍南京，是曹雪芹說鄉音、表鄉情的自然流露和反映，也是藝術上的需要。
從小說《紅樓夢》本身看，一大群人物多是南京籍人氏。
不妨略舉數例：
賈母，系金陵世家史侯的小姐。
薛姨媽乃京營節度王子騰之妹，與賈政之妻王夫人是一母所生的姊妹，其子薛蟠、女薛寶釵以及王夫人、王熙鳳等亦系金陵人氏。
賈珠之妻李紈系金陵名宦之女。
小說中有「金陵十二釵正冊」、「金陵十二釵副冊」、「金陵十二釵又副冊」等異名，冊中女子均系金陵人氏。
除去「四大家族」的老宅都在金陵，其主子都是金陵人之外，世僕、奴才、陪房中的金陵人氏在賈府中居多，如：賴大、賴大家的、林之孝夫婦、周瑞夫婦、吳興夫婦、鄭華夫婦、王善保夫婦、趙媽媽一家、來旺夫婦、奶媽李媽媽和兒子李貴，這些人在書中均寫明是南京籍的丫環僕役。
一部小說，南京籍的人物如此眾多，曹雪芹若不是熟練掌握了南京方言，怎麼能這樣安排呢?
更為重要的是，深受南京方言熏陶的曹雪芹，運用自己操慣了的南京方言，在《紅樓夢》的創作中，塑造了一個個性格化了的人物形象。其性格化的特徵之一便是「金陵人氏說金陵話」。
試看數例：
賈母笑道：「你認得他：他是我們這裡有名的一個潑辣貨，南京所謂『辣子』，你只叫他『鳳辣子』就是了」。(第三回)
這熙鳳攜著黛玉的手，上下細細打量了一回，仍送至賈母身邊坐下，因笑道：「天下真有這樣標緻的人物!我今日才算看見了!況且這通身的氣派竟不像老祖宗的外孫女兒，竟是嫡親的孫女兒似的，怨不得老祖宗天天嘴裡心裡放不下。——只可憐我這妹妹這麼命苦，怎麼姑媽偏就去世了呢!」(第三回)
正說著，可巧小丫頭靚兒因不見了扇子，和寶釵笑道：「必是寶姑娘藏了我的。好姑娘，賞我罷!」寶釵指著他厲聲說道：「你要仔細!你見我和誰玩過?有和你嘻皮笑臉的那些姑娘們，你該問他們去!」(第三十回)
薛蟠見寶釵的話句句有理，難以駁正，比母親的話反難回答，因此便要設法拿話堵回他去，就無人敢攔自己的話了；也因正在氣頭上，未曾想話之輕重，便道：「好妹妹，你不用和我鬧，我早知道你的心了，從先媽媽和我說：『你這金鎖要揀有玉的才可配』，你留了心，見寶玉有那勞什子，你自然如今行動護著他。」(第三十四回)
鴛鴦聽說，立起身來，照他嫂子臉上下死勁啐了一口，指著罵道：「你快夾著那嘴，離了這裡，好多著呢!什麼『好話』?又是什麼『喜事』?怪道成日家羨慕人家的丫頭做了小老婆，一家子都仗著他橫行霸道的，一家子郊?成了小老婆了!看的眼熱了，也把我送在火炕裡去。我若得臉呢，你們外邊橫行霸道，自己封就了自己是舅爺；我要不得臉，敗了時，你們把忘八脖子一縮，生死由我去!」(第四十六回)｜上引五例表明：曹雪芹熟練地運用南京方言，使其成為塑造藝術典型的極其生動的語言素材。例如第一例賈母的一席話，「辣子」一詞便是南京方言。章太炎先生的《新方言》卷三《釋言》云：「江寧謂人性戾者剌子。」王瀣批注曰：「今南京猶有此稱，言無賴也。」其他四例，無不用的是南京方言，聽其言便知其南京籍。
魯迅先生在《看書瑣記(一)》中說道：「高爾基很驚服巴爾扎克小說裡寫對話的巧妙，認為並不描寫人物的模樣，卻能使讀者看了對話，便好像目睹了說話的那些人。中國還沒有那樣好手段的小說家，但《水滸》和《紅樓夢》的有些地方，是能使讀者由說話看出人來的。」筆者認為，運用南京方言巧繪南京人物，這不失為「好手段」之一；曹雪芹便是運用了這樣的「好手段」，使讀者看了他筆下人物的對話便好像目睹了說話的那些人。
曹雪芹能塑造如此眾多的金陵人物形象，形神俱備各具風采，不能不說他熟練地運用了南京方言，從而獲得了強烈的藝術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