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爾烈七十壽屏》小識之一
一、一件珍貴文物的發現
民間傳說清代翰林學士王爾烈有一嘉慶皇帝御賜的傳家寶，百數十年來，其子孫收藏甚秘，外間不知究竟為何物。偽滿時，日本文化特務妄圖攫取，曾許以二十頃土地和重修翰林府為代價收買，而未得逞。一九五六年四月，其六世孫王撫辰在黨的政策感召下，主動將這件文物獻給人民政府(現藏遼陽市文物管理所)。這原是王爾烈七十壽誕時，一些位高望重的人士共同贈送的一架屏風(以下簡稱《壽屏》)。王爾烈生於遼陽風水溝，四十五歲(乾隆三十六年)中二甲第一名進士，欽點為翰林院庶吉士。六年後為翰林院編修，校勘《永樂大典》的官員，參加《四庫全書》館工作，再後歷任鴻臚寺少卿、通政使參議、吏科給事中、順天府府承、提督學政、內閣侍讀學士、大理寺少卿等職。他博學多才，尤以詩文書法見長。當他七十壽誕之際，自有許多達官顯宦、社會名流為之祝賀，賀禮中的這架屏風，極不尋常，為歷來所罕見。《壽屏》為木框，銅折頁連接九扇大屏，每扇高二百厘米，寬三十二厘米，只可依牆而立，立時首尾兩扇向內曲，中間七扇平直，呈「凹」式。木框上下兩端粘有透雕壽字和牡丹花紋飾，屏心以青紫細絹為地，壽字花綾鑲邊，首尾兩扇的絹地貼條幅泥金紙。首扇上題「公祝誥授中憲大夫內閣侍讀學士加一級瑤峰王老大人七襄大慶」尾扇落款「龍飛嘉慶元年歲次丙辰正月庚寅上浣吉旦受業黃騂謹書。」中七扇，每扇屏心絹地粘有兩行14×14厘米的泥金紙方形屏畫，每行九幅，兩行十八幅，七扇十四行，共一百二十六幅。其中壽字九十一幅( 漢文八十三幅，滿文四幅，八思巴文三幅，蒙藏文兼用一幅)，詩詞五幅、松竹八幅、山水七幅、花卉十三幅、仙鶴一幅、人物一幅。周圍兩行是壽字，中間橫十豎五系詩畫，勻稱和諧，錯落有致。因以百體壽字為主，實為百壽圖。在一百二十六幅屏畫中，有一幅無署名，有兩幅為一人所作，實際具名的祝壽人應為一百二十四人。署款情況大致有三種：第一種是名籍之上署受業、宗侍、年愚弟以表與王爾烈的關係；第二種是名前署以兵部尚書、浙江道事務監察御史之類的職務官銜；第三種是只署本名，如程偉元。一百二十六幅畫的排列不是以祝壽人的職官地位為序，而是順從整個構圖的需要。這架屏風具有很高的藝術價值，其中有清代著名書法家的墨跡與一些知名人士的畫筆，當作另文評述，於此，僅就程偉元參與王爾烈的祝壽活動，略述我們探索一見。
二、《壽屏》說明
程偉元在北京曾活動於社會上層人物之間程偉元其人，於史無傳，由於他「出版」了《紅樓夢》這部文學巨著，才為人所知。但關於他的生平材料，至今發現的還不多。《紅樓夢》早期版本的序言中告訴我們，他與高鶚合作，整理、排印了《紅樓夢》，當書成全璧之後，「緣友人借抄，爭睹者甚夥」，這「借抄 」、「爭睹」「甚夥」的友人是哪些，向無可供考稽的文獻。《壽屏》的發現，首先可以使我們看到程偉元在北京交往活動的一個方面。進而它還為我們提供了一個關於《紅樓夢》後四十回來源的參考信息。這「後四十回」一般都認為是出自高鶚之手，但曹雪芹辛苦十年而又幾易其稿，真沒有全部完成嗎?有沒有未定稿、殘稿的原跡或抄本留下呢?我們認為留下的可能性是有的，而且程偉元在京交往的蹤跡，顯示出可能就是搜羅它。《壽屏》中有程偉元一幅水墨《雙松並茂圖》(即右數第九十七幅，第七扇第一行中之第五幅)，所畫兩顆松樹，蒼勁挺拔。用中鋒鉤勒，枝桿皺法不太明顯，松針有序，墨色濃淡變化不大，整個畫面顯得嚴謹、清肅。右下角著兩小方印：上鈐「程偉元印」，白文楷體；下鈐朱文，字跡不清。這幅小畫是為祝賀王爾烈七十壽辰而作。在《壽屏》上題詞作畫寫字的有百二十餘人。一幅幅字畫，完整、諧調地安排在一架屏風上，當是事先精心設計籌劃，有組織地進行的。《壽屏》首扇書有「公祝」二字，也正說明這是一次有組織的活動，那麼多人，並非偶然湊在一起的。這樣，那些參與製作《壽屏》的人們彼此之間也該有一定的交誼，至少也是相知的。因之，我們也就可以從而考察一下程偉元在北京活動於一些什麼人物之間了。為了搞清楚製作這一壽屏為王爾烈祝壽的一百二十四人的身份，我們先後翻閱了《清史稿 ‧列傳》、《明清進士題名碑錄》、《國朝貢舉考略》、《清代學者象傳》、《清史列傳》以及遼陽市文物管理所藏乾隆五十三年《王爾烈母親九十壽屏》等有關材料，發現有八十三人是隸屬於清政府中央內閣各部院、內府、諸卿等在京的行政官和鄉會試主考官，皆為文職，多是漢官。計有參贊大臣一人，各部尚書三人，都察院左都御史三人，各部侍郎九人，內閣學士四人，各寺少卿六人，給事中五人，各部主事六人，員外郎六人，國子監祭酒一人，郎中二人，各道御史十六人。最多者為翰林院官員。總之，他們不外是政界的達官顯宦或學界的名流耆宿。而程偉元之能與這些人一起參與一個有組織的向王爾烈祝壽的活動，則說明他已跨進當時上層社會的門檻，他的身份絕非一般的書商，而最低限度也是個足以附庸風雅的文士。以一個文士的身份躋入上流社會的活動，他在那個社會階層中過從較密的當也是一些文人學士，這也是《壽屏》中的人員成分可以證明的。
三、程偉元結交《四全庫全書》館的官員當是志在得書
《文物》一九七六年第一期，載有文雷同志《程偉元與〈紅樓夢〉》一文，提到一個名叫李的人，他與程偉元「不僅是一般的朋友，還是年輕時的同學」。李與王爾烈二人中進士是相差一年的前後科，後又同在翰林院，同在《四庫全書》館工作多年，王爾烈是校勘《永樂大典》纂修兼分校官，李是繕書處的分校官。因之，程偉元就有可能借李的引見而結識王爾烈以及《四庫全書》館的其他官員。從《壽屏》中具名的人物看，參加《四庫全書》館工作的竟有三十人之多，如當時任工部尚書、《四庫全書》總裁的劉墉，兵部侍郎、總纂官紀昀，順天學政、總閱官金士松，翰林編修、翰林院提調官百令，翰林院編修、武英殿提調官查瑩，翰林院庶吉士、《四庫全書》總目協勘官樑上國，翰林院編修、校勘《永樂大典》纂修兼分校官余集，司經局洗馬、校辦各省送到遺書纂修官翁方綱；翰林院編修、繕書處分校官瞿槐。翁方綱、程偉元同參加王爾烈的祝壽活動說明翁、程的已相互結識。翁方綱是擔任《四庫全書》校辦各省送到遺書纂修官工作的，所謂「校辦各省送到遺書纂修官」，就是接收送來的「遺書」，進行嚴格地審查挑選，只有多方面都合乎標準者才能收入。這就是說一切圖書都要經過翁方綱等人過目、查閱，初步決定毀或留。因此，他有可能最先看到《紅樓夢》原作和續作的「各種抄本」。與李「論詩」訂交的翁方綱自然是喜愛詩文的，《紅樓夢》不屬於經、史、子、集，卻是有文采的，他能輕易把它毀掉嗎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四庫全書》完成於乾隆五十二年，最後結束於乾隆五十五年，而《紅樓夢》「程甲本」問世於乾隆五十六年，「程乙本」問世於乾隆五十七年，這樣一張時間表難道完全是一種偶合嗎?但是，程偉元在《紅樓夢》序中介紹抄本來源時卻說：「一日偶於鼓擔上得十餘卷，遂重價購之……」。怎樣看待這句話呢?我們認為這只能是一種托詞。
第一，陳鏞在《樗散軒叢談》卷二，《紅樓夢》條中指出：「《紅樓夢》實才子書也。……巨家間有之，然皆抄錄，無刊本，曩時見者絕少」。試問「鼓擔」者如何能有呢?
第二，「鼓擔」者即使有之，在《四庫全書》編纂期間，查禁、銷毀之風盛極一時的情況下，怎敢拿到市上公然去賣呢?當然，程偉元之所以要這樣說，顯然是為了掩蓋抄本來源的事實真象，以防授書者遭到株連和不測。程偉元這種此地無銀的手法，恰好從反面為我們的設想提供了有力的證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