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樓夢中的 揚黛抑釵傾向
一
清張其信《 紅樓夢偶評》 曾說：「其筆下之作用，則以意淫二字為題，以寶玉為經，寶釵、黛玉與眾美人為緯。一經一緯，彼此皆要組織，妙在各因其人之身份地步，用畫家寫意之法，全不著跡，令閱者於言外想像得之。… … 其組織黛玉處，雖是寫意，尚屬實寫明寫，人皆看出，故有《 後》 、《 續》 等書。若寶釵一面，則虛寫暗寫，比黛玉一面，更覺無跡可尋。其實美人中以寶、黛二人為主，其組織處皆用雙筆對待之，故寶釵一面，人以為與寶玉無情，而為黛玉扼腕，非知《紅樓》 者也。」「後回組織黛玉是聞香，此回組織寶釵是聞香，故曰寫二人多用雙筆對待之。」俞平伯更明確地提出了「釵黛合一」說。他認為：「書中釵黛每每並提，若兩峰對峙雙水分流，各極其妙莫能相下，必如此方極情場之盛，必如此方極文章之妙。若寶釵稀糟，黛玉又豈有身份之可言。與事實既不符，與文情亦不合，雪芹何所取而非如此做不可呢？」（《紅樓夢研究》 ）
「釵黛合一」說與曹雪芹的本意是符合的。第五回「正冊」題詩即將二人同詠：「可歎停機德，堪憐歎絮才！玉帶林中掛，金簪雪裡埋。」一個偏於德，一個偏於才，二者都是曹雪芹所珍視的。至於〔終身悟〕 ：
都道市金玉良緣，俺只念木石前盟。空對著山中高士晶瑩雪，猶不忘世外殊寂寞林。歎人間，美中不足今方信，縱然是齊眉舉案，到底意難平。
所謂「美中不足」，並非說賈寶玉不喜歡寶釵，而只是說他與寶釵的婚姻儘管「美」，但失去了林黛玉，畢竟是人生憾事。寶釵不能取代黛玉，黛玉也不能夠取代寶釵，這是因為，賈寶玉對她們的愛，其心理基礎是不一樣的。對寶釵的欣賞首先基於人類的生存需要：人要生存，就必須「賢」，必須按照文化規定來做人，否則就會被逐出正常的生活秩序；對黛玉的欣賞則主要基於人類的進化需要：完全遵守傳統的文化規定，人便喪失了創造性與活動，因此，某些不合乎傳統文化規範的言行，可能正是新的更健全的規範的萌芽。此外，「環肥燕瘦」，薛寶釵與林黛玉的風格相異的美，也是她們相互不能取代的原因。
曹雪芹兼重釵、黛，這一主觀意向曾由脂硯齋明確道出，比如庚辰本第四十二回回前批語：
釵、玉名雖二個，人只一身，此幻筆也。今書至三十八回時已過三分之一有餘，故寫是回，使二人合而為一。請看黛玉逝後寶釵之文字，便知余言不謬矣。
第四十二回是釵、黛關係極為融洽的開始，此後《 紅樓夢》 還反覆渲染過她們姊妹般的傾肝巧膽的信任。比如第五十八回、
賈母又千叮嚀萬囑咐托他（薛姨媽）照管黛玉，自己（薛姨媽）素性也最憐愛他，今既巧遇這事，便挪至瀟湘館和黛玉同房、一應藥餌飲食，十分經心。黛玉感激不盡以後便亦如寶釵之稱呼，——連寶釵前亦直以「姐姐」呼之，寶琴前直以「妹妹」呼之：儼似同胞共出，較諸人更似親切。
這類文字既寫出了黛玉的純真，也見得寶釵的確厚道溫柔，不僅賈母、王夫人喜歡她，周圍下人敬重她，連黛玉也真心地愛戴她。毫無疑問：在曹雪芹的構思中，釵、黛二人不是對立的，而是互補的。「合一論」符合儒家的中庸原則，也符合曹雪芹的原意。
二
然而，揚黛抑釵傾向在《 紅樓夢》 評論中始終居於主導地位。高鶚續改《 紅樓夢》 ，就已通過部分情節，暗示寶釵的心地不是那麼善良，並讓讀者感到有個邪惡的「釵黨」存在。犀脊山樵《紅樓夢補序》 ：「余在京師時，嘗見過《 紅樓夢》 元本，止於八十回，敘至金玉聯姻，黛玉謝世而止。今世所傳一百二十回之文，不知誰何倫父續成者也。原書金玉聯姻，非出自賈母、王夫人之意，蓋奉元妃之命，寶玉無可奈何而就之，黛玉因此抑鬱而死，亦未有以釵冒黛之說，不知倫父何故強為此如鬼如域之事，此真別具肺腸，令人見之欲嘔。」他稱高鶚為「誰何傖父」，自是不妥；但他指出續書才有「以釵冒黛」的情節，也許並非捏造。在高鶚以後，抨擊寶釵而同情黛玉的議論更是聯篇累犢，凡此種種，不必引述。
揚黛抑釵傾向的形成，與高鶚對《 紅樓夢》 的續改是有聯繫的，但追根溯源，包括高鶚的續改在內，都反映了一種共同的社會文化心理。它由相互聯繫的三個方面私匯而成，
首先，這是僧惡文化規範的一種表示人類社會一向存在著對文化的不端。人是文化的存在。人並非憑本能生活，而必須遵守待別的生存習慣，亦即按照文化規定來生活。儘管地球上曾經出現過多種不同類型的文化，但它們卻一致地向人提出要求：人成為人，成為從非自然產生的東西。我們必須不斷克服自己，以達到文化所標示的高度，我們必須努力進取，以滿足我們自己或他人對我們的期望。文化不停地向我們發號施令，壓制我們，逼我們上進，使我們越活越累。作為被壓制的一方，人的內心深處潛伏著反抗文化的傾向。人類希望減輕自己的負擔，活得快活些。因此，在歷史上，每隔一段時間，幾乎都有思想家挺身而出，呼籲大家放棄文化，回到一任本性行動的狀態。儘管人必須是文化的存在，放棄文化等於放棄人自己，但是，許多人仍然歡迎這類放棄文化、反對文化的宜言，他們願意得到寬慰，井熱衷於把文化提出的要求鄙薄為「世俗之見」。遠在先秦，《莊子》 雜篇《 盜跖》 就揚言：
今吾告子以人之情：目欲視色，耳欲聽聲，口欲察味，志氣欲盈。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除病疾死喪憂患，其中開耳而笑者，一月之中不過四五日而已矣。天與地無窮，人死者有時，操有時之具而托於無窮之間，忽然無異騏驥之弛過隙也。不能說其志意，養共壽命者，皆非通道者也。
自然，林黛玉的人生內容並非追逐本能的暢適，但她沒有那種世俗的希冀寶玉宦達的念頭，卻是事實；賈寶玉所謂「天地靈淑之氣只鍾於女子」就因在他看來．女子較少被文化所傷，較少受到乏化的壓－—— 林黛玉正比較典型地體砌出這種自然的風貌。而寶釵則一再勸寶玉留意於仕途經濟做個「正聖」人，即做一個合乎文化規定的人。許多《紅樓夢》 評論者因此厭惡寶釵而親睞黛玉，比如塗瀛《紅樓夢論贊》 「世俗之見，往往以經濟文章為真寶玉，而以風花雪月為假寶玉，豈知經濟文章，不本於性情，由此便生出許多不可問不可耐之事，轉不若風花雪月，任其本色，猶得保其不雕不鑿之天。」許葉芬《紅樓夢辨》 ：「人固不可無高人之行，然高人之行，人非之。人固不可有隨俗之見，然隨俗之見，人好之。黛玉、寶釵，殆其人乎？」其中隱含的正是對文化的怨意，希望從人應該履行的（或日按照文化規定應該履行的）行為準則中解脫出來。
其二，揚黛抑釵傾向是不滿於傳統的一種表示。人類是理性的存在。但被限定的某種對理性的解釋亦即傳統並不具有永恆的合理性，而失去合理性的傳統卻頑強地壓抑著人的個性的舒展。傳統一向被看作是神聖的、不可侵犯的，必須一代一代地往下傳。共同的傳統塑造了我們，後來者的獨創性由於傳統的擠壓而被限制住了。這當然是不合理的。正如不存在文化的永恆理想模式，也不存在人類的永恆理想模式。既然人曾規定過行為模式，那麼，人也能再規定行為模式。所以，我們有必要與傳統保持距離，以便肯定或否定傳統。在它不再有充足的存在理由時，我們可以改造它，或者放棄它。狂飆突進運動時期的一些浪漫主義作家甚至認為：意識和理性是我們的不幸，它窒息了我們的天性的深沉，並封鎖了我們最深的能量之流。它引導我們走向不可挽回的迷途，永遠不能刺穿並越過表層，它所帶來的總是人為的。受大體相近的想法驅使，中國的一部分思想家亦極力推崇擺脫傳統拘束的「狂」的人格。魏晉明末，都曾湧現出大量的逸出常規的「狂生」。周作人《陶庵夢憶· 序》 以為：「明朝人即使別無足取，他的狂至少總是值得佩服的，這一種狂到現今就一點兒都不存留了。… … 專以苛細精幹見長，那種豪放的氣象己，全然消失，那種走遍天涯找尋《水滸傳》 腳色的氣魄已沒有人能夠瞭解，更不必說去實行了。」擺脫了依循於傳統的「苛細精幹」，人生就能展開更為純樸渾厚的鏡界，據此，若干《 紅樓夢》 評論者斷定，率性而行的「無腸」的黛玉，其人生境界高於「外靜而內明，平素服冷香丸，覺其人亦冷而香」的處處照傳統行事的寶釵。朱作霖《紅樓文庫》 說：「雖得婦如釵，實無遺憾，然如釵者人得而妻之，如黛者人固不得而妻之也。不得而妻，而黛玉於是遠矣。」又塗瀛《 紅樓夢論贊》 卷三：「或問：『子之處寶釵也如何？』曰：『妻之。』… … 『處黛玉也將如何？』曰：『仙之。』」許葉芬《 紅樓夢辨》 ：「黛玉近於薄，薄也而實厚；寶釵似乎厚，厚也而實薄。」他們的看法是一致的：擺脫了病態的理性束縛，生命可以臻於超世拔俗的高度。
其三，歷代權勢人物借文化規定為自身謀利益的行徑導致了尤其廣泛、強烈而持久的對文化的敵意。
文化與人的本能的矛盾在生活中常常呈現為言與行的不一致，或者心靈與言行的不一致。遠在文化的核心內容之一即「禮」產生時就已先天地具有這種品格。荀子《禮論》 指出：「禮起於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求，求而無度量分界，則不能不爭。爭而亂，亂則窮。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義以分之，以養人之欲，給人之求。使欲必不窮於物，物必不屈於欲，兩者相持而長，是禮之所起也。」所以，人之守禮，不是人的本性，而自始至終是在一種強制的狀態下。其「偽」是在情理之中的。荀子《性惡》 因此毫不諱飾地承認：「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順是，故爭奪生而辭讓亡焉；生而有疾惡焉，順是，故殘賊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聲色焉，順是，故淫亂生而禮義文理亡焉。然則從人之性，順人之情，必出於爭奪，合於犯分亂理而歸於暴。故必將有師法之化、禮義之道、然後出於辭讓，合於文理，而歸於治。甲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偽也。」「凡禮義者，是生於聖人之偽，非故生於人之性也。」「偽」即「人為」，即文化的規定，是人塑造自己的模型。它不是依靠自然，而是依靠習俗。它產生於主觀善良的信仰，所認為的必然和應該。一句話，人為了完善自己而創造了知識的傳統、世界觀、道德風尚和社會秩序。「偽」的歷史作用是偉大的，沒有「偽」，人類可能永遠停留在野蠻的近似動物的狀態。
但是，文化規定的後果並不全是美妙的。「竊鉤者誅，竊國者為諸侯；諸侯之門，而仁義存焉。」（《 莊子· 胠篋》 ）文化規定在許多情況下並不是自主的，而只是強大的現實階層的特別表現，或者至少從它獲得了方向和內容。換句話說，文化規定的目的不是要使整個人類昇華，而只是為了保護部分統治者的利益。季新《紅樓夢新評》 指出：
秦漢以來，所謂禮者，其精神全在千擁護專制，章章如此矣。抑非獨秦漢以來為然，即古先王之制禮，其意亦未嘗不在千是；考之《禮經》 ，不可掩也，特未如泰然以來之甚耳。
「成則王侯敗則賊」，統治者可以使文化規定服務於自己，這樣，文化就演變為部分人牟取私利的工具，而那些倡導並謹守文化規定的「聖賢」其目的也正是想從強權者手中得到一絲半粟的好處。因此，《莊子· 盜拓》 不無道理地認為歷史上的商湯、周武，均屬「亂人之徒」，而孔子等「聖人」則是靠迎合這些「亂人」以分取余潤，比起盜拓來，他們是更為險惡的強盜。盜拓指斥孔子說：「今子修文武之道，掌天下之辯，以教後世；縫衣淺帶，價言偽行，以迷惑天下、之主，而欲求富貴焉，盜莫大於子。天下何故不謂子為盜丘，而乃謂我為盜拓。」盜拓的意思是很明白的：我拓是坦率地做強盜，而你孔丘卻是以「文武之道」（文化規定）為工具來竊取富貴，外仁而內盜，真是方卑鄙了！太狡猾了！
在《 紅樓夢》 評論中，我們發現，對於薛寶釵的指責，最嚴厲的一種，正是罵她「偽善」以圖厚利，是外仁內盜的陰謀家。馮家青《紅樓小品》 言辭激烈地抨擊道：「寶釵其奸雄之毒者乎裡其於每卿，則教之憐之，推情格外，以團結之。誠知與賈母之親則不若黛玉，與寶玉之密又不若黛玉，唯故作雍容和厚之度，以邀時譽，而後之謀成志遂，使深卿死而不恨，吁可畏哉！' ，許葉芬《 紅樓夢辨》 亦云，「寶玉論婚，讀《 紅樓夢》 者，僉歸咎於鳳姐之贊成，王夫人之偏愛，而不知實賈母力主之，寶釵自致之也。黛玉非無家者，賈母接之於如海生時，愛之與寶玉等，此中原有深意。寶釵後至，雖有母而不能自媒，計唯有極力自炫，浸使賈母愛黛玉之心移之於己，斯不患錦標飛去矣，故處處力反黛玉之所為。黛玉尖穎，寶釵則渾厚，黛玉清高，寶釵則和同，黛玉多愁善病，寶釵則長樂永康。匪直此也，寶釵之於賈府，不過親戚往來已耳，而曲曲折折，仰體府窺，雖屬寄居，儼如作婦。金釗死，寶釵情願以己新製衣服為鹼，此探春姊妹所不能者，而寶釵能之。配藥需用人參，如尤氏、鳳姐所不能者，而寶釵能之。原書稱寶釵於日間於賈母、王夫人處，承色陪座，王夫人以事外出，會鳳姐病，寶釵晝則理事，夜則巡園，如並寶玉所不能者，而寶釵亦能之。書中又稱寶釵於女工常至夜半，此兩府婦女所均不能者，而寶釵獨能之。人家擇婦，德言容工而已，寶釵所為，全乎否耶？觀於賈母之言曰：『最好是寶丫頭。』絕非當面奉承姨媽，千真萬真，蓋已心許久矣。熙鳳之贊成，要是仰體聖意耳。」經過這祥的解釋，寶釵就不僅不是一個人格高尚的姑娘，而且比那些公然做壞事的傢伙更壞，因為她的所有善行背啟，都隱藏著不可告人的動機。文化規定先天捎來的「偽」的品格使部分讀者過分敏感，他們不相信竟有真心誠意追求道德完善的人。
結語：《 紅樓夢》 評論中的揚黛抑釵傾向，就其與曹雪芹原意的不符而言，它是不合理的；但作為一種社會文化心理的反映，卻值得我們重視。明清的幾部著名的古典小說中，作者所真心塑造的道德楷模如宋江、劉備，都有被罵作偽君子的記錄，把他們和薛寶釵放在一起考察，也許能得到更多的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