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紅樓夢》 裡面的民主
一、《 紅樓夢》 誕生的歷史背景
《 紅樓夢》 成書於18 世紀中葉的乾隆初年。此時，清王朝在政治、經濟和文化各方面施行高壓兼懷柔的政策來鞏固其政權，所以從表面看來仍維持著繁榮太平的局面，但實際上內部問題重重，面臨著諸多危機，只不過是尚未爆發而已。
首先，在政治上，滿人特別重視思想統治，採取高壓政策，以維持政局的穩定。康、雍、乾三朝均大行文字獄、禁書、毀書等各種政策，無情鎮壓了漢人的反清思想和反清運動。僅雍正、乾隆年間，大小文字獄案件就有百餘起，被殺及被抄以至於被流放者不計其數；大批圖書被銷毀，對具有民間自由意識的戲曲小說等更被視為洪水猛獸而禁止流行。同時，大力推崇儒家經典，尤其把程朱理學列為官方正統哲學。清朝還竭力推行八股取士制度，以功名利祿為誘餌籠絡麻痺多數文人士子。朱熹的《四書集注》 被官方指定為科舉考試命題和寫作八股文的必讀教科書，不少讀書人把一生寶貴的青春年華耗費在八股科舉的事業裡。在科舉制度下培養出來的士人官吏一般都缺乏創造
精神和獨立思考的個性，更多的是愚昧無知的貪官污吏和迂腐透頂的道學先生，吳敬梓的《 儒林外史》 對此有深刻的揭露和描述。政治上的高壓統治以及文化方面推行的這種八股取士制度，無疑成為清王朝鞏固其統治的最有效的手段之一。
如果說清廷施行的高壓統治是對外部社會的政治鬥爭，那麼清皇室內部的明爭暗鬥就是他們對內的政治鬥爭。清皇室內部的權力鬥爭是十分慘烈的，在爭奪皇位的血腥戰鬥裡，不知死了多少人，歷史上有名的「雍正奪位」事件就是最具代表性的皇室內部政治鬥爭事件。而且，清皇室內部的鬥爭事件通常波及到無數間接牽連者，世人稱《紅樓夢》 的作者曹雪芹的祖先也是因牽涉其案件而成為受害者，曹家受雍、乾兩次的政治迫害而徹底衰敗。《 紅樓夢》 以大量篇幅寫賈氏家族內部各個派系之間對賈府大權和嫡庶繼承權的激烈爭奪，不僅是當時貴族內部鬥爭情形的描寫，也是當時宮廷政治情況的間接投影。其次，在經濟方面，當時土地兼併的情形非常嚴重，造成貧益貧、富益富的局面，使得多數農民流於赤貧，變成佃農和雇農，甚至有的逃人城市成為工匠或流氓無產者。據多種史書及文獻記載，全國耕地面積的一半以上被當時的土豪或高官瓜分，有的大財主在全國各地購置房屋田產數萬頃，這種情況在康熙、雍正、乾隆時期都普遍存在，可見當時極不合理的經濟措施和極不平衡的社會結構已經形成。在康、雍、乾盛世的所謂太平景象的背後所隱藏的這些社會隱患，已成為清封建王朝走向沒落的主要因素。不過，從事農業的農民及農業經濟雖然受到嚴重打擊，但是清朝工商業經濟的繁榮卻比以往任何時期都更興盛。當時中國東南部的幾個城市如金陵、宣化、武昌、蘇州、揚州等地，都是商業和手工業特別發達的地方。此時，中國的工商業分為官辦工商業與民辦工商業，兩者之間常常發生衝突。民辦工商業的發達，是中國近代資本主義出現的標誌。當時，在紡織業、採礦業、制鹽業、陶瓷業、運輸業等各種行業中，均有程度不同的資本主義萌芽出現。據大量資料記載，乾隆年間，在江南江寧、蘇州、杭州一帶，不僅有官營絲織場，而且有民辦絲織場，並已發展到工場手工業的規模。和紡織業一樣，當時在採礦業、制鹽業、陶瓷業等行業的工場中均有官營和民營兩種，有些大作坊或工場，已經吸收了幾百乃至成千的工匠。而在採礦和制鹽業中，雇工竟達幾萬人之多。
最後，貴族蓄奴之風的盛行也是當時社會不可忽視的背景因素。滿族的首領努爾哈赤開始在東北建立後金，本來就是一個奴隸制部落國家，後來把國號改為大清時，奴隸制的殘餘仍然大量存在。即使在康、雍、乾時期，奴隸制度一直受到清代法律的保護。據史料記載，康熙時外任官員，除攜帶妻子兄弟以外，其奴脾有多至數百人者。這種情況，不只限於滿族貴族，漢族富豪也不例外，而且對奴脾的管制也非常嚴格。據《大清律》 規定，凡謀反及大逆，不分首從，皆凌遲處死。此外，還有「家生子」或稱「家奴」的奴隸，就是世世代代為主人當奴僕的，《 紅樓夢》 裡的鴛鴦，就是一個世代為奴的家生子，她的父母哥嫂都在賈府裡當奴脾。正如小說所言，當時的奴婢們在主人心目中，就像「貓兒狗兒」一樣，可以當作玩意兒隨便拿來送人。睛雯本是賴大家的小丫頭，因賈母喜歡她，賴姥姥就把她「孝敬」給賈母。賈璉因討得賈赦歡喜，賈赦就把17 歲的丫頭秋桐賞給了他。不過，雖然一旦淪為奴婢就完全失去人身自由，但是《 紅樓夢》 裡的很多奴婢們或以頑強高傲的意志，或以嫻雅淑正的氣質，散發了比主子更高雅的品味和氣象。
總之，產生《 紅樓夢》的時代，即在所謂「乾隆盛世」的背後，已隱藏著暴風雨前夕的危機和緊張。此時，中國的封建制度經歷了漫長的發展道路之後已慢慢走向沒落時期，並且隨著明中葉以後工商業的逐步發展和以此為基礎而產生的資本主義的萌芽，在人民的意識形態上產生了反對封建主義的初步民主主義思想。自明末以來，一些著名的進步思想家如黃宗羲、王夫之、顧炎武、顏元、唐甄、戴震等人都對傳統理學提出了尖銳的批評。特別是和曹雪芹同時的進步思想家戴震，對當時的封建落後思想，進行了猛烈批判。他以淵博的自然科學知識為基礎，反對程朱理學，創建了自己獨特的思想體系。他在《孟子字義疏證》中認為，理學家倡言存天理、滅人欲，把人的饑寒愁怨、飲食男女、常情隱曲這些正常的感情，統統說成是必須革除乾淨的人欲，這就是要人們捨棄生養之道。他說：「人道本於性，而性原於天。」認為人性是善的，而人欲出於性，也是合理的，是善的，是人類賴以生存繁衍的本性。戴震這種重視人的正當的情慾的進步人性論，當時受到不少先進文學家的呼應。《紅樓夢》 的作者也是其中的一個。除了哲學家以外，其它領域裡也出現了不少反傳統的具有初步民主主義思想的人物。與曹雪芹同時的「揚州八怪」也可以說是其中的一例，這八怪聚集活動在資本主義萌芽較為發達的東南沿海地區，他們的共同特點是無論思想或行為以及藝術風格都有與傳統迥異之處，在他們身上體現的資本主義萌芽所帶來的某些積極的先進的思想意識中，我們也許可以找出《紅樓夢））第一號人物賈寶玉思想的影子。《 紅樓夢》 就是在這樣一個歷史條件下產生的。
二、《紅樓夢》之前的中國文學史上所反映的民主自由思想
探究《 紅樓夢》 誕生之前的歷史背景，不能忽視明清時代具有反傳統及主言情意識的一些先覺思想家及文學家，在他們的先進思想裡我們可以發現一些自由民主思想的初步形態。
明代開國之初，朱元璋就明確規定，以宋代理學家朱熹注的《 四書》 、《 五經》 作為學子們學習的標準教課書和科舉取士的準繩，這就確立了程朱理學作為官方哲學的神聖地位。不過，到了巧世紀末、16 世紀初，世稱陽明先生的王守仁提出「致良知」的學說，不同意程朱理學把倫理綱常說成是外在於人們心靈的道德約束，主張人在道德實踐中的主體能動精神。但是，王守仁是在不背離儒家傳統和道學精神的前提下對儒學和道學進行發揮的，並算不上異端和對程朱理學的背叛。直至泰州學派，才正式開始非議孔孟之道，抨擊程朱理學，宣揚新的思想，其中真正給予程朱理學以致命打擊的是李贊。
李贄正視人的情慾，反對當時的假道學者們：他們注重的是「性」，他便借重偏「情」的文學；他們要求內斂及制約，他偏要發狂及奔放，他在《焚書· 雜說》 中說：「世之真能文者，比其初皆非有意於為文也，其胸中有如許無狀可怪之事，其喉間有如許欲吐而不敢吐之物，其口頭又時時有許多欲語而莫可所以告語之處，蓄極積久，勢不能遏，一旦見景生情，觸目與歡，奪他人之酒懷，澆自己之壘愧，訴心中之不平，感數奇於千載」。無意為文，卻不得不做文，就因為作家心中有不吐不快的滿腔激情，奔騰洶湧，這樣寫成的文章，怎能不成為天下之至文呢？李卓吾並無心成為文學家，他基本上是思想家，他原來的目的只是要借文學來抨擊假道學。這種思想，在《 童心說》 裡表現得更是淋漓盡致：他舉文學抗假道學，以重情抗重性，以童心真心取代是非心善噁心，為此，他提出以「私心」來作為這些理論的根本依據。他在《藏書》 卷32 之《 德業儒臣後論》 裡說明私是人心的本質，「夫私者，人之心也；人必有私而後其心乃見，若無私則無心矣。如服田者，私有秋之獲而後治田必力；居家者，私積倉之獲而後治家必力；為學者，私進取之獲而後舉業之治也必力。故官人而不私為祿則雖召之，必不來矣；苟無高爵，則雖權之，必不至矣。雖有孔子之聖，苟無司寇之任，相事之攝，必不能一舊安其身於魯也決矣！… … 夫子日：先難而後獲，言先其難者，其後當自獲；非謂全不求獲，全無所為而率爾冒為之也。… … 由此觀之，以無心及無私心尚論無為之學者，皆不根之論，未賞先行之故耳」。他承認人人不同，也必然肯定人人所有的私心，才能夠依據不同的需求而設法一一滿足，這就把「私慾」的價值推向到極點。同樣，他曾對人欲也作了大膽的肯定，《焚書》 卷1 之《 答鄧明府》 云：「如好貨，如好色，如勤學，如進取，如多積金寶，如多買田宅為子孫謀，博求風水為兒孫福蔭，凡世間一切治生產業等事，皆其所共好而共習，共知而共言者，是真邇言也」「邇言」指淺近的話，引申指民間的議論和好尚。李贄把好貨好色等人欲，都看作「真邇言」加以肯定，可見他對人的私心人欲等自然情慾的一般肯定。
在李贄的影響下出現的湯顯祖，繼續發揮了人的自由情感，而高高舉起了「情」的旗幟。其文藝觀的最鮮明的標誌是「言情」，他在《牡丹亭題詞》 中說：「天下女子有情，寧有如杜麗娘者乎！夢其人即病，病即彌連，至手畫形容，傳於世而後死。死三年矣，復能溟溟中求得其所夢者而生。如麗娘者，乃可謂之有情人耳。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與死，而死不可復生者，皆非情之至也」。湯顯祖認為，人情之所至，可以超乎生死，超乎時間與空間，具有不朽的意義。正是這種生生死死的至情，賦予杜麗娘的形象以感人至深的藝術魅力。她這種因夢感情、因情而死的如癡如醉的深情，和當時千千萬萬青年男女的感情息息相通；她那出生人死的追求，對當時人們的愛情自由和理想追求有著巨大的感召力。不僅如此，湯顯祖筆下的杜麗娘的形象，不但有意高揚「情」的大旗，且以標榜人的自然本性的「性情之學」來跟程朱的「性理之學」相抗衡，也成為人們衝破禮教束縛及渴望個性自由的藝術象徵。作為傑出思想家的湯顯祖，一生汲取的學術營養既廣且雜，鄒迪光之《臨川湯先生傳》 云：「五經而外，讀諸史百家，汲家、連山諸書」，並兼通「天文、地理、醫藥、卜笠、河渠、墨、兵、神經怪碟」。在宋代道學家中，他特別佩服周敦頤和程穎，對程頤、張載、朱熹，也表示敬慕〔1〕 。在明代思想家中，他直接受學於泰州學派哲人羅汝芳，對李贄的「異端」宏論也極為讚賞。
湯顯祖哲學思想中的人性學說最為特殊。他繼承了《 中庸》 、《 孟子》 和《 易傳》 中天人合一的人性理論，但在對情的認識方面，表現了獨特的見解。他接受了同邑大哲王安石的性情說，王安石說「喜怒哀樂好惡欲」, 「此七者人生而有之，接於物而後動焉」。湯顯祖也說「人生而有情」, 「緣境起情」，把情視為與生俱來的聖凡皆有的東西，給情摘去了「萬惡之源」的帽子，否定了性善情惡的理論，也可以說是對正統的性善說束縛的一大突破。從對人性的這種基本認識出發，他提出了人性修養的三方面根本任務，即「貴生」、「明復（即「人性復歸」) 」、「保童心」。因此，他所建書院，也取名為「貴生書院」，並且作《 貴生書院說》 。其文云：「天生人至靈也」, 「君子學道則愛人」以及「大人之舉，起於知生，知生則知自貴，又知天下之生皆當貴重也」等語，可見他的思想的基礎就是對生命的尊重，同時也可以說，他的這種思想正是繼承和發揚了傳統儒家的「仁」的學說。湯顯祖的自由性情之說，直接來源於羅汝芳（明德夫子）。湯顯祖13 歲時即遊學於羅汝芳門下，親聆其教誨，心靈上得到莫大的快樂。楊起元總結羅汝芳講學的特點說：「其言一宗孔子，歸之於天命，證之於赤子，而無他說焉。」[2]楊氏之言不虛。例如，羅汝芳講《 中庸》 說：「中庸者，民生日用而良知良能者也。故不慮而知，即所以為不思而得也；不學而能，即所以為不勉而中也。不慮不學，不思不勉，則即無聲臭而闇然以談簡溫矣。」[3]（《 會語》 ）那麼怎樣達到這種「不慮而知」、「不學而能」、「不勉而中」的境界呢？羅汝芳認為，只要保持童子之心就行了。如其認為，《大學》 宗旨可用一語道盡，即「不失其赤子之心」。對此，庶民的實踐甚至更勝於「聖人」，所以他說：「庶民卻正是率性自然，而不慮不學者也。又看中庸他章，論聖人卻有不知，而愚夫愚婦到可與能。分明說聖賢有不如愚夫婦處。… … 盡人到愚夫婦之居室，物到鶯魚之飛躍，果然渾是一團樂體，渾是一味天機，一切知識也來不著，一切作為也用不去。」[3]（《會語》 ）從羅氏「聖賢不如愚夫」的思想中，可以初見人人平等的初步民主主義思想的端倪。
湯顯祖等進步文學思想家們這種對至情和人性的強烈呼喚及熱情謳歌，在當時猶如石破天驚，風靡全國，響應四方。晚明文學家的主情文學觀念，也是受了這些先覺者思想的影響而產生的。張岱曾寫了「自為墓誅銘」，對自己一生醉生夢死的自由生活，作了坦率的表露和熱烈的肯定，他說：「少為縱榜子弟，極愛繁榮，好精舍，好美脾，好妾童，好鮮衣，好美食，好駿馬，好華燈，好煙火，好梨園，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鳥，兼以茶淫橘虐，書蠢詩魔，勞碌半生，皆成夢幻。」[4]這一段張岱晚年的回憶，是他哀樂半生的自敘傳，前所未有地表現了他對人欲的積極倡導以及對個性自由的追求，也明確地反映了當時文人以情反對理以及期望衝破程朱理學樊籠而爭取個性自由的要求。
在市民文藝中，文學家對民主自由意識的追求就走得更遠了。在許多市民文藝作品中，已經不僅僅是重視個性和愛情自由，而是表現為性愛開放和男女平等。明末清初提倡俗文學運動的馮夢龍，在他的擬話本小說集《三言》 中，充分反映了這種民主自由的清新的時代氣息。其中為人們所熟知的如《 蔣興歌重會珍珠衫》 、《 賣油郎獨佔花魁》 等作品，是其中的佼佼者。蔣興哥與妻子王三巧之間如此曲折的不純以傳統道德為準則的夫妻感情，多少承認人的情慾的正當性以及對它的諒解，在以前的文學作品中確是少見的，也是明清之際自由民主的社會風氣以及文學意識的變化所使然。此外，《賣油郎獨佔花魁》 中賣油郎秦重對婦女的體貼人微之情，已經放棄了男尊女卑封建思想下男人的架勢和威嚴，為弱小女子付出同情和關懷，也是有積極意義的。而且，在此作品中花魁小姐王美不嫌棄貧賤的秦重，秦重也不忌諱妓院出身的王美，相互鍾情而結為夫妻，也是此作品超越貧富貴賤等級身份的民主意識的表現。
晚明清初開放自由的文學風氣，在受到清初實事求是學風的衝擊後，並沒有完全消失。到了清代乾隆年間，被稱為「乾隆三大家」之一的著名詩人袁枚主張「性靈說」，再次高倡直抒性靈的主情自由的文學觀。他喜山水，愛聲色，38 歲就辭官不做，與天下名士名媛相唱和，過他的自由浪漫的生活，袁枚在《 所好軒記》 中自稱：「好味，好色，好茸屋，好游，好友，好花竹泉石，好硅璋彝尊及名人字畫，又好書。」[5]可見他也是極重視個人自由情趣的人。
三、《 紅樓夢》的民主意識及其特徵
《 紅樓夢》 的民主意識主要表現為「自由思想」和「平等觀念」，而這種「自由」與「平等」的思想大體是通過賈寶玉的思想和行為反映出來的。
第一，在「自由思想」方面，《 紅樓夢》 的作者特別強調了「個人性情的自由」和「追求生活方式的自由」。先談「個人性情的自由」。《紅樓夢》 第一號人物賈寶玉的行為，不拘於封建禮教思想，我行我素，一向尊重個人性情及意志的自由。《 紅樓夢》 第31 回「撕扇子作千金一笑」一文，可以說是對此最具代表性的註腳。下面是寶玉跟晴雯講的一段話：「寶玉笑道：你愛打就打，這些東西原不過是借人所用，你愛這樣，我愛那樣，各自性情不同。比如那扇子原是扇的，你要撕著玩也可以使得，只是不可生氣時拿他出氣。就如杯盤，原是盛東西的，你喜聽那一聲響，就故意的碎了也可以使得，只是別在生氣時拿他出氣。這就是愛物了。」〔 6 〕 晴雯聽了寶玉這番話，笑道，「既這麼說，你就拿了扇子來我撕，我最喜歡撕的。」然後他就拿了許多扇子隨便撕，寶玉也笑著高興。在這一段看似描寫兒女遊戲情態內容的細節中，大概我們可以推測曹雪芹「盡性、盡情，但心懷溫柔」的哲學同時，在這裡，作者也深刻表現了反對等級壓迫限制自由意志，提倡和尊重個人意志自由的思想。
在《 紅樓夢》 中，作為主角的賈寶玉的個性，就是反對封建的規矩禮法，一向追求個人性情和生活方式的自由。封建傳統禮教規定「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一舉手一投足都必須依照禮教的規定。在封建貴族大家庭裡生活的寶玉也處處受管束，上有賈政、王夫人、賈母的管教，下有一大堆管家、奶媽和婢女的監護。不過，重視個人性情自由的賈寶玉，對這些生活上的約束，進行了一系列勇敢的反抗。他的父親及周圍的人都要他努力讀八股等正經書以準備科舉，但他對仕途沒有興趣，偏偏讀詩賦類閒書，成天與眾姐妹丫環們「廝混」。家規要求他騎馬經過父親書房前，必須下來走，他就繞著走，拒絕向那個空房子致敬。他搬到大觀園以後，每日只和女孩子們在一起，或吟詩作畫，或彈琴下棋，或拆字猜枚，過的更是無拘無束、自由自在的生活。至於社交方面，他不滿足等級觀念對自己社交的限制，追求交友的自由。賈政把賈寶玉的社交活動嚴格地限制在高級貴族社會裡，不過他看穿了大貴族官僚都是些國賊祿蠢，無可學習之處。所以他選擇摯友的條件突破了等級的限制，以思想旨趣為準則，因此他的至友裡也有寒儒薄宦之家的秦鍾和身份卑賤的倡優蔣玉函等人。在婚姻上，賈寶玉也追求婚姻自主，他不聽周圍人的勸言，始終根據自己的標準進行選擇，只屬意於林黛玉。凡此種種，表明《紅樓夢》 的作者通過賈寶玉的獨立思考及其行為表露了他所想表露的某種思想。
第二，在「平等觀念」方面，作者主張「男女平等」、「嫡庶平等」、「主奴平等」、「貧富平等」等方面的觀念。以儒家思想為主的中國封建社會，幾千年來的傳統觀念都是男尊女卑，婦女地位低下，從孔子開始，就認為「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7]（《 陽貨》 ）。歷來的文學作品，雖也有為婦女鳴不平的，但只是哀其不幸，為之付出憐香惜玉之情而已。但賈寶玉則不然，他少年時期就已經提出了「女尊男卑論」。他說：「女兒是水做的骨肉，男人是泥做的骨肉。我見了女兒便清爽，見了男子便覺得濁臭逼人！」又說，「山川日月之精秀只鍾於女兒，鬚眉男子不過是些渣滓濁沫。」這一與傳統觀念大相逕庭的先驗的人性論思想，反映了強烈的男女平等要求。隨著年齡的增長，賈寶玉的這種女兒觀念，不光是嘴巴說，他還用實踐證明了它，甚至突破了階級的界限。他不但「待姊妹們都是極好的」，在一般情況下，即使對眾丫環也一樣友善相處，「每每甘心為諸丫頭充役」。特別是女婢晴雯之死，「其為質則金玉不足喻其貴，其為體則冰雪不足喻其潔，其為神則星日不足喻其精，其為貌則花月不足喻其色。」在中國歷史和古代文學史上，沒有一個貴族公子這樣讚美過他的婢女。
他主張嫡庶平等。賈府嫡庶之間等級森嚴，但賈寶玉是唯一沒有嫡尊庶卑思想的人。他對姨娘及庶出的弟妹，都平等相待，「並無親疏遠近之別」。趙姨娘和周姨娘到了怡紅院，鳳姐毫不理睬，賈寶玉起身讓坐。賈環因為是庶出，受到很多人歧視，賈寶玉認為「一般兄弟，何必他怕我」，從不拿嫡系兄長的尊嚴壓制他。這一切反映了賈寶玉雖出自正房，被當作鳳凰來養，又有封建法律和世風的庇護，他卻不恃尊而驕，處處以平等態度對待偏房及庶出，這就增加了他思想上的光彩。
賈寶玉也主張主奴平等。賈府的主子們把奴脾看成貓兒狗兒，頤指氣使，凌虐備至，賈寶玉是賈府中僅有的不拿主子架子壓制和凌虐奴脾的人。對待男僕，正如興兒所說：「也沒個剛氣兒，有一遭見了我們，喜歡時，沒上沒下，大家亂玩一陣；不喜歡，各自走了，他也不理人，我們坐著臥著，見了他也不理他，他也不責備。因此，沒人怕他，只管隨便，都過得去。」小廝遇到他，可以「一個個都上來，解荷包，解扇袋，不容分說，將寶玉所佩之物盡行解去」，他也不惱。對待女奴更不用說，他像對待自己的姊妹一樣關懷她們。賈寶玉以平等的態度對待奴牌，必然要給予女脾很多自由。怡紅院的丫環，可以恣情縱意地生活，嗑滿地瓜子，直呼其名，支使他幹活，也批評他的弱點，可見賈寶玉甘願放棄他的貴族少爺身份，把奴婢們看成是和自己有同等社會地位的人，這與儒家等級觀念大相逕庭。他也主張貧富平等。在充滿財勢觀念的賈府裡，賈寶玉絕不像其他人一樣嫌貧愛富。他意識到了人和人之間的不平等是貧富和財勢的差別所造成的。他覺察到他和秦鍾之間所以不能早日建立友誼，是因為他們之間存在著貧富等級差別，自己比秦鍾富貴。因此，他認為富貴「真真把人荼毒了」。這種認識接近西歐啟蒙主義思想家盧梭的認識高度。盧梭就認為人與人之間的不平等是財產分配不平等造成的。賈寶玉對貧賤的鄉下老太婆劉姥姥的態度令人感動。大家都戲弄她，連林黛玉也嘲笑她是「牛」，唯有寶玉尊重她，建議劉姥姥當香頭，增加收人，要來妙玉的成窯茶杯，送給她賣錢度日，對農民的艱難生活寄與深刻的同情。
《 紅樓夢》 的民主意識是對明末進步思想家思想的繼承和發揚，從該小說的思想內容中，我們確是處處可以看到前面所提眾多先進大師的影子。賈寶玉的人性自由思想來源於李贄「重情」、「重私慾」、「重私心」的思想，也來源於晚明文人對自己慾望的強烈追求。並且，言情大師湯顯祖的人性論中「貴生」和「明復」的思想，直接影響了《紅樓夢》中賈寶玉尊重人性的思想。不僅如此，馮夢龍《 三言》 小說中賣油郎秦重對女性的尊重，與賈寶玉對女性的體貼又是何等的相似。
《 紅樓夢》 民主意識的特徵，表面上主要表現為男女平等的層次上。對在幾千年以男子為主的中國封建社會裡受盡折磨的女性來說，小說作者對她們給予了中國史上未曾有過的極度尊重。歷史上沒有一個人像曹雪芹那樣那麼細心全面地去發現和分析女性的美。賈寶玉尊重女性當然不是性愛心理的表現。他尊重女性的思想背景裡面，有著對所有弱者的同情以及對所有美好事物的讚美。不過，《紅樓夢》 民主意識真正的特徵，在於對人性的尊重。賈寶玉基於中國傳統的仁愛思想和對宇宙萬物的尊重精神，連對「凡世間之無知無識」者也付出了關懷和多情。所以，在他的眼裡，世法平等且人人應該是被尊重的，這就是使這部小說成為偉大的人道主義作品的原因。
四、結語
綜上所述，透過賈寶玉，反映了《 紅樓夢》所蘊涵的以自由平等為主的民主意識。《 紅樓夢》 民主意識的最主要的價值，用一句來說，就是對人性的發揚和復歸，反對一切壓制摧殘人性的外物，賈寶玉的一言一行都體現了這一理念。他認為，人應順應天性成長，走自己的人生之路，創造一種出自天性、純乎自然、以己為中心、由本心出發的生活。這自然帶有資產階級個人主義的色彩，其出現於18 世紀處於封建社會的中國應是一大進步，也可以說是在文學作品中所反映的中國初步民主主義的意識。基於這種思想，他對於所有命運悲慘的被壓抑者及一切有無生命的東西，付出了無限的憐憫和關懷之情，所以魯迅也稱賈寶玉「愛博而心勞」[8]，對此人物和《 紅樓夢》 作出極高的評價。賈寶玉這種富於人性美的多情博愛精神，不外乎是以儒家「仁愛」精神為主的中國傳統讀書人的高貴情操。《紅樓夢》 的仁愛精神，可以說是在中國古典文學作品中大放異彩的中國民主主義意識最寶貴的精華，因為人與人之間的愛情和仁心能解決一切社會理念上的不和與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