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雪芹續妻考（一）
一、引言
《紅樓夢》作者曹雪芹——這位在中國和世界文學史上應當用金字來大書的偉大的文學家，他的一生，也實在太坎坷而令人慨歎了。他給我們的古典文學寶庫留下如此輝煌的一筆財富，自己卻潦倒終生，默默無聞地離開了人世，隱沒在歷史的迷茫的煙霧中……
直到現在，人們尚未從任何一種可靠的歷史文獻中，尋覓出有關曹雪芹生平事跡的詳細記載，甚至從他的家族譜牒上，也難以找到其蹤跡。如今據以瞭解他的身世概貌的惟一可靠線索，僅僅是他的幾位朋友留下的幾首題贈或悼念他的詩篇，以及偶爾提到他的零零星星的文字。
正是從曹雪芹的一位朋友的詩篇裡，我們瞭解到他曾有過續絃的經歷。
愛新覺羅·敦誠在曹雪芹去世的第二年春天，寫了一首《挽曹雪芹》詩。其頷聯云：「孤兒渺漠魂應逐，新婦飄零目豈瞑！」原稿在「孤兒」一句之後，有小注說：「前數月，伊子殤，因感傷成疾。」說明曹雪芹的兒子死在他之前。其時，雪芹夫婦尚在，詩人竟稱其子為「孤兒」，則又說明這孩子是雪芹前妻所生——當然也就說明，孩子的生母已經早喪。後面緊接著的「新婦」之稱，不僅可以印證這一點，而且清楚地表明：雪芹後來又續娶了一位妻子。
然而，這位在詩篇中一閃而過的「新婦」究竟是誰，她的身世遭際以及與雪芹結合的情況到底怎樣，卻別無史料可稽，至今仍是不解之謎。
二、過去的研究情況一瞥
在紅學史上，人們打從一開始考索曹雪芹的家世起，便同時注意到了對這位「新婦」的探討。
最早提出這一問題的是胡適。他在1921年出版的《紅樓夢考證》裡，曾以「自敘說」的觀點，對「新婦飄零目豈瞑」之句作過這樣的猜測：「一個飄零的新婦，這是薛寶釵呢？還是史湘雲呢？」其表述方法或許不足取——把《紅樓夢》書中的藝術形象，同現實生活中的人物完全等同起來了——但在當時人們對此一無所知的情況下，能大膽提出這麼一個假設，卻也具有某種啟迪性的作用。
周汝昌先生在1949年載於《燕京學報》的一篇文章裡，以及在1953年出版的《紅樓夢新證》一書中，都曾根據對《紅樓夢》脂評本的研究，作出過一種驚人的推斷：認為在曹雪芹身邊為他批注《紅樓夢》的脂硯齋，正是一位女性；她的身世情況，大約相當於書中的史湘雲。這一觀點最初曾轟動一時，後來因為逐漸被一些研究者所駁難，便慢慢被人淡忘。我認為，周先生當時提出的論據儘管不太充分，又伴隨著一些明顯的謬誤（如將脂硯齋與畸笏叟混為一談等），卻包含了許多具有重要意義的創見，為我們進一步解決這一涉及曹雪芹生平和著書經歷的重大問題開闢了道路。正由於周先生的論點長期受到忽視，致使有關曹雪芹續妻問題的研究，在長達三十年的時間裡，幾乎完全處於停滯不前的狀態。直到最近，吳恩裕先生根據新發現一對曹雪芹箱篋上的文字，判斷出被上面的某些文字稱為「芳卿」者，即是他的續妻，這一瀕於絕境的難題，才又露出了一線生機。
箱子的發現，對於曹雪芹續妻問題的研究，無疑是一個重大突破。尤其是關於她的名字的線索，好比一把打開這神秘之門的鑰匙。但是，在吳先生所著傳記故事《曹雪芹之死》中，不單讓曹雪芹呼喚其妻為「芳卿」，而且在吳先生自己的敘述文字裡，也一概照此稱呼，卻顯然不太妥當。因為，仔細研究箱子上的全部記載，「芳卿」，並不是她的名字，而是一種當時習見的暱稱，就像脂硯齋在批語中時時稱林黛玉、薛寶釵、花襲人為顰卿、寶卿、襲卿一樣。只不過有了這種稱呼，確實可以為我們瞭解她的真名實姓和其他有關問題，提供一條重要線索。
本文正是以上述的這些研究成果和新的發現作為起點，繼續向前探索。
三、「芳卿」的真名叫什麼
「芳卿」之稱，出自新發現這對箱子上面的五條手書目錄。這便牽涉到箱子本身的真偽問題了。
目前有相當一部分學者，對這箱子，以及對前幾年發現的《廢藝齋集稿》抄摹件的真實性，均表示懷疑。我以為，這些學者——特別是中國社會科學院的陳毓羆、劉世德先生——對《廢藝齋集稿》的確提出了不少值得引起重視的疑點，需要認真加以研究；但要據此徹底否定它的真實性，恐怕仍嫌證據不足。至於箱子，學者們所持的否定性理由就更顯薄弱了。據我所知，他們的理由主要有兩點：其一，認為上面的文字和圖畫有許多矛盾，顯得不正常。這一點我認為並不是什麼大問題。因為，懷疑它的人所感覺到的那些矛盾和不正常之處，大都是以吳恩裕、馮其庸先生對這些字畫的初步分析作為依據或作為靶子去提出質疑的。但吳、馮二位的分析，只是一種初步探索，未必就盡合於箱子字畫的實際情況。若僅以箱子字畫與某一種解釋之間有矛盾，便斷定箱子本身不真實，未免有點本末倒置。筆者另撰有《曹雪芹箱篋字畫新探》一稿，即提出了與吳、馮的解釋不盡相同的意見。假如以我個人對箱子上面這些字畫的理解來看，人們原來覺得矛盾和不正常的問題，似乎都可以冰釋。其二，有人還提了一個很簡單的理由：箱子上的五條手書目錄的字跡，和以前發現的曹雪芹手書《廢藝齋集稿·自序》雙鉤摹件的字跡，純出一人之手，既然《集稿》包括其中的曹雪芹字跡可以認為是偽造，那麼，有著同樣字跡的箱子，也就斷不可能是真。這理由簡捷而痛快，然而簡捷之中不免也有一點簡單化。首先，作為這樣演繹推理的大前提——《集稿》系偽造——目前尚難確證。其次，箱子的問題還不能與《集稿》等量齊觀，箱子現在是以實物的具體形態面世的，且經文物專家鑒定，其木質結構確係乾隆舊物。如果我們拿不出確切可靠的證據去直接否定它上面的字畫的真實性，那是不好用另外一件並非原物的描摹件所存在的某些難以證實的矛盾，來反證這一客觀存在的實物為偽的。因此，要辨別這兩起具有內在聯繫的文物資料的真偽，在目前的情況下，重點應該放在已有的實物即箱子上面，而不應該是相反。
正是基於這樣一些認識，筆者在綜合各方面材料研究曹雪芹續妻問題的時候，便首先引入了一點有關箱子字畫的材料，姑且算作是對辨別箱子真偽的問題所作的一種間接的探索吧。
手書目錄的前兩條，是某人「為芳卿編織紋樣所擬訣語」和「所繪彩圖」的「稿本」；後三條，則是「芳卿自繪編織紋樣」和「織錦紋樣草圖」的「稿本」。這似乎表明，曹雪芹所著《廢藝齋集稿》中講編織的部分，原是和一位被他親暱地稱為「芳卿」的人一起編寫的。同時，從這寥寥無幾的幾條稿本目錄還可看出：當時這箱子裡面，似乎並沒有存放整個的《廢藝齋集稿》，而僅僅存放了同「芳卿」參與的那一部分工作有關的草稿，當然也就更不可能存放曹雪芹的「冰雪文」《石頭記》稿本了。這就說明，它原本並不是什麼「書箱」，而只是「芳卿」個人存放雜物的箱子。如果從距手書目錄不遠處另筆題寫的一首「悼亡詩」的內容來看，它甚至可能是一對衣箱——至少裡面存放過不常穿用的嫁衣。而且從形制上看，這一對箱子與北方人常常放置在炕頭裝衣物的「炕箱」十分相似。這也可以間接地證明它確是「芳卿」其人存放衣物等件的箱子。至於後來的收藏者是否曾全然用它來裝書籍和文稿，則另當別論了。
箱子上面的手書「悼亡詩」，系用小楷書寫，且有隨寫隨改的痕跡。似乎是這位寫詩的女子在丈夫剛死不久，打算清理箱內的嫁衣去變賣，才因一時的感情衝動而即興題寫的。詩雲（方括號中的字句，是修改劃掉的部分）：
〔喪明子夏又逝傷，地圻天崩人未亡。〕
不怨糟糠怨杜康，乩諑玄羊重克傷。
睹物思情理陳篋，停君待殮鬻嫁裳。
〔才非班女書難續，義重冒……〕
織錦意深睥蘇女，續書才淺愧班孃！
誰識戲語終成讖，窀穸何處葬劉郎？
再看箱門外面鐫刻的字畫。兩隻箱子相互對稱地刻著兩叢蘭花。其中一隻，蘭花下面半臥一石，蘭花上面則題刻著一首五言絕句：
題芹溪處士句
並蒂花呈瑞，同心友誼真，
一拳頑石下，時得露華新。
題詩的人顯然是站在蘭花的立場上，在稱頌頑石——詩題既然標明是《題芹溪處士句》，自然就是稱頌以「頑石」自寓的曹雪芹了（芹溪是雪芹的號）。詩中又以「並蒂花」比喻題詩人與雪芹的關係，則又進一步表明，題詩的人正是曹雪芹的妻子，即後來「睹物思情」題寫「悼亡詩」的那位女子。
另一隻箱子的蘭花旁邊，則刻有：
拙筆寫蘭——
清香沁詩脾，花國第一芳！
乾隆二十五年歲在庚辰上巳
看來，這應該是畫蘭的人所寫的落款。其字跡和語氣，都與前一隻箱子上的題詩有著明顯的差異。但是，這作畫落款的人，會不會如吳恩裕、馮其庸先生所說是曹雪芹的朋友呢？我看不可能。因為其中的兩句題詞，與前面的題詩正好語意相對，不僅不去稱頌象徵雪芹的頑石，反倒是站在頑石本身的角度，十分親暱地讚美蘭花——就像在畫面上把蘭花當作主體，反而把頑石處理成可有可無的陪襯物一樣。這樣的畫面，這樣的題詩，如果理解為是出自雪芹的朋友或別的什麼人之手，恐怕既違背朋友之間的起碼禮節，更與封建社會男尊女卑的觀念和習俗相去太遠。所以只可能解釋為：是擅長丹青而又具有「女尊男卑」思想的曹雪芹，在送給妻子使用的箱子上，以作畫題詞的方式在熱情讚美他那以蘭花自比——甚至可能其名字就與蘭花有關——的妻子。
請重讀一遍這兩句題詞：「清香沁詩脾，花國第一芳！」末尾明現著一個「芳」字——與「芳卿」之稱相吻合；開頭，則暗隱著一個「蘭」字——雖是暗隱著的，亦早被前面的「拙筆寫蘭」所點明。我們將一頭一尾，一隱一現的這兩個字連接起來，便恰好組成了一個完整的女性的名字——「蘭芳」。
曹雪芹果真會來這一手嗎？
當然會。不妨回顧一下《紅樓夢》第五回的描寫。單是暗寓林黛玉、薛寶釵、史湘雲等人命運的冊子題詞，便有什麼「玉帶林中掛，金簪雪裡埋」，「湘江水逝楚雲飛」之類。這與箱子上的兩句題詞手法何其相似！既有明現著的「林」、「玉」、「湘」、「雲」，又有以「金簪」暗隱的「寶釵」，甚至還有諧音的「帶（黛）」、「雪（薛）」，等等。
筆者並不主張在學術研究中像以前的「索隱派」那樣，一味地去搞什麼拆字猜謎的文字遊戲。但在某些具體問題上，又不能不看到，身處兩百多年前那種特定歷史條件下的曹雪芹，也確有某些玩弄文字遊戲的實際表現。我們不是常說「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是馬克思主義的活的靈魂」嗎？這又何嘗不是學術研究中應當遵循的正確方法和準則呢！
但是，有人或許還會疑惑：既然題詞的末尾明現著一個「芳」字，則盡可以同開頭那個明現著的「清」字相連屬，組成像吳先生所稱的「清芳」這樣的名字，為什麼偏要轉一個彎子，去尋找暗隱著的「蘭」字來組成什麼「蘭芳」呢？
這就要求我們看問題不能光看表面現象，而應透過現象去看它的本質了。假如簡單化地將一頭一尾所顯露出的「清芳」二字看作雪芹之妻的名字，雪芹此舉就未免太浮淺。而更重要的是，「清」字，在這裡顯得很孤立，與整個箱子上的字畫，並無有機聯繫。它的實際意義也並不像它在語法上所擔當的角色那樣，能對題詞中的主語「香」真正起到規定性的修飾作用。換一種形象的說法：這兩句題詞的主語——「香」，儘管掛了個「清」字的招牌，卻仍屬身份不明，它實際上還受到另一個沒露面的詞兒所左右。而通觀整個詩畫，則既可以將畫面所繪之物「蘭」，當作真正能決定主語「身份」的定語，同時又可以將畫面所繪之物所實際象徵和讚美的那個人的名字，放在這同一個位置上。以曹雪芹高超的文字技巧和深邃的思維能力，他顯然正是要巧妙地將這二者在內容和形式上都融為一體。
因此，我們便有充分的理由認為：緊扣字畫內容而又神龍見「尾」不見「首」的「蘭芳」二字，才真有可能是曹雪芹續妻的真名。
四、從名字引出的「巧合」
令人感到驚訝的是，當我們推斷出曹雪芹的續妻名叫蘭芳之後，便接踵而來地遇到不少並非偶然的巧合。
例如，根據《紅樓夢》中有關史湘雲的描寫和暗示，印證脂硯齋與畸笏的有關批語，可以約略窺見：在八十回後的佚稿中，那位與湘雲訂了婚的「才貌仙郎」，雖然要與她結合，但好景不長，很快就因某種變故而與之永遠分離了。這一變故的發生，大概與第三十一回中所提到的一對金麒麟有著直接關係。所以回目中便有「因麒麟伏白首雙星」的話。而這一對金麒麟中的一個，不知什麼原因，後來竟由一位與賈府有故交關係的貴公子衛若蘭佩戴到射圃，從而引出一段故事來。這是一段什麼樣的故事，我們已無從得知。可是現在，我們從曹雪芹為這位貴公子所取的名字之中，卻看到了一個令人驚異的線索。
《紅樓夢》一書在人物的姓名安排上，一貫使用象徵、諧音等手法，藉以暗寓作者的某種心曲，這是盡人皆知的事實。就連主人公賈（假）寶玉，亦含「頑石」之意；元、迎、探、惜四姊妹，則諧「原應歎惜」的感慨語；那些次要的人物，當然就更可以隨心所欲地寓意諧音了。如甄士隱，諧「真事隱」；卜世仁，諧「不是人」；十二國公，寓十二地支；等等。
而這位佩戴了金麒麟（注意！這是與史湘雲的命運和歸宿有特殊關係的物件）來到射圃的人，偏偏被作者取了個不男不女的名字——衛若蘭，也就不能不使人懷疑：它是否包含著某種特殊的意義？過去我們對此並不理解。現在一聯繫蘭芳的名字，便疑竇頓開——「衛若蘭」，豈不就是「衛護那像蘭花一樣的人」之意嗎？或者說得更確切一點，他就是「蘭芳的保護人」。
衛若蘭這個人物，在八十回之前並沒有被具體的描寫，只在為秦氏送殯的客人名單中出現過一次。可見，他是作者專為描寫史湘雲的結局而設計的過場人物。現在我們無意中發現，他的名字竟與雪芹續妻的名字相關合，豈不間接地證明蘭芳確是書中史湘雲的生活原型麼！甚至還可以間接地透露出：《紅樓夢》佚稿中發生於射圃的故事，很有可能是因衛若蘭所佩金麒麟的牽引，才挺身救護了湘雲。「衛若蘭」者，亦即衛湘雲也。曹雪芹給這一過場人物所取的「怪名」，原來包含著如此隱曲的意思在內！
巧合之二。從暗寓蘭芳名字的兩句題詞，我們很自然地會聯想到脂硯齋所珍藏的那塊「素卿脂硯」上的題詠。據考，這塊硯石原為明代萬曆年間蘇州名妓薛素素之物。硯蓋內所刻薛氏小像的旁邊，鐫有「紅顏素心」四字篆文，這本身就巧妙地雙關著「脂硯」的特徵和薛素素的名字。硯背所刻明代著名文士王稚登書贈薛素素的一首五言律詩，其尾聯云：「芳心在一點，余潤拂蘭芝」，也是一語雙關，既表明這是一塊調和胭脂作朱墨的「脂硯」，又表明薛素素小字潤娘，善畫蘭花之類。古代文人墨客常有的這種把戲並不足怪，奇怪的倒是：「芳心在一點，余潤拂蘭芝」，又恰好與蘭芳的名字撞了車。
請注意！在這塊硯石的側面，分明刻著：「脂研（硯）齋所珍之研其永葆」。說明替《紅樓夢》作批注的脂硯齋，不僅非常珍視這塊硯台，而且十分敬慕硯石的原主人薛素素——竟然毫不理會世俗之見，用了這位明代娼女（當然也是一位女詩人和女畫家）的硯石名稱（「素卿脂硯」），作為自己批注《紅樓夢》的署號；甚至還將這一署號鄭重其事地刻在硯石上，要與之共存永葆。這在當時那樣的封建社會裡，尤其在一位出身於八旗貴族家庭的舊文人身上，已經夠「出格」了。現在蘭芳這個名字又恰好與硯石題詞相關合，就不能不使人聯想到：脂硯齋除了以硯取號之外，是否還曾因硯而取名（或更名）呢？
諸如此類的一些因曹雪芹續妻的名字而引出的貌似巧合的現象，從某種意義上說，不僅可以進一步增強「蘭芳」這一名字的可靠性，而且無形中把「新婦」——史湘雲——脂硯齋這三者聯繫到了一起，間接地為周汝昌先生數十年前提出的大膽推斷，注入了新鮮的血液和生命的活力。
為了進一步弄清這一點，不妨再來探索一下與此有關的一些由來已久的疑案。
五、「新婦」為什麼銷聲匿跡
曹雪芹的生前好友，包括目前人們熟知的敦誠、敦敏、張宜泉等人，在他們的著作中留下了相當數量涉及曹雪芹的詩文，這就為我們今天研究曹雪芹生平事跡提供了極珍貴的史料。然而，人們百思不解的是，除僅有提到「新婦」的那兩句詩之外，這些朋友似乎都不約而同地對雪芹這位頗有學識的續妻保持著緘默。
就拿提到「新婦」的那首詩來說吧。既然「孤兒」句都加了注，「新婦」句更應該加注——因為雪芹的這些朋友都是詩人，也特別推重別人的詩才，他們是決不應該忽視這位能詩善畫的雪芹之妻的。然而，寫《挽曹雪芹》詩的作者敦誠，偏偏表現出一種有違常情的態度，在「新婦」句後面，給歷史留下了一片奇怪的空白。
為曹雪芹寫作《紅樓夢》充當助手的脂硯齋和畸笏，似乎也是這樣。現已知道，蘭芳在雪芹逝後所題的悼亡詩中，曾明白流露出續書之意（「續書才淺愧班娘」雖屬自謙，而敢於類比班昭，僅稱「才淺」，即可想見其氣度）。我們在清代一些讀書人的零星記載中，也確實能見到，在雪芹死後不久，已經有人寫出過與高鶚所續後四十回完全不同的另一種續書的描述。然而奇怪的是，脂硯齋和畸笏在自始至終批注《紅樓夢》的過程中，不僅絕口不提雪芹有這樣一位可能成為著書助手的妻子，甚至連有人打算續書或已在續書的情況，亦從未洩露。
曹雪芹本人的態度又怎麼樣呢？我們通過對《紅樓夢》以及目前所知其他種種材料的研究，已經可以證明，無論從思想、學識、品格、胸襟等任何一方面去衡量，曹雪芹都堪稱是那個時代中空前出類拔萃的優秀人物。應該說，像他這樣學識淵博而又曠達不羈的人，對於自己所極力讚美的愛妻，絕不可能因為妻子的思想觀念與自己不盡相同，或因她有其他的什麼隱痛或缺憾，便對其抱成見、避嫌疑。但恰恰在這個問題上，曹雪芹也像是隨波逐流似地與其他親友一樣表現出某種奇怪的謹慎態度。蘭芳在箱子上題寫的自比蘭花、稱頌頑石的五言絕句，敢於明確標出是《題芹溪處士句》；而雪芹讚美蘭芳的題詞，卻僅僅冠以「拙筆寫蘭」，連「兼贈內子蘭芳」之類的款識也不願留下。
總之，從種種跡象看來，曹雪芹及其親友（顯然也包括蘭芳本人），都在盡可能地為蘭芳隱姓埋名，似乎是想讓她在人世間盡可能的銷聲匿跡。這種奇異的現象，對於一個普通的家庭婦女——哪怕是一個敗落的貴族小姐來說，未免太過反常。惟一合理的解釋：此人或許有著某種不可告人的隱情。
六、「舊時真本」之謎
曹雪芹所寫的《紅樓夢》原書，由於八十回之後的文字沒有流傳下來，我們對於書中人物後來的結局，只能如前面所述的那樣，根據八十回之前的暗示和脂、畸批語的線索，作一些大略的瞭解。但有的情況畢竟很不具體。例如史湘雲的結局，便無從確證。目前所能見到可資對照參考的材料，大概只有《續閱微草堂筆記》中記述的一段話：
戴君誠甫，曾見一舊時真本，八十回之後皆不與今同。榮寧籍沒後，均極蕭條；寶釵早卒，寶玉無以作家，至淪為擊柝之流；史湘雲則為乞丐，後乃與寶玉仍成為夫婦，故書中回目有「因麒麟伏白首雙星」之言也。
據周汝昌先生考索，過去見過這類佚本的，還不乏其人。說明這種被戴誠甫視為「舊時真本」的《紅樓夢》佚本，是確實存在過的，甚至有可能目前尚存於世（例如日本兒玉達童教授在四十年代見過的三六橋百十回本，便有重新發現的可能）。
我並不認為，這類佚本八十回後的文字果真就是曹雪芹原著的「真本」；當然也不認為，上面所引「舊時真本」中有關寶玉、寶釵、湘雲的結局安排，就與雪芹的原作有多少共同之處。但是，我可以斗膽地說，這種佚本的結局安排，絕非與雪芹無關的一般續書者所能想像得出來的，因而它很可能是雪芹的續妻蘭芳所續成的一種本子——只不過沒有得到《紅樓夢》稿本的抄錄者、也即最後的「版權所有者」畸笏叟的承認而已。
這樣分析的依據是什麼呢？
首先，見過這種佚本的人都稱其總回數為「百十回」，與目前所推考的《紅樓夢》原書總回數（百十回或百零八回）相一致。這就決非與雪芹無關的一般續書者所能想見，或者說即使能想見，也不會死按原來的回數去續寫。反之，如果是雪芹的妻子所續，則基於實現作者生前遺願等考慮，或許會照顧到這一點。
其次，我們將現在所推考的八十回後原作的情節，與這種佚本裡關於寶玉、寶釵、湘雲的最後結局作比較，便會清楚地看到：後者與前者的差異，並不是續書者的無知或妄篡，而是在原有情節的基礎上，作了時間上的推移和情節上的發展。根據脂批的提示，原作對於寶玉等三人的結局，大致是這樣安排的：
寶玉——「懸崖撒手」，「棄（『寶釵之妻，麝月之婢』）而為僧」；
寶釵——與寶玉婚後，「琴邊衾裡總無緣」，最後被「棄」，虛度青春（注意！她絕沒有死）；
湘雲——與丈夫遭變離異，成為永難重聚的「白首雙星」（注意！她也絕沒有成為寡婦）。
曹雪芹在書中一再申明，他所寫的內容，都是「半世親見親聞」的「身歷」之事，對其中人物的「離合悲歡，興衰際遇，俱是追蹤躡跡，不敢稍加穿鑿」。脂硯齋等人在批語中也處處感慨：「有是事」，「作者與余實實經過」，「三十年前事，見書於三十年後」等等。由此可見，作者給幾個主要人物安排上述那樣的結局，顯然也是以他自己「半世」的親身經歷為藍本，再經過藝術的概括加工而形成的。所謂「半世」，以什麼時期為限才比較恰當呢？我以為至少應以《紅樓夢》第一次定本（即乾隆十九年甲戌「再評」本之前的脂硯齋初評本）問世為限——姑定為乾隆十八年癸酉（1753）吧。因為，據我最近研究，《紅樓夢》八十回後的原作，是在該書首次以定本問世時，便和全書一道抄成了定本，然後才「被借閱者迷失」的。也就是說，包括人物結局在內的整個情節，作者只可能取材於在此之前的那一段自身經歷。
上述三人的結局處理，正與我們目前所能想像到的作者在著書之前的親身經歷極為相似。因為在乾隆十八九年以前，雪芹的前妻（即敦誠詩中那個「孤兒」的生母）顯然還在人世。這樣，雪芹雖不一定真的會「棄（前妻）而為僧」，卻很可能因與前妻和岳家發生矛盾，棄家遠居北京西山（大荒山？），從而「著書黃葉村」。既然前妻尚在人世，他當時顯然不會續娶。後來在某種特定情況下與雪芹「遇合」並成為其「閱評」書稿的助手的脂硯齋（即蘭芳），也就很可能還處於類似「白首雙星」那樣的境地。總之，雪芹曾有前妻，又曾遠離塵世避居西山，以及在續娶之前必有一段獨身生活等事實，已經足可成為他寫出上述那些人物結局的基本線索。
但是，從脂硯齋初評本問世，到後來曹雪芹逝世（壬午除夕，乾隆二十七年；或癸未除夕，乾隆二十八年），又過了十餘年。此間，雪芹的自身經歷，顯然有了進一步的發展變化——前妻死了，續娶了「新婦」，在荒僻的西山組建了新的家庭，等等。當生活中發生了這樣許多重大的變化之後，別說由其他知情者去續寫其結局，就是由雪芹本人來重寫，恐怕也不會一成不變地拘守自己十年前的構思。
我著重要強調的一個關鍵問題，便是曹雪芹自身經歷中的這些發展變化情形，正好與「舊時真本」的結局相吻合。說明這種佚本的續補部分，只可能是一個深知他的個人生活內情的人所作。而在目前所知瞭解其內情的人當中，又惟獨只有蘭芳在題寫悼亡詩時流露過「續書」的念頭。根據這一明證，至少可以初步推斷，所謂「舊時真本」的八十回後部分，確有可能是雪芹這位續絃夫人所作。但這一續書顯然沒有得到對《紅樓夢》稿本擁有至高無上的整理刪改之權的畸笏老人的承認，以致在曹雪芹的親人中只剩下他這「朽物一枚」的時候，其最後整理完成的一個《石頭記》定本——即蒙、戚諸本的祖本，依然只保留了雪芹的前八十回原作。因此，我們還應該深思一下：戴誠甫所見的佚本，為什麼被那樣肯定地稱之為「舊時真本」？是不是裡面保留著足以說明它是作者原稿本（包括蘭芳續補手稿）的某些版本現象呢？
至盼海內外學人盡力搜求這一佚本，揭破其中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