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雪芹續妻考 （二）
七、丟人經歷初探
根據上面的分析，所謂「舊時真本」的續補部分，如果確係有志續書的蘭芳所作，那麼，現在所知其續書中的某些人物結局的線索，便足可成為我們探尋這些人物的生活原型情況的間接材料。例如，原為「侯府千金」的史湘雲，在這種續書中淪為乞丐，又與寶玉結為夫婦，也就很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蘭芳與雪芹結合之前的現實概貌。
但是必須指出，即便是像《紅樓夢》這樣以作者自身經歷為素材寫成的小說，它也決不會與生活真實完全等同。深知作者「假語村言」之義的蘭芳，她在續書時也自然不會忽視這一點。因而我認為，所謂「史湘雲淪為乞丐」的描寫，只可能是在文學作品中打了許多折扣的某種生活真實的變形，而不會是對蘭芳「丟人」經歷的照搬。況且，曹雪芹及其親友之所以諱提蘭芳，顯然是因為她的經歷不可告人。如果蘭芳竟肯將自己不可告人的經歷直接搬進小說，又何須在現實生活中搞得那麼神秘呢？可是話又說回來，這種續書既然寫出湘雲在「淪為乞丐」之後才與寶玉結合，便至少可以間接地印證：雪芹的續妻確有某種不幸的經歷存在；她本人隱姓埋名，以及親友不忍提及，或許都與這種不幸經歷有關。有趣的是，當我們明白了這一點之後，反倒可以發現，有的親友實際上多次在詩篇中提到過她，只不過提得較為隱晦，不像「新婦飄零」之句那樣容易引起人們的注意罷了。
吳恩裕先生在1954年發表於《新觀察》的一篇文章中就曾分析說：敦誠詩中的「新婦」，很可能就是敦敏1760年深秋《過明君養石軒遇雪芹》詩「秦淮舊夢人猶在，燕市悲歌酒易醺」所說的《紅樓夢》中「猶在」的人，也很可能是敦敏1761年仲秋《贈芹圃》詩「燕市哭歌悲遇合，秦淮風月憶繁華，新愁舊恨知多少，一醉酕醄白眼斜」所指在燕市（北京）「遇合」的人。這分析極有眼光，真可謂體察入微！吳先生在同一篇文章中還說：
更重要的卻是，又有兩句常被考據家引用而未細加推敲的詩，就是敦誠在1757年由喜峰口《寄懷曹雪芹（霑）》詩中的：「揚州舊夢久已覺，且著臨邛犢鼻褌。」引用這二句的典故可能有，也必須有兩個重要涵義：一個是指當曹雪芹已醒了揚州夢之後，他的貧困有如當年司馬相如在四川臨邛時一樣，窮到穿犢鼻褌的地步；另一個是指曹雪芹也有一個像卓文君那樣新寡的女子和他共同生活。
吳先生的探索，已經觸及到了掩蔽事情真相的窗紙，可惜終於沒有把它挑破。敦誠含蓄引用司馬相如的典故，如果真要表明雪芹身邊有一個「像卓文君那樣的女子」，那麼，卓文君的本質特徵，就遠不是「新寡」所能概括，而應該是私奔——或者說二者兼有，重點在後者。
我們聯繫曹雪芹續妻的前述種種形跡來分析，如果僅僅是寡婦再嫁，在封建社會裡雖不光彩，但對於曹雪芹這樣思想性格的人來說絕不會介意，更不會在親友中弄得那麼神秘。反之，如果是一個罪囚之女，從某種尷尬處境中潛逃私奔，卻可能因牽涉許多難以想像的社會政治關係，而表現出前述的種種情形來。
「罪囚之女」——「尷尬處境」——「潛逃私奔」，真有這樣的可能性存在嗎？有。這正好可以從史湘雲身上找出線索。
書中的史湘雲是寶玉的表妹，賈母的內侄孫女，其叔伯中還有名叫史鼎的人（即書中所謂「忠靖侯史鼎」）。這與現實生活中蘇州織造李煦的孫女輩的情形完全相合。不僅李煦之妹確是曹寅之妻，雪芹的祖母；而且李煦也確實有子名鼎（這在故宮檔案中是有案可查的）。李、史同音，史湘雲的原型是李煦孫女，難道還有疑問麼？
雍正二年（1724，即李煦因「虧空」獲罪抄家的第二年）十月十六日，總管內務府大臣的奏折中記載著這樣一件事：
淮總督查弼納來文稱：李煦家屬及其家僕錢仲璇等男女並男童幼女共二百餘名口，在蘇州變賣，迄今將近一年，南省人民均知為旗人，無人敢買。現將應留審訊之人暫留候審外，其餘記檔送往總管內務府衙門……
因這道奏折所反映的只是雍正二年的事態，所以在將李煦家口解送回京後，在處置其「家屬」的問題上，又有某種轉機：
其中有李煦之婦孺十口除交李煦外，……均交崇文門監督五十一（按：系滿族人名）等變價。
這一次，不知是哪一門親友從中出力，李煦的「婦嬬十口」總算逃脫了被官府作價「變賣」的危險。
然而，到了雍正五年，年逾七旬的李煦，又因過去曾買送婢女給雍正死敵阿其那的老案發作，被刑部定為「奸黨」，呈報「秋後斬決」，後雖「著寬免處斬」，仍被流放到黑龍江打牲烏拉充當苦役致死。
由此可見，李煦家的悲慘遭遇及其家屬的不難想像的結局，與蘭芳的神秘舉止和敦誠詩中的奇怪用典，實在是驚人的吻合。將這幾個方面相互印證，似可大致推斷出：蘭芳在和雪芹結合之前的遭遇，很有可能是被官府變賣而淪為某種「下賤人物」，然後又在某一見義勇為的曹家故交的幫助下潛逃出來，與雪芹「遇合」於燕市。
一個出身於八旗貴族官僚之家的「千金之質」，被賣作「下賤人物」，已經是相當丟人的事情，如果再加上潛逃私奔這樣不可告人的經歷，那就不僅是丟人，還有可能引起訟事，禍延親友。李煦的孫女——一個「罪囚」的後人，如果落到如此地步，除了隱姓埋名銷聲匿跡之外，難道還有別的選擇麼！
這種種跡象，均可成為「史湘雲說」的有力佐證。於是可以進一步推斷：曹雪芹續妻的全名，或許應該叫——李蘭芳。
八、原來她真的姓李
史湘雲畢竟是小說中的人物。我們僅從她在書中的地位相當於現實生活中李煦的孫女，以及李煦孫女的遭遇可能與雪芹續妻的遭遇相同，便判斷蘭芳姓李，當然很難讓人信服。可是事有湊巧，在本文三易其稿之後，又有兩條新的材料闖入了我們的視野。《紅樓夢研究集刊》第五期所載徐恭時先生的一篇文章，有這樣一段話：
筆者在搜訪曹雪芹史料中，曾聽說有關曹雪芹所娶妻子及妻家的傳說，幾種說法不同……現在先引其中一段，謂雪芹之妻為李煦孫女，她誕生在蘇州。……
這是我所謂新材料之一。但這材料有兩點不足，一是不能判斷誕生在蘇州的「李煦孫女」到底是前妻還是繼配；二是作者搜訪此種傳說，已是周汝昌先生首倡「史湘雲說」之後的事情，其傳說雖可作為參考，卻免不了有附會傳聞之嫌。真正令人感興趣的，還是徐先生緊接著轉述的另一則材料：
在《紅樓夢散論》中收有張次溪《記齊白石談曹雪芹和〈紅樓夢〉》，其中提及齊白石於光緒二十九年癸卯在西安樊樊山幕中，一次聽一位旗籍朋友談，「曹雪芹娶李氏寡居的表妹，這位表妹嫁給雪芹後，沒多久，雪芹死了，她又孀居，伶仃孤苦，在人家幫傭為生」云云。
《紅樓夢散論》這本書，在胡文彬所編《紅樓夢敘錄》中錄作《散論紅樓夢》，是香港建文書局1963年10月出版的一本紅學論文集。因筆者未見此書，不瞭解張次溪一文詳情。但僅據徐恭時先生轉引的那句原文，已經夠令人吃驚了。「李氏」——「寡居」——「表妹」——（雪芹死後）「又孀居」——「伶仃孤苦」。這就無異於把我所推考的基本線索，全都給串連起來了。而最值得重視的則是，齊白石聽到這一口碑的時間，是光緒二十九年（1903），講述者又是一位「旗籍朋友」。那時候，在《紅樓夢》研究領域裡，還被「納蘭成德家事說」之類佔據著地盤，不僅周汝昌的「史湘雲說」尚未出世，就連胡適的「曹雪芹自敘說」也晚生了一二十年。當時從旗人中即傳出雪芹續妻姓李，又是表妹，當然不可能出於附會周說。特別是與我們現在的推考相印證，更可看出它的來歷不凡，其可信度應該是比較高的。
所以，蘭芳姓李，算是又找到了一個不容忽視的旁證。
九、脂硯齋與她形景相似
耐人尋味的是，李蘭芳力圖隱姓埋名、銷聲匿跡的神秘舉止，在脂硯齋身上也同樣表現得很突出。
曹雪芹寫作《紅樓夢》，在當時的社會環境中，確實冒著一定的風險，因此，他不得不在小說的開頭寫下一些抽像而又多餘的剖白之辭，在全書的藝術手法上，也不無過分含蓄委婉之處。然而，曹雪芹卻並非像有的研究者所想像的那樣小心謹慎，那樣顧忌封建統治者的政治壓力，那樣擔心自己的小說招禍。即以署名問題為例，在曹雪芹逝世之前十餘年便陸續傳抄問世的的各種《紅樓夢》稿本中，雖然在表明作者身份時使用了如「畫家煙雲模糊（法）」那樣的「狡獪之筆」，卻畢竟敢於寫出「曹雪芹於悼紅軒中披閱十載，增刪五次」的話，實際上便是大膽地表明了他自己的作者身份。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僅僅作為曹雪芹的助手替《紅樓夢》作了些「閱評」的脂硯齋，倒反而除了留下一個古怪的別號之外，簡直是滴水不漏地隱沒了自己的真名實姓。這現象不是顯得有些反常麼？
批書不用真名，還可以解釋為避文禍，或避免涉及其他方面的諸多不便；而在日常生活中也全然隱姓埋名，甚至在至親好友面前也藏形匿跡，就更加難以理解了。
從脂硯齋的批語中可以看出，此人分明是一個年事不高、學識不凡、思路敏捷、性格詼諧活潑的風雅人物。據我後文論證，脂硯齋還與曹雪芹朝夕相處，有著極親密的關係。可是，在目前所知有關曹雪芹與其摯友頻繁交往的種種詩文記載中，卻見不到此人的明確蹤跡。到底是脂硯齋不願意參與這類活動，還是寫作詩文的人有意加以迴避呢？不論屬於哪一種情況，都表明脂硯齋與李蘭芳在形景上頗為相似。
由此，人們不能不產生這樣的疑問：天底下哪有這麼湊巧的事情？——在曹雪芹貼近的親人和助手之中，竟無獨有偶地存在這麼兩位（按：畸笏叟不能包括在內，據後文所論，他與雪芹本來就異地而居）形景相似的怪人，而且都要千方百計地隱瞞自己的一切，就像是合謀起來故意與後世的紅學家們作對似的。
但是，反過來說，如果將蘭芳與脂硯這種奇怪的形景相似，用來說明她們本來就是同一個人，那麼，這一切都變得十分自然而合乎情理了。然而如此一來，便又引出另外一個更加耐人尋味的問題。
十、以「脂硯」取號說明了什麼
長期以來，我心裡始終縈繞著一個疑點：脂硯齋所作的批語，顯露出那麼濃厚的封建正統觀念，為什麼又會做出以「脂硯」取號這樣大破封建正統觀念的驚人之舉？
誠然，一個人的思想意識會有發展變化的可能，也會有進步與落後因素交織並存的情況，但不管怎麼說，產生或形成某一種思想意識，總是與每一個人的社會生活實踐分不開的。譬如，脂硯齋在批《紅樓夢》時，雖已淪落到和曹雪芹相同的窮愁潦倒的地步，卻仍在對許多問題的認識上，保持著一腦袋的封建正統觀念，這就顯然與其長期身處封建貴族家庭的具體生活實踐分不開。那麼，在脂硯齋那封建正統觀念頑固盤據的頭腦之中，又偏偏存在著這麼一塊敢於以「脂硯」取號的極不協調的「飛地」，不也同樣與其自身經歷中的某一種生活實踐密切相關麼？
而且還應當看到，脂硯齋在這個問題上所顯露出的某種生活實踐的跡象，似不同於柳耆卿的混跡於妓院娼樓，也不同於王稚登的交結薛素素。因為從此人所作批語中可以看出，脂硯齋絕不像是一個在思想和行為上放蕩不羈的人，而是僅僅表現為將一個早已不復存在的歷史上的娼女的遺物視為珍寶，以及用這並不雅觀的硯石名稱（「脂硯」）取了自己批書的別號。但僅此一舉，卻大有將硯石原主人（薛素素）引為同調或尊作楷模的意味。這就未免與旗人的家庭出身，尤其與其批語中反映出來的某些思想意識相去太遠。
又是無獨有偶。前文引述那首蘭芳題寫在箱篋上的悼亡詩，也有類似思想的下意識流露。詩的頸聯：「織錦意深睥蘇女，續書才淺愧班娘」，從墨跡上看，是修改後的句子。內容暫且不提，形式上它並不合律。相反，原來所寫而被劃掉的一聯：「才非班女書難續，義重冒……」，雖未寫完，卻看得出是大體合律的（當然也應以同樣是原來寫出而被劃掉的首聯平仄為準）。
按常規，人們自然會以為：既是將一個基本合律的句子草草改得連合律與否也不顧了，一定是原來所寫的句子在內容上不及改句貼切，或者文詞不及改句高明。然而事實並非如此。
對比原句和改句，其中「才非班女書難續」與「續書才淺愧班娘」，意思大致不差，文詞上也難分高下，說明修改的原因不在於此，而在於寫到中途便戛然而止的「義重冒……」這一殘句上。代替這一殘句的「織錦意深睥蘇女」，在文詞上是否就比「義重冒……」的全句高明，我們不能盡知，但至少看得出來，似並無特別值得稱道之處。而在內容上，這樣的改句實在不大佳妙。
「織錦意深睥蘇女」，用的是前秦竇滔之妻蘇蕙織回文璇璣圖錦的典故。粗看似有兩點可取：一、蘭芳曾替雪芹手繪織錦紋樣草圖，與蘇蕙織回文錦贈竇滔，在形式上有些近似；二、蘇蕙字若蘭，與蘭芳的名字有相同之處。但如果深究起來，蘇蕙織回文錦，是因為竇滔另有新歡而冷落了她，正表現出他們之間缺乏恩愛，這和蘭芳悼亡詩的情調以及箱子上整個鐫刻字畫所反映的內容都不協調。那麼，原來打算寫出的句子，又會不會比這更差，以至非改不可呢？看來情況好像並不如此。
吳恩裕先生曾經推斷說，在這勾改之處，原來「大概是要寫『義重冒郎……』」。結合前後的平仄、對仗和內容加以檢驗，這判斷應該是不錯的。也就是說，蘭芳原來的構思，是想用明末清初江南才子冒辟疆（襄）對董小宛的深摯愛情，來比喻曹雪芹對她的情義（如不寫出這一點，悼亡詩頷聯的「睹物思情」便沒有著落；修改後的這首詩，正存在著這一「起承轉合」上的嚴重缺陷，通篇找不到一句描寫雪芹生前情義的內容）。
董小宛名白，又字青蓮，在與冒辟疆結合之前，原為秦淮名妓。冒辟疆雖是江南才子，並不因小宛出身卑賤而輕慢她，而是自始至終與之相親相愛。到小宛死後，他還飽含深情地寫過一篇《影梅庵憶語》來懷念她。這在清初的士林中被傳為美談。顯而易見，蘭芳引用此典傳寫雪芹待她的情義，既貼切，又承接了前文，遠勝於改用蘇蕙一典（此典恰與頷聯的「睹物思情」相抵牾）。
面對這種明顯的改優為劣的奇特現象，讓人不得不往更深處想：是不是因為考慮到「冒郎」所深愛的是一個盡人皆知的名妓，怕人產生不愉快的聯想呢？再反過來說，最初構思的時候，又怎會意識不到這一點？如果連如此著名一個人物的身份可能引起的聯想亦居然有所忽略，那豈不是說，蘭芳最初的思路，正是一種下意識仰慕心理的自然流露麼？而後來的匆忙勾改，豈不又成了欲蓋彌彰？
所以，箱子上的勾改殘句，與硯台上的脂硯齋署號，二者雖然在表現形式上各異，其蘊涵的實質內容卻相同。都從不同的角度，透露出一種相同的、下意識的仰慕和類比歷史上某些「高雅妓女」的奇特心理。這兩件現存文物所展示的物證，既矛盾又一致，既涉及蘭芳又牽連脂硯，兩相印證，互為補充，可以進一步證明：蘭芳與脂硯齋確是同一個人，她很可能曾有過淪為妓女的不幸遭遇。而且可以肯定地說，在曹雪芹的親身經歷中，其家族成員亦確曾有過淪為妓女的事例。不然的話，在他「追蹤躡跡，不敢稍加穿鑿」而寫出的《紅樓夢》裡，便不會有「擇膏梁，誰承望流落到煙花巷」這樣的人物結局了。在敗落前有條件「擇膏梁」的，自然不會是丫環僕婦，只可能是大觀園中的千金小姐。
十一、脂硯齋性別考辨
由此可見，脂硯齋和李蘭芳到底是不是同一個人，這是研究曹雪芹續妻問題的關鍵所在。而解決這一關鍵問題之關鍵，又在於確證脂硯齋為女性。只要證明了這一點，脂硯齋便只可能是曹雪芹的妻子。否則，在當時那種封建社會裡，一個並非妻子的同輩女性，竟去為雪芹著書充當助手，其批語的語氣那麼親暱，而且直到雪芹去世之後還在那裡揮淚作批，恐怕是無論如何也說不過去的吧。
關於脂硯齋的性別問題，周汝昌先生作了一些很有意義的探索。但由於他將脂硯齋和畸笏叟混為一談，又給自己的論斷埋下了一個很難脫身的陷阱。因此，我現在主要從辨別脂評本（主要是甲戌本和庚辰本）的批語入手，對脂、畸二人的相異之處作一些探索，以此作為對周先生探索工作的補充。如果真正解決好了這一問題，脂硯齋的性別問題亦可迎刃而解。
（一）工作性質的區別
脂硯齋的工作，主要是負責寫批語，附帶著審閱小說成稿，概而言之，即所謂「閱評」。其所作批語，大部分集中在雪芹在世期間；雪芹去世以後，數量有所減少。
畸笏的工作，則主要是負責抄錄稿本，即把作者修改好的底本謄清為定本，包括過錄脂硯齋的批語。在抄錄之中也附帶進行一些校勘工作。當抄錄工作基本告一段落之後，畸笏從壬午年起，也開始在庚辰本和後來獲得的脂硯甲戌自藏本上，陸續作了不少批語。其所作批語的數量，僅次於脂硯齋，而遠勝於在這些稿本上也同樣作過批語的「棠村」、「松齋」等諸公。
關於脂、畸在工作性質上的這些區別，過去的研究者一直存在著誤解。主要是忽視了對畸笏其人的深入研究，誤將《紅樓夢》定本的抄錄者認作脂硯齋。這也是導致關於脂硯齋問題上種種錯誤論斷的根本原因之一。對此，筆者已另有專文辨證，故不贅。
（二）批語署名和批語位置的異同
在現存的脂評本中，庚辰本保存了數量最多的署名批語，而同時，又不是所有的批語都署名，或者確切地說，其中大部分批語仍然並不署名。正是這種署名與不署名批語並存的現象，使得過去紅學研究中長期存在著不同程度的混淆脂、畸二人批語的情況。其實，只要我們根據庚辰本批語的不同位置，聯繫著署名與否的情況加以研究，便能尋出脂、畸二人在這類稿本上作批的大致規律，從而為我們分辨其他脂本上的批語作者提供線索。
規律之一，脂硯齋作批一般不署名落款；畸笏作批則一般都要署名落款（所謂「一般」，是就兩人在署名問題上的基本原則而言的）。反過來，便大致可以分辨出，庚辰本上凡無署名落款的批語，一般都是脂硯齋所作；而凡署有畸笏名款（包括其獨具的干支時令）的批語，則是畸笏所作。當然，在這種大致的分辨之外，也還存在一些例外的情況（詳後）。
為什麼會有這樣一種基本的規律存在呢？
據我分析，脂硯齋最初在稿本上作批，可能都是要署名的，但自從書名總標出「脂硯齋評」的字樣以後，謄抄稿本的人（畸笏）便理應將批語中原有的脂硯齋署名一概刪除；脂硯齋本人此後新加批語，也就一般不再署名了。庚辰本雙夾批中殘留的一部分脂硯齋署名，顯然是畸笏在將早期稿本上脂硯齋所作的旁批過錄整理為雙夾批時，對原有旁批中的署名刪而未盡的遺跡。那麼，庚辰本眉批裡怎麼也有一部分脂硯齋的署名落款呢？這是因為，脂硯齋在業已重定的己卯原本（注意！此時還並非庚辰原本）上新加批語時，除了大量使用其作批的主要地盤——正文行側之外，有時也不得不佔用一點眉間的空白去作批。而從道理上講，這種已被定名為《脂硯齋重評石頭記》的稿本，其眉間空白是理應留給其他的讀者「諸公」（當然這裡面也大都是作者的親友）使用的。所以，脂硯齋在庚辰本上新添了那麼多行側的旁批，亦從不署名，卻惟獨在偶爾也寫一點眉批時，會間或意識到應該留下署名（包括其獨具的干支時令——「己卯冬月」），便正是為了和書眉上的其他「諸公」之批相區別。可是由於習慣成自然的緣故，脂硯齋即使作眉批，也往往會忘記署名，尤其在現存甲戌本的原底本（脂硯齋自藏本）上更是如此。當然這並不妨礙我們認定它是脂硯齋的批語（因為其他「諸公」所作的眉批，大都是要署名落款的）。
至於畸笏叟，由於他是稿本的抄錄者，很瞭解如果作批不署名，便會同脂硯齋的批語相混淆，所以，除了在抄錄稿本時隨手所加的一些校勘題記性質的文字（如「乾隆二十一年五月初七日對清，缺中秋詩，俟雪芹」，「此後破失，俟再補」，等等），並不署名之外，後來他正式作批，則全都加了署名落款（包括其獨具的干支時令「壬午春」、「壬午夏」、「壬午九月」、「丁亥春」、「丁亥夏」，等等）。
規律之二，畸笏所作全是眉批，脂硯齋所作則除一小部分眉批之外，還包括幾乎所有正文後面的雙行小字夾批和旁批、回前回後批等。其中的極少數例外情況是：在雙夾批中，顯然有抄錄者在過錄早期稿本上的批語時，因刪除署名而不慎混入的少數棠村、松齋等人的批語。但一當我們澄清了脂硯齋的性別問題以後，這類混入雙夾批中的他人批語便很容易區分出來。
為什麼畸笏（亦包括其他「諸公」）會全作眉批？這不難理解。因為他（或他們）明知甲戌、己卯、庚辰本是「脂硯齋重評」本，其批語主人是脂硯齋，相對而言，他們處於客位，理應在留給一般讀者的眉間空白作批。不然的話，在作眉批時那麼習慣於署名落款的畸笏等，何以不見署名於旁批和雙夾批中呢？反之，已經不大習慣署名的脂硯齋，反倒在雙夾批中殘留了一些早期署名的痕跡。這無不說明，《脂硯齋重評石頭記》中的絕大多數雙夾批和旁批，確為脂硯齋所作。
（三）語氣及年齡輩分的懸殊
當我們真正分清了現存甲戌、己卯、庚辰等本上不同位置的批語的大致歸屬之後，就可以清楚地看出，畸笏作批，儘管對作者讚揚備至，甚至也倣傚脂硯齋作批的習慣，戲稱書中男主人公為「玉兄」、「石兄」（注意！脂硯齋有時還用以戲稱作者，畸笏卻絕不），但總的說來，其語氣都比較嚴肅，顯得年事較高，常常下意識地流露出長輩的口吻。如在「畸笏」的署號後面加上「叟」或「老人」字樣，或在批語中自稱「老朽」或「朽物」等。以此對照其他那些不帶署名的批語，凡有這類顯露長輩口吻或自稱「老人」、「老朽」、「朽物」的，便都可以斷定為畸笏所作。如甲戌本第二十三回的一條回後批：
「秦可卿淫喪天香樓」，作者用史筆也，老朽因有魂托鳳姐、賈家後事二件，嫡是安富尊榮坐享人能相得到處；其事雖未漏，其言其意則令人悲切感服，姑赦之。因命芹溪刪去。
這就顯然是畸笏在追述他如何以某種理由強令作者刪去淫喪天香樓情節的往事。耐人尋味的是，雪芹居然真的「遵命」，將原來十四五頁長的一回書，刪去了三分之一的篇幅。本來，這是畸笏叟施展長輩淫威干預《紅樓夢》創作的一個典型事例，卻一度被研究者們誤認為是脂硯齋所為，豈不冤哉枉也！
而遍查脂硯齋的批語，卻從來沒有這種老氣橫秋的語氣，也從來沒有以長輩自居的嘴臉。總的說來，脂硯齋的批語顯得詼諧活潑，感情真摯，明顯地表現出與作者輩分相同的一種特殊親暱關係，而且常常下意識地流露出女性口吻。如甲戌本和庚辰本第二十六回一條共有的旁批，其末尾有這樣一段話：
玉兄若見此批，必云：「老貨！他處處不放鬆我，可恨可恨！」回思將余比作釵、顰等乃一知己，余何幸也！一笑。
請注意！這裡所稱的「玉兄」，已經遠非指書中主人公賈寶玉了，分明是特指寶玉的生活原型——《紅樓夢》作者曹雪芹。否則，「回思（玉兄）將余比作釵、顰等乃一知己」云云，便不可解。另外，這裡設想作者會笑罵的「老貨」之稱，也只能是用來戲稱或貶稱女人的（《紅樓夢》中不乏其例），這與畸笏自稱「老人」、「老朽」大異其趣。假如脂硯齋果真是作者的叔叔，則不論與作者的關係多麼親密，也絕不可能去設想侄子會呼叔伯為「老貨」。尤其是印證這條批語所透露的另一事實——作者曾將脂硯齋「比作釵、顰等乃一知己」——試問，天底下哪有親侄子將叔伯比作情侶的道理呢？
又如，庚辰本同回，描寫寶玉當著黛玉的面，開紫鵑的玩笑說：「好丫頭！『若共你多情小姐同鴛帳，怎捨得疊被鋪床？』」這實際上是在借《西廂記》的詞句，露骨地表達他對黛玉的愛慕之情。黛玉聽了，自然是「登時撂下臉來」。此處有一旁批云：
我也要惱！
這又是作批者下意識地將自己擺到了與書中黛玉相類的位置上。試想，如果作批者不是女性，或者雖是女性而不是鍾情於作者或與之有夫妻關係的女性，怎麼可能寫出這樣滿含嬌嗔意味的批語呢？要真是雪芹的叔叔如此作批，豈不令人作嘔！
再如，以庚辰本上明系脂硯齋批語的這類口吻，去驗證其他本子上的無署名脂批，我們可以發現，蒙古王府本的許多旁批，也顯然是脂硯齋所作。第三回寶玉摔玉後，黛玉傷心落淚，蒙府本便有批云：
我也心疼，豈獨顰顰！
他天生帶來的美玉，他自己不愛惜，遇知己替他愛惜，連我看書的人也著實心疼不了，不覺背人一哭，以謝作者！
這也同樣是把自己擺在作者所深愛的「女兒們」的立場上，極為動情地答謝作者（注意！不是答謝寶玉）對「知己」們的一往情深。其中「我也心疼」，「遇知己替他愛惜」等語，與庚辰本上的「我也要惱」，「將余比作釵、顰等乃一知己」，無論從身份、口吻到措詞、格調，都完全一致。
此外，庚辰本第二十二回寶釵過生日，賈母叫鳳姐等人點戲。有眉批云：「鳳姐點戲，脂硯執筆事，今知者聊聊（原誤寥寥）矣！不怨夫！」第三十八回湘雲請客，寶玉要合歡花浸的酒。有夾批云：「傷哉，作者猶記矮 舫前以合歡花釀酒乎？屈指二十年矣！」這些都明顯地透露出：脂硯齋確是被作者寫入書中的「當日所有之女子」中的一員。具有上述類似意味和口吻的脂硯齋批語，真可謂不勝枚舉，因限於篇幅，不再贅述。
當然，在脂硯齋的批語中，偶爾也有故意掩蓋自己的性別身份的情況。較突出的一例，是庚辰本第二十一回回末批語中的那首題詩，其中「茜紗公子情無限，脂硯先生恨幾多」，便以「先生」之稱相掩飾。但只要設身處地想一想，在這種地方不如此稱呼，恐怕也很難恰當措詞——難道可以公然寫上「脂硯夫人恨幾多」麼？但儘管有這種掩飾性的稱呼，卻因在詩中將自己的「幾多」隱恨，與茜紗公子（寶玉）的「無限」深情寫作對偶句，便仍然洩露了天機。這與甲戌本《凡例》所錄「漫言紅袖啼痕重，更有情癡抱恨長」的詩句如出一轍。
至於庚辰本雙夾批中有極少幾條談「風月」，談養戲子的經歷等明顯為男性口吻的批語，如前所述，我以為正是畸笏在最初過錄早期批語時，不慎混入了極少數棠村、松齋等人的批語所致。然而另有一些確屬脂硯齋所作，卻被歷來的研究者誤認為是男性口吻，甚至誤認為是以寶玉自況的庚辰本雙夾批和旁批，因說來話長，須作專題討論，此處暫置勿論。
（四）生活起居上的親疏
庚辰本上，還有一些不大引人注意，卻很具重要意義的批語。如第二十一回一條較長的眉批之後，寫著這樣一句近似於落款的話：
壬午九月，因索書甚迫，始志於此。
紀年為壬午，自然是畸笏所作。核對畸笏在該年所作的批語，也果然是截止於「壬午九月」。仔細玩味，此處的「索書甚迫」，顯然是作者急需索回書稿，而不是其他人催逼索借。算起來，畸笏從壬午春一直批到壬午九月，佔用該稿本達半年之久，此時作者終於索回書稿，應是情理中事。值得注意的是，一當書稿被索回，畸笏在此後的四五年間，便失去了繼續作批的機會；直到乾隆三十二年丁亥（1767），作者逝世已經四年，而且此時脂硯齋亦相繼亡故，他才又重新獲睹庚辰本和脂硯甲戌自藏本，並在上面繼續作批和作適當整理。
由此可見，畸笏與作者的居住之地，相距決不會很近。前面所述他在抄錄稿本時，將需要增補之處批注在書稿上，而不口頭告訴作者，亦可見此中端倪。另據《瓶湖懋齋記盛》所載，曹雪芹離開自己遠在京郊西山的白家疃茅舍，到城裡去替人扎糊風箏，曾借住其「家叔所寓寺宇」。而《紅樓夢》楔子中所敘抄錄《石頭記》問世傳奇的人，亦被稱作「空空道人」和「情僧」，則正好暗示出，現實生活中的稿本抄錄者可能是一位崇信佛道的人物。那麼，這個在作批時亦明顯流露出濃厚的佛道思想的《紅樓夢》稿本抄錄者畸笏，豈不正是寓居「寺宇」的雪芹「家叔」麼？雪芹住所與這位家叔「所寓寺宇」相距甚遠，亦恰好同作者「索書」之後畸笏不能繼續作批的情況相吻合，皆可成為這件事情的有力證據。
脂硯齋的情況則大不一樣。其所作的批語，不僅時露與作者玩笑戲謔之態，而且還有在同一天之內與作者互相續批的情況發生。
庚辰本第二十七回，有三條對答式的不署名批語：
余讀《葬花吟》凡三閱，其淒楚感慨，令人身世兩忘，舉筆再四，不能加批。
先生想身〔非〕寶玉，何得而下筆？即字字雙圈（按此批下面的《葬花吟》確有數處被批書人加了圈），料難遂顰兒之意，俟看過玉兄後文再批。
噫嘻！客亦《石頭記》化來之人，故擲筆以待。
單是這三條，還不能看出其中妙處。緊接著的第二十八回起首一頁，又有與上批相關連的一條眉批：
不言煉字煉句、辭藻工拙，只想景、想情、〔想〕事、想理，反覆推求悲感，乃玉兄一生之天性。真顰兒之知己，玉兄外別無一人。想昨〔日〕阻批《葬花吟》之客，嫡是寶玉之化身無疑（原誤移）。余幾作點金為鐵之人。幸甚，幸甚！
最後這條批語，既是對昨日阻批《葬花吟》之人的心悅誠服，又是向讀者微示其人的真身份——「寶玉之化身」即作者本人「無疑」。而至關重要之點更在於，它還揭示出一個有趣的事實：前面的三條批語，都是在同一日之內（即「昨日」），脂硯與作者互相續寫而成的；後面的一條批語，則是相隔一日之後續寫的。而且在形式、內容和語氣上，都顯得毫不拘禮。先作批的人（脂硯齋）見了阻批人的批語後，在續作批語時變得嬌嗔戲謔之態畢露，同時又蘊含著敬慕傾倒之情。阻批的人（「寶玉之化身」即作者）則循循善誘，巧妙地促使作批者從後面所寫書中人物寶玉的內心感受中去領會《葬花吟》的意境，同時又詼諧地戲稱脂硯齋為「先生」。他們這樣轉瞬之間接踵續批的情景，比起書中所寫寶玉夜續《南華經》，黛玉在第二天清晨又緊接著題詩相戲的密切關係來，怕是有過之而無不及吧。
類似的事例還有。庚辰本第二十一回夾批：「……作者一生為此所誤，批者一生亦為此所誤。」後面緊接著批道：「被誤者深感此批！」後面這一位對前批深表贊同的「被誤者」，豈不正是前批中公開表明與「批者」相提並論的另一位「一生為此所誤」的人——此書「作者」麼！
像這類不時出現的作者與批者相互續批的現象，我以為都足可反映出：脂硯齋和曹雪芹不僅在感情上親密無間，在實際生活中也是朝夕相處的。
十二、結 語
以上粗淺的考證和分析，僅僅對涉及曹雪芹續妻問題的一些主要方面，作了一定程度的澄清。另有一些與此相關的問題，譬如她與曹雪芹結合的時間，她的卒年，等等，因限於篇幅，只好留待今後再進一步探討了。
筆者深知，由於自己學識譾陋，也由於本文開頭所說的種種歷史原因，這是在自不量力地觸及一個很難得到最後證實的棘手問題。但是我想，無論在自然科學或社會科學的發展史上，都不乏這樣的事例：某些在當時看來還證據不足，或者根本無法證實的推斷或猜想，往往一經提出之後，便能觸發人們對它作更全面深入的研究，從而使其在不長的時間內，迅速得出肯定或否定的圓滿結論。而在產生這一結論的過程中，又往往可以促使有關領域的研究工作更深入地向前發展。
這便是筆者不揣冒昧試作此文的初衷。用一句中國的老話來概括，叫做拋磚引玉。現在磚已拋出，就請讀者和各位方家，對此提出更有力的實證或駁議吧！